从《爱、金钱和孩子》看“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近期教育部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推出了减负的双减政策，一减是减少校内作业，二减是减少校外补课。至于对这个评价，可以参考这本书《爱、金钱和孩子》给我们的启发：
《爱、金钱和孩子》——
育儿经济学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学校系统的组织
原文约5000字 | 建议阅读5分钟 |
前言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条件及其历史变迁的方式对育儿习俗以及良好教养方式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而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最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更多。
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的行为，以及采用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也就是“直升机父母”，即父母一直“盘旋”在孩子上空，监督孩子的一举一动。
育儿经济学
人们基本上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优化其行为。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科；社会学是关于为何人们缺乏选择的学科。
首先要了解育儿有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专断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
专断型教养方式。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规则不需要被解释，不需要被商定，也不需要被理解，它们只需要被遵守
放任型教养方式。恰好是专断型教养方式的对立面。放任型父母遵循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
权威型教养方式。采取了折中手段，像专断型父母一样，权威型父母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达到目标。在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学校中比其他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表现得更好
（后面我们会用“密集型教养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来指代结合了权威型和专断型元素的教养方式）
父母和孩子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如果要挑出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就是如何在当下的乐趣和对未来的投资之间做出权衡。父母采取何种教养决策背后的基本动机，在于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之间的平衡：
父母的利他主义。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的完全共情。具有利他心的父母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他们有益的观点，他们通过孩子的视角看待孩子，而非给孩子强加他们的观点。利他主义的父母认可孩子的偏好，那么完全由利他动机驱动的父母总是会让孩子来规划，也因而采取一种放任型的教养方式
父母的父爱主义。父母总是比孩子自己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因此，父爱主义的父母时刻准备着做出可能减少孩子当前的幸福感、但他们判断符合孩子长期利益的代价高昂的行为。父爱主义动机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父母采取了权威型或专断型教养方式
是什么决定了父母会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呢？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流行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呢？
在一个教育和努力能得到高度回报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生活艰难的社会中，即使以抑制孩子的个人发展为代价，父母也会有很强的动机督促孩子。因此，我们会看到经济不平等和密集型教养方式相关
如果父母生活在一个好工作取决于一个人的出生地位或社会关系而非美德或技能的社会中，他们也有可能不太关心孩子的教育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今天，“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向密集型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不仅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子的交友与恋爱。父母的干预已逐渐扩大到成人范围，并且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他们孩子的教育中，甚至远远超出了高中和本科阶段
证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明、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有爱心吗？
我们的理论是，父母会对激励的变化做出反应，特别是对于他们孩子成年后生活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什么让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行为？
通过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时间来衡量育儿强度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养子女的重要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结果，父母越来越担心孩子的学业表现，并通过更加密集的教养方式以及选择有利于孩子取得学业成就的教养方式来应对。因此，“直升机父母”的兴起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理性反应。
经济不平等的增加除了促使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改变了父母的行为。特别是，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在一个利益攸关的世界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失。中产阶级的父母开始推动他们的孩子采取成人风格、成功导向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直升机育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根据我们的经济激励理论，在更加平均的社会中，比如北欧国家，父母应该表现得更加放任。与之相对的，“虎爸”“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应该在高度不平等国家更为常见。
育儿经济学也预测了它们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密集型（特别是权威型）；在收入分布变得更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会更快得到普及
但不应该将宽松的教养方式与忽视的教养方式混为一谈。我们的论点并不是美国父母或中国父母比欧洲父母更好或更糟。不同的教养方式有利有弊，其适用性因经济环境而异。
不平等、再分配和教育回报率——都与父母对孩子经济前景的预期有关
在高不平等国家，许多父母会强调勤奋是孩子需要学习的重要价值观，而在低不平等国家，父母则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果，即经济不平等确实是各国选择更宽松或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父母们明显更重视孩子独立性和想象力，我们将其与放任型教养方式联系起来。勤奋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很受欢迎
公共政策的角色：税收和再分配如何影响教养方式。累进式税收是一项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如果税率随着应税收入的增加而变得更高，则征税方法是累进的。累进税的目标是重新分配收入，它有利于收入较低的穷人，而牺牲了收入较高的富人的利益。税收累进程度越高，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可支配收入差异也越小。如果税收累进程度不高，父母更倾向于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相反，在税收累进程度高的国家，我们应该能观察到更多的放任型父母
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不同教养方式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孩子的教育成就。由于我们的论点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孩子的经济前景，我们应该看到父母干预的强度会随着教育的经济利益的增大而增加。特别是，我们预期看到父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不那么放任，尤其是在教育回报率高的国家中，更倾向权威型。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在不平等程度上升、隔离加剧的时期，穷人可能不仅在收入和就业方面，还会在育儿方面落后。也就是说，当中上阶层的父母们面对不平等的增加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时采用了密集型教养方式，而弱势群体进行相同规模投资的能力可能正在恶化
经济学家用“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来描述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或社会无法摆脱的持续的糟糕结果的原因与结果，也就是说，贫困导致了贫困。
同理，育儿差距可能是“育儿陷阱”的根源。更密集的、成就导向的教养方式可能现在在其他方面占据优势的群体中已经成为某种习俗。
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共同抚育他们的孩子，在育儿上花更多时间，并且采用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的教养方式。与之相反，在已处于弱势的家庭中，父母面对着越来越紧迫的约束，这些约束让他们无法采取同样的成就导向的做法（财务和时间）。
因此，育儿差距增加了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所要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障碍。育儿差距可能是“育儿陷阱”的根源。更密集的、成就导向的教养方式可能现在在其他方面占据优势的群体中已经成为某种习俗
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有父母都增加了对养育子女的投入，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增加的幅度更大，这表明育儿差距已经扩大了。
为了衡量育儿陷阱的风险，我们需要考虑育儿差距的潜在根本原因
不同背景的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期望和抱负所致。父母理性地预见到自己的孩子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并相应地调整了教养方式。
差异不是源于目标或期望，而是源于父母面临的约束。其中一个限制因素是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父母实施不同教养方式的能力可能会不同。自身成长于专断型家庭的蓝领父母可能不太熟悉权威型教养方式。培养孩子的偏好或态度是权威型教养方式的一个关键要素，而这可能需要软技能，高学历的父母更有可能拥有这样的软技能。
家庭之外的更宽泛的孩子成长环境。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者们认识到了同伴的重要性，孩子能够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有抱负的孩子周围也同样是这样的孩子，那么，他们可能会（如在教育方面）表现得很好
不平等加剧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社会中的育儿差距。反过来，育儿差距将产生更多的不平等。这预示着下一代之间机会差距日益扩大的令人不安的前景。育儿差距变成了育儿陷阱。
避开育儿陷阱的政策:
传统的财政和社会政策，如旨在减少税后不平等的累进税和一般转移。如果不平等加剧扩大了育儿差距，扩大再分配政策可以起到缩小作用。
建立公立幼儿园或对幼儿园提供补贴。侧重于弱势群体的教育。一些干预措施，诸如对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和支持家长在家中育儿的补贴已被证明非常有效。旨在向父母提供更好的儿童发展信息、提高父母儿童发展意识的干预措施也很重要。
教育体系的组织的改革（下文介绍）
学校系统的组织
教育系统是不同国家教养方式决策的一个有力决定因素。在有些情况下，教育制度强化了经济基础对教养的作用。
1）中国和美国都是收入不公平、教育回报高、社会保障薄弱的经济体。我们认为这些特征促使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其中美国偏向权威型，而中国倾向于专断型。在这两个国家，教育系统增强了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的激励。在美国，具体的作用渠道表现为顶尖学校录取名额的激烈竞争，这些名额的分配不仅取决于考试成绩，也取决于学生的课外活动经历。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教养的最大影响渠道是高风险考试，尤其是高考。
2）在芬兰和瑞典等其他国家，我们观察到的是高度社会平等与低压型学校相结合，学校强调团队合作和水平型教学模式。因此，经济环境和教育系统共同激励家长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
3）最有趣的情况是当两个因素（经济基础和教育系统）对激励的作用方向相反时。我们讨论了两个这样的例子：法国和日本。在法国，高风险考试和垂直型教学方法等制度激励家长敦促孩子学习。这解释了为何虽然法国经济不平等程度不高，但法国家长仍然更倾向于采用权威型和专断型教养方式。日本的情况也是低不平等程度和高教育系统风险，日本家长鼓励孩子独立，但是总体上比中国家长要求更宽松，而且对勤奋和服从的重视程度更低。然而，日本媒体经常讨论“说教妈妈”和“魔鬼父母”现象，这表明日本的育儿文化具有一定的密集型教养方式的特征，这在低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并不常见。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对家庭教养模式而言，经济不平等程度和教育系统都很重要，且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总结
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经济趋势会扩大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因而加强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然而，这些结果不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从始至终所强调的，尽管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像美国、德国和瑞典，这些富有国家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变化的影响是类似的，但其制度、社会和教育政策上则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中的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因此有所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高不平等性和低社会流动性看作对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挑战，他们需要调整制度和政策来应对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准确地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认为完全解决不平等问题就是终点。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因为这能给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激励。而且在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中，个体结果的部分差异应该被接受。但是当谈到育儿上的不平等时，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主义不是最好的状态，一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