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文化探秘
东夷先民是早期华夏族群的主体构成部分之一，先后创造了一脉相承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文化形态。东夷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演进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东夷文化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东夷文化与中华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有何渊源？
探寻东夷文化的起源及发展
在久远的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已经生根发芽。探寻东夷文化的起源及发展，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不能被忽略。
◆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北辛文化的农业较之前的后李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从遗址发掘的器物来看，主要表现在农业工具的比重加大，种类增多。农业的发展和稳固的定居生活，带动了家畜饲养业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主要是猪。在苑城西南遗址，考古学家采集到大量的猪骨。
北辛文化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石器、骨器和陶器的制作上。在新石器制作方面，首先是数量增多，和后李文化相比，在相同的发掘面积内，北辛文化的出土数量大大增多。其次是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占主导地位，骨器制作相当精细，绝大多数为通体磨制。
在房屋结构上，北辛文化时期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与后李文化相比，首先是房屋面积显著变小。其次，房屋内结构有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灶的数量减少。在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看来，小房子是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出现的，从大房子到小房子的变化，并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建筑房屋的能力下降，这是较小的人口单位——家庭产生的标志。
由此，栾丰实推测，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即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单位开始出现。整个社会已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而所有制的形式，则开始由氏族公有制向家庭私有制转化。
◆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夜
北辛文化后，海岱地区进入大汶口文化时期。学界一般将大汶口文化分为三个阶段，伴随着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对大汶口文化的认识已经较为清晰。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已经有家族墓地出现，并且开始产生贫富分化现象。在这个时期，男女社会分工已经较为明确，男子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女子则从事纺织等家务劳动。在刘林遗址墓葬发掘中，这些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石凿、石斧等多出自男性墓，而纺轮多出自女性墓。栾丰实推测，大汶口早期阶段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氏族所有制向家族所有制的转化，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私有制成分已经超过公有制。
距今55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进入中期阶段，手工业发展迅速，以快轮技术发明为代表的陶器表明，手工业很可能已经脱离农业，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大汶口文化中期墓地的发掘表明，家族墓地进一步分化，贫富分化进一步严重，许多大墓已经出现人殉现象。这表明部落之间的战争日渐频繁，许多战俘沦为奴隶。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进入晚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已经出现，商品化性质比较明确的首推制陶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大汶口文化创造出了图像文字，这些文字均刻在大口尊的外表，多为每个器物上一个字，有的还在图像上涂朱。这在大朱村、尉迟寺、尧王城等遗址中都有发现，并传播至其他地区。在栾丰实看来，这足以表明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海岱地区已经开始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值得一提的是，大汶口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外界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太湖流域的崧泽、良渚文化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小朱山二期文化。尤其是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对周边影响大大增强。到了大汶口晚期阶段，海岱文化区的西界进一步向西拓展，包括周口、开封东部一些地区，从而进入海岱文化区的极盛时期，影响遍及整个豫中、豫西，个别甚至进入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
◆文明形成 邦国林立
到了距今4600—4000年，海岱地区进入龙山文化时代，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标志，确认了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存在。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之前或与夏初略有交错，按照传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观点，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产生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龙山时代是探讨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
城的产生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发现城子崖、边线王、丁公、田旺等数座城址。对城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在这些中心城址周围，往往分布着数千至数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一般、级别较低的村落遗址，呈现出“众小拱一大”的形式，城乡对立、“国野”分居共处的格局开始显现。
文字的创造和使用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与大汶口时期出现的图像文字相比，龙山时代的文字呈现出新的变化。在丁公遗址发掘出的陶片上发现了5行11字，笔画流畅，独立成字，排列规则，脱离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刻画符号和文字画阶段。栾丰实推测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记载了一定的内容。这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文字，并已用于记录和传递信息。礼器是人们的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和标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高柄杯等，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的礼器制作趋于专门化。
整体上看，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已经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
在与邻近地区同时期诸文化关系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与辽东半岛的小朱山三期文化、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冈二期类型、豫中地区的王湾类型关系密切。就与中原地区的王湾类型的关系而言，整体上，王湾类型对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分布于豫东、鲁西南地区）影响较大，尤其是龙山文化晚期，有明显增强的趋势，王油坊类型对王湾类型的影响比较微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表明，中原地区崛起，其势力开始向东部渗透。
◆文明延续“断裂”之谜
距今大约4000年，中原地区进入“天下之中”的夏王朝纪年时，与其突出的中心地位相对的是，周边的四方被称为“四夷”，东方海岱地区成为“东夷”也由此形成。龙山文化晚期万国林立的文化格局面临一次历史的重新“洗牌”。
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得名于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的发掘。目前考古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一带，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基本一致。20世纪30年代发现城子崖遗址时，学者发现一定岳石文化成分，但这一遗址长期被学界归为龙山文化。随着岳石一类遗存的发现不断增多，学界开始逐步注意到它与典型龙山文化的关系。在关于龙山文化的去向问题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平度岳石村发现的岳石一类遗存提供了龙山文化去向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在论述龙山文化遗存及其后续文化时认为，胶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由此正式提出岳石文化的命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岱地区建立起了从北辛至大汶口、至龙山，再到岳石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多，学界对其文化特征、分期和年代、地方类型、族属、来源以及与其他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逐渐展开了深入研究。”栾丰实介绍说，对岳石遗存中所反映的东夷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上古史上这一段带有神话色彩历史的真实面貌。
通过对平度东岳石村、泗水尹家城、牟平照各庄、青州郝家庄等典型岳石文化遗存的分析，学界逐步认识和掌握了岳石文化的一些内涵和特征。栾丰实介绍说，岳石文化以其风格独特的器物群，尤其是含有大量的夹砂褐陶而显著区别于以灰、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此时铜器已普遍出现，石器是工具和武器的主体，骨器较多。
然而，在岳石文化遗存中，人们同时也发现，这种新出现的文化在社会发展程度上远远落后于此前的龙山文化，以及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时期代表当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青铜制品出土量，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明显增多，筑城技术也较前大为改进，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提出，但总体上有衰退、落后的迹象，如体现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的遗址数量减少。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陶器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落后特征。
海岱地区进入到岳石文化时期，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了文明延续性的“断裂”。对其发生的原因，学界做出了多种推测。方辉告诉记者，对于海岱地区文化上的“断裂”，以往学术界多归因于洪水或战争。近年来学者们则更多地把这一变化放到当时环境变迁的这一大背景之下考虑，认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异常，是导致稻作农业区文化衰退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使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和集团势力走下坡路，但其决定性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的势力集团在与华夏集团的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
栾丰实等学者并不同意岳石文化衰落的说法，力图从文化适应性出发解释由龙山到岳石陶器发生“骤变”的原因。他们认为，目前的证据尽管可以说明岳石与龙山有传承关系，但仍未达到密切衔接的程度。
有学者观察到，分布于辽西、内蒙古东南部等区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岳石文化表现出较多相似性，且地域相邻。据此推测，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并非同一创造者，与夏家店文化是同一族属。
考古学者们也试图从涉及上古史的文献中寻找线索。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或是少康复国以后发展起来的。栾丰实分析认为，岳石文化也应大致相当于文献上这一时期，有夏一代，夏王朝与东方夷人交往十分密切，间接表明东夷族势力的强大和地位的重要，而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正是夏代前后东夷族创造的文化。
关于岳石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绝对年代距今3950—3500年之间。“其上限有可能延伸到距今4000年，个别地区的下限有可能稍晚一些。”栾丰实分析认为，岳石文化在整个分布区内的消失时间很不一致。在西部地区，岳石文化结束得早一些，约略在二里岗下层文化之初；中部地区偏西部，约在二里岗上层文化之前；中部地区偏东部及其以东地区，结束的时间较晚，约在殷墟第一期到第四期。就相对年代来说，岳石文化与中原地区夏与早商时代相当。
◆夷夏融合与东夷文化的尾声
“岳石文化早期还表现出与中原夏王朝的夷夏对峙，在考古学的调查中体现为，早期岳石文化分布大致与龙山文化分布一致。然而，当进入商代纪年中晚期，岳石文化分布逐渐向东退缩，呈现出衰弱的现象。”山东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延常告诉记者。
山东地区商代早中晚不同时期、不同地理位置的遗址发掘，为透视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分析样本。位于山东中部的济南大辛庄遗址就是海岱地区一座典型的商代遗址，商代遗存从早商后段延续至晚商后期，被李伯谦教授称为商王朝在东方经营的重要基地。自20世纪30年代遗址发现，大辛庄遗址先后经历了多次调查和发掘，一系列发掘成果成为学界研究商代时期夷商关系的重要资料，尤其是2003年与2010年两次由山东大学等单位负责的发掘，先后发现罕见的甲骨文以及高规格商代前期墓葬。发掘出土的遗存中，丰富的铜器、玉石器、陶器、骨角器等遗存，既体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共性，又具有与中原商文化不同的特征，表现在器类的数量、形制的差异、陶器的纹饰等。此外，遗址中还有一类与典型商文化伴存共出，却带有明显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陶系器物，被学界称之为大辛庄“第二类”遗存。“大辛庄遗址第二类遗存在文化内涵和特征上，如陶系以夹砂褐陶为主、制陶技术、陶器装饰手法和主要器类的形态特征，以及石刀的形制和制作方法等，都表现出与此前的岳石文化有直接继承关系。”栾丰实分析认为，以大辛庄遗址第二类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因素，是西部海岱地区进入商代之后岳石文化的去向之一。
在鲁北、鲁南等地区发现的商代遗址，体现出夷商混杂的态势。“对于海岱地区来说，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外来文化，夷人文化则是土著文化。由于商文化东渐，夷、商文化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栾丰实分析认为，其中包含了商文化因素、夷人文化因素，以及非商非夷或称之为亦商亦夷文化因素。
三种基本文化因素在处于不同时空坐标、不同等级的具体遗址中的比例差别，反映出了商文化势力的影响轨迹。栾丰实具体分析说，总的来说，早商时期，非商非夷的比重较小，随着时间推移，土著居民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大量吸收和借鉴商文化，非商非夷比例逐渐增大；另外还体现在地域因素上的差异，遗址分布越靠西，商文化因素越多，夷人文化因素越少，由此也昭示了商文化由西向东扩展的趋势；遗址规格、等级因素在这种混合文化面貌的差异上也有体现，遗址等级越高，商文化因素越浓厚，反之，遗址等级越低，夷人文化因素越多。
那么，这种夷商关系在历史上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形成的？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在长达6个世纪中，夷商之间延续着民族冲突与斗争。滕州前掌大遗址出土的一件有铭铜盉，也证明商代薛国曾经对夷方作战，并俘获了夷方的首领，为商末征东夷战事的文字史料。
事实上，考古学已经发现，夷、商文化的互动早在先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位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共存有晚期岳石文化因素，而这一地点正是夏商两族互动频繁的地区。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现象揭示了先商文化由北入南的变迁轨迹。考古工作者在对郑州南关外下层的商代遗存中，发现明显的岳石文化遗存，栾丰实等结合文献分析认为，南关外期遗存是成汤自灭夏途中留下的遗存，其来源于鲁豫皖一带的岳石文化，这意味着商族先祖即发祥于东夷。而据文献记载，早商时期，商与东方夷族曾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有学者分析认为，大辛庄遗址中的夷商融合遗存正是两族属之间联盟关系的体现。据史书记载，商仲丁即位成为夷商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商族与夷人不断发生激烈冲突。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发现商文化的不断东扩，逐渐取代东夷文化，正是仲丁“征于蓝夷”的体现。
商代晚期，海岱地区的文化整体体现为商文化与珍珠门文化对立，在淄博等鲁中地区则呈现商文化与珍珠门文化杂糅并存的格局。既有商、周文化遗址，又存在珍珠门文化遗址，在商周遗址中也存在珍珠门文化遗迹、遗物。珍珠门文化是东夷文化的衰落阶段，退缩到胶东半岛的最东端，文化面貌也较原始，陶器几乎全部是夹砂素面红褐陶，铜器和石器发现较少。
在地处海岱文化区东北边陲的胶东半岛，一直没有发现商文化因素。正如栾丰实所提出的，直至晚商时期，胶东半岛一带是海岱文化区唯一保持比较单纯的夷人文化的地区。两周时期海岱地区的夷人文化因素较之商代进一步弱化，在夷周关系融合中，逐渐形成极具特色的“齐鲁文化”。
而在鲁北地区的两周遗址中，发现仍然存在比较浓厚的夷人文化因素，与鲁中南地区差异较大。但总的来说，鲁北地区的夷人文化因素所表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在遗址中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
两周时期的胶东地区，保留的夷人文化因素则多于其他地区，在一些位置偏远、等级较低的遗址中，甚至存在夷人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但随着时光更迭，其比例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以致与周齐文化融合而消失。
伴随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更迭，从夷夏对峙到夷夏之争，再到夷夏融合。通过对考古学上青铜时代的回眸，记录下海岱地区曾经独立的东夷文化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缩影。
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安作璋
源远流长内容丰富
东夷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来自黄河中上游的西夏族和来自黄河下游的东夷族构成了华夏族的主要族源。太昊、少昊、舜、皋陶、伯益等东夷族领袖都曾担任早期华夏族的领袖，东夷族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从时间上看，东夷文化应从北辛文化算起，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其发展具有连续性，对于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地域上看，东夷人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山东省境内。东夷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例如炎帝神农烧山种植五谷，蚩尤以铜做兵器，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与大禹联合治水等，这些都是与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有关的大事。
而在精神方面，《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主张以德治国；古籍中有“皋陶作刑”的记载。可以说，舜和皋陶率先提出了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的理念。又《汉书》有载：“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主张的“仁学”，即是继承东夷风俗演化发展而来。这些文献记载都足以证实东夷文化水平之高。
深刻影响民间礼俗习惯
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齐文化，即以东夷文化为主，吸收周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鲁文化，即以周文化为主，吸收东夷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根基。
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中国文明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城市、文字、冶铜技术乃至反映等级制度的礼仪设施，这些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都是最早在此聚集形成。因此可以说，龙山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起点。
龙山文化大致相当于历史记载中的虞舜时代。舜是“东夷之士”，关于这一点，神话传说与考古发掘表现出了一致性。继夏之后的商朝是由东夷族的分支——商族创立，商朝历史又一次表明，东夷文化扮演了当时文明的重要角色。周朝的统治中心在西方，但随着齐、鲁两国的建立，山东地区成为东夷、西夏两大文明的交汇点，两种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最终孕育出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孔子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仁学来自于东夷的文化传统，礼学源出于西夏的灿烂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是虞夏商周四代经典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古代两大地域性文明——东夷文明和西夏文明融合升华的产物。
齐鲁两国毗邻东夷人的居住区，不少东夷人居住在齐鲁两国境内。尤其到了春秋中后期，东夷居住区先后被齐鲁两国蚕食鲸吞，越来越多的东夷人成为齐鲁两国居民。东夷人继续保存了自己的习俗礼制，并对齐鲁两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修文礼让，崇尚仁德。当代历史学家王献唐认为，东夷人的社会道德观念，“便是中国历史传统上说的'仁道’。……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夷俗仁”，应该是孔子和儒家关于“仁”的思想的最初渊源。
殷商文化、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长期的相互影响、渗透、交流乃至融合的过程中，慢慢孕育出了新的齐鲁文化。但是殷商文化、周文化和东夷文化，作为齐鲁文化的来源，它们的地位、作用又不相同。周文化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尤其如此，这保证了齐鲁两国社会制度的基本一致性。殷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处于次要地位，它们对民间的礼俗、道德、习惯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何认识上古时期的夷夏关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张富祥
史前部落联盟的重要力量
中国古史上所称的东夷族是个集合的概念，泛指上古乃至远古时代中华本土东部地区的部族群体，其分布地域大抵在今豫东到渤海、黄海沿岸地带及其附近岛屿。
古夷人的称呼是相对于古代中原人而言的，在商代甲骨文中普遍被写作“尸方”，偶尔也见到“东尸”一词。
“尸”字本指一种正规的踞坐姿势，即席地而跪、两脚向后、上身挺直、双手放在膝盖部位的坐姿，即“跠踞”。直到春秋时代“尸”才被置换为“夷”字。
从先秦历史文献来看，夷人的称呼在夏代就已流行，如战国中叶成书的《竹书纪年》中就已有关于夏代“九夷”的记载。《后汉书·东夷传》概括为“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实指众多的东夷部族。传说中的“太昊”（“太皞”）、“少昊”（“少皞”）原为东夷集群的总名，分指东夷族先后兴起的两大部落集团。在被司马迁列为中国正史开端的“五帝”时代，东夷集群已分化为许许多多不断重组的部落集团，如著名的蚩尤部、颛顼部、帝喾部、帝舜部、皋陶部、伯益部等，都源出于更早存在的太昊、少昊两大集团。在五帝时代的大规模部落战争中，代表东夷集群的蚩尤部与非东夷集群的炎帝部、黄帝部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蚩尤部被打败，各大集群相互妥协，建立起最早的、以黄帝部为主导的中原部落大联盟，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民族融合。
在史前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演进过程中，东夷集群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如颛顼部、帝喾部、帝舜部都曾上升到盟主的地位。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的底色是定居的农耕文化。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五帝时代，东夷文化创造出一系列灿烂的早期文明成果，在当时中华全域的地域文化中居于先进的行列。
夷夏融合形成华夏文化早期形态
五帝时代末段，即传说的尧、舜、禹相继为盟主的时期，黄河流域各大集群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到夏王朝建立前后，由于原始的“禅让制”（即各大集群轮流执政）开始向新兴王朝的姓族体制过渡，各大集群间的利益冲突再次凸显，其间最重大的事变是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夷夏交争”。
禹正式在位的时间不长，在他去世后，东夷皋陶部没有能够依规则继位，与夏人抗争的东夷伯益部也告失败，禹的儿子启取得王位，禅让制被改变，肇开了同一家族父子相传的姓族统治局面。启死后，崛起的东夷后羿部驱逐夏王太康而“代夏政”，后来寒浞又取代后羿并弑杀夏王后相。后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成人后，带领夏人部众反攻，灭掉寒浞，恢复了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严格地讲，直至少康之子后杼在位时期，夏人进一步向东扩张征服东夷，夏王朝才算真正巩固下来。这些在《尚书》《国语》《左传》《史记》等书中都有一些记录。
夷夏交争前后持续百年左右，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成立阶段的最后一次大事变。《竹书纪年》中记载后相时“征风夷、黄夷”，少康时“方夷来宾”，又记夏代中后期“九夷来御”、“命九夷”、“六夷服从”、“诸夷入舞”等，反映了当时夷夏关系。所以后世以王朝定义的夏文化，实质上已是以夷夏融合为基础的华夏文化的早期形态，不再是单纯的部族文化。夏文化包含着浓重的东方文化因素，如禹贡对舜贡的传承、夏历与东夷“火历”的衔接、夏代礼器的形制多来自东方、夏乐源出于夷乐、夏后氏尚黑的风俗反映出东夷黑陶文化传统等。
中国古史上所讨论的夷夏关系，是在中国上古集群分布的大框架之下，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的。如东夷文化，现时一般用考古的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作界定，宽泛地理解就是指黄河下游流域的文化；相对而言，那时的西夏文化主要是指黄河中游流域的文化。老一辈史学家研究古史，虽对上古族系与文化界域的划分不同，但都有具体的规定。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学说，把中国上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与文献史学的族系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是相通的。傅斯年着眼于夏、商、周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的历史，强调那时政治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因而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一看法的核心是承认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曾长期以东西向的黄河流域为轴心。夏胜夷是自西徂东，商胜夏是自东徂西，周胜商又是自西徂东，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大势。华夏文化是在四方文化集中指向黄河流域的碰撞、交流与凝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其构成因素不止于夷、夏，核心地带在中原，这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无冲突。对华夏历史的追述，仍应重视《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的体制，这一体制深刻反映了先秦学者对早期华夏历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认识。“华夏”一词来源于“虞夏”，原是时代名词，而同时灌注了民族、地域、文化的含义，秦汉以后逐渐与“中国”一词合称而有“中华”之名。
文献史料与考古史料需要相互补充
关于上古神话的研究，文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切入的角度不同。在政教合一的时代，“神话”和“史话”本来就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所谓“历史化”未必是由于后人的加工造成，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商人的图腾祖先神话，但商人记录本族的历史也一定会首书必书，因此也可说是“史话”。神话和传说难以用史学方法考实，但史学考证有时也需要一些想象。譬如传说中的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等名号，作为一种人文符号来看，我以为应具有三重含义：代表部族或集群神灵、代表部族或集群实体、代表部族或集群领袖。过去有学者认为诸如炎帝、黄帝等都是神而不是人，而尧、舜、禹则是人而不是神。其实，神话传说中的“古帝王”都是既有人性、人格，又有神性、神格的，对这类“元符号”的具体含义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用简单的人神两分法对待。神话传说是反映古人信仰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口传资料，现在研究古史和古文化，关键在如何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合理地整理、发掘和利用。
东夷首领蚩尤形象溯源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墨兰
学界大多认为，史前神州东方有炎、黄、夷三大族团。东夷先民是世居以今山东为中心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土著。氏族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氏族到部落，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过程。传说的炎、黄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当时社会已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私有财产出现，部落联盟之间，甚至氏族与氏族之间，经常发生为掠夺土地、财产和人口的战争。
新兴的黄帝族先是向神农炎帝发起了进攻，经过三战，在阪泉大败炎帝，迫其投降，入其中原之地。
之后黄帝联合炎帝，向东夷发起了进攻，引起了东夷大规模反抗，有了蚩尤攻打炎帝和黄帝的一系列战争。蚩尤先是连连胜利，而最终战败被杀。这次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极大地促进了东夷史前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达到史前文化的高峰，这就是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炎、黄、夷三大族团共同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繁荣发展的高峰。
黄帝胜利了，成了千古圣王，开五帝时代之先。蚩尤失败了，则被丑化甚至是鬼怪化为凶暴的叛乱者。《史记》说“蚩尤作乱”，“最为暴”。有些纬书就把蚩尤的形象描绘成魔怪一般：“八肱八趾，疏首”（《归藏·启筮》）；“兄弟八十一，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龙鱼河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蚩尤氏耳鬓如戟，头有角，以角觝人，人不能向”（《述异记·杂叙》），如此等等。事实上，蚩尤死后，很快恢复了其正面的英雄形象。给其翻案的正是黄帝：“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史记正义》）画蚩尤的形象，即可弭服扰乱的八方万邦，由此可见蚩尤的威望之高。
蚩尤死后，受到自黄帝以来周、秦、汉、宋等数代英主帝王的崇拜、景仰，视之为“兵主”、“战神”，立庙建祠，祀祭之。《周礼·春官·肆师》曰“祭表貉则为神位”。郑玄注：“貉师祭也……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周天子每次出征，举行祭师大会，祭祀造军法的战神，以增气势，以利征战。所祭“造军法的战神”就是蚩尤。秦始皇时祀八神主，《史记·封禅书》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之中，蚩尤为“兵主”，位居第三，其他七神为天、地、阴、阳、月、日、四时主。《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起事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宋史·礼志》记载“太祖征河东……用少牢一，祭蚩尤祃牙”。除了帝王崇敬之外，蚩尤在民间百姓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声望地位。云、贵、湘、川一带苗民，把蚩尤视作始祖，至今祭拜、称颂不绝；在蚩尤故乡古齐之地以及在晋、冀、豫等地也有民间祀祭。山西太原绛县、涑水河畔，皆建有蚩尤庙。
东夷人鸟图腾崇拜
齐鲁师范学院副院长刘德增
《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关于商人起源的一个传说：阳春时日，一条河溪中，三个女子尽情沐浴。忽然，一只玄鸟（燕子）飞过，坠落一卵。三人中，名叫简狄的那位捡来吃了，竟因此怀上了身孕，生下了儿子契。这也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关于“玄鸟生商”记载的版本，《列女传·母仪传》《史记·三代世表》、郑玄注《诗经·商颂·玄鸟》、王逸注《楚辞·天问》等，皆用这个版本。另一个版本说简狄将玄鸟卵放在筐里孵化而生子，这个版本见于《吕氏春秋·音初》《拾遗记·殷汤》等文献。
嬴秦也有类似的传说：女修纺织，看见玄鸟产了一个卵，取来吃了，由此生子。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记载，西周初年，嬴秦西迁。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嬴”条：“嬴，少昊氏之姓。”《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以鸟为官”，这些“鸟官”以凤鸟为首，共有24种。这个凤鸟部落栖息在今山东中部泰沂山地的周边地带。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子羔》中也有“玄鸟生商”传说，且更为原始，还保留了一些图腾神话的痕迹。
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鸟崇拜的内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还有一种独特的含球习俗。据推测，含球习俗应与图腾繁殖仪式有关。石球或陶球状如燕卵，含球乃是取象于简狄吃燕卵而生子。
诸如此类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英国人J. 朗格最先记述的图腾崇拜颇为相似。图腾崇拜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把某种动物、植物等奉祀为先祖，是图腾崇拜最基本的特征。“玄鸟生商”与“玄鸟生秦”的神话传说具备了图腾崇拜的基本特征。
东夷人又名“鸟夷”。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鸟夷”曰：“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东夷人穿衣打扮、容貌举止都模仿鸟的样子。在《山海经》《史记》等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东夷人“鸟身”、“鸟首”、“鸟喙”之记载。大汶口文化有变头与拔牙两种奇特的习俗，当是东夷人容貌取象于鸟的两种手段：变头是模仿鸟的头部，拔牙乃是象征鸟嘴。
远古先民崇拜鸟根源于物候崇拜。检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诸鸟，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是候鸟，如：玄鸟（燕子），春分来，秋分去；伯赵（伯劳），夏至始鸣，冬至止；丹鸟（黄莺），立春始鸣，立夏止；祝鸠（鹁鸪），天将雨，鸣声甚急；鸤鸠（布谷），谷雨始鸣，夏至止；鹘鸼（鹘鸠），春来冬去。而作为诸鸟之首的凤鸟，则是“知天时”之鸟。
在远古时期，候鸟就是先民们的气候气象“预报员”，它们正是因此而受到先民们的崇奉。《左传》昭公十七年曾明确地指出它们掌管历法、节气的职能，如：凤鸟氏为“历正”，总管历法事务；玄鸟氏为“司分”，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为“司至”，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为“司启”，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为“司闭”，掌管立秋，立冬。各种按季节来去、鸣止的候鸟构成一部“鸟历”。
少皞氏部落崇拜的24种鸟，可以视为24个氏族，24个氏族又组成“五鸟”、“五鸠”、“五雉”和“九扈”四个胞族，这四个胞族又组成一个以“凤鸟”为首的部落。鸟图腾崇拜构建了氏族—胞族—部落三级社会组织。
鸟图腾崇拜与文字的起源也有密切关系。迄今为止，在山东宁阳堡头，莒县陵阳、大朱村、杭头，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六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刻划符号28个标本。特别是和两种刻划符号，出现频率最高，分布面积最广。据推测，这两种符号与鸟图腾崇拜有关，应为“阳乌”负日飞行。
文字最初是祭司、巫师记录神灵语言、传达神灵旨意的一种工具。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的载体——陶尊，是一种礼器。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在原始宗教信仰中有“神的语言”的意味。鸟图腾崇拜形成的风俗习惯，造就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成为从部落到国家演变的基础之一。
东夷文化变迁折射中华文化形成过程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延常
夷、商文化不断互动融合
东夷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有其产生、发展、繁荣、衰弱、消亡的过程，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在商代不同时期，山东地区分布着岳石文化、商文化和珍珠门文化，其文化特征各不相同，时空关系交叉。在早商、中商时期，东夷文化的文化面貌表现为岳石文化。岳石文化中期以后，东夷文化与商文化并存。菏泽市定陶县十里铺北遗址岳石文化灰坑出土先商文化陶鬲，章丘市城子崖岳石文化墓葬出土商文化陶豆，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早中商时期的东夷文化与商文化出现替代与融合。
晚商时期的东夷文化主要是珍珠门文化。商王朝不断征伐东夷，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商王朝在鲁北地区建立了“蒲姑”，在鲁中南地区建立了“奄”这两个著名的方国。这时期东夷文化退缩到潍坊市以东，文化面貌表现为珍珠门文化，此时商文化与珍珠门文化的对峙比较明显。珍珠门文化是继岳石文化之后的东夷文化，以烟台市长岛县珍珠门遗址命名。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珍珠门文化主要分布在潍坊市西部以东至胶东半岛地区，淄河、弥河流域则呈现出“插花地”式分布。这一地区既有商周文化遗址，又存在珍珠门文化遗址。这表明晚商时期，东夷文化和商文化在这一地区有着较为充分的互动与融合。土著文化、地方商文化成为日后周代东夷文化复苏、传承的重要渊源，是齐鲁文化丰富内容的重要来源。
为后世文化分布格局奠定基础
伴随着商王朝对东夷地区的不断征伐，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东扩，就文化而言，出现了商文化东渐、夷人文化东退和夷商文化融合的过程。商文化东渐与地方文化的形成，除了表现为夷人本土文化面貌衰弱、分布范围缩小并向东移动之外，还体现在夷人文化与商周文化的融合上。二里岗文化晚期的济南大辛庄遗址商文化遗址中存在着第二类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和岳石文化相近；商代晚期的商文化越向东，其中包含的东夷文化因素就越浓，遗址规格就越低。
商王朝东征，从商文化和夷人文化的分布来看，鲁北地区夷、商相对融洽，胶东半岛珍珠门文化比较单纯，鲁东南夷人文化保存较少。商代时期，夷、商文化布局影响了此后西周文化的发展。鲁国所在地曾是商王朝在东方经营的核心地区，因此至周公分封，鲁地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齐国所在的鲁北地区人口密度较大，与周人关系较好，因此顺水推舟，采取了怀柔政策“因其俗，简其礼”。胶东地区在珍珠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莒文化、莱文化。商代的夷、商文化分布为西周时期齐文化、鲁文化、莒文化等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东夷文化衰退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与中华文化统一融合；二是东夷文化不断向东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夷文化为东方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研究东夷文化是世界性课题
整体来看，由于商王朝向东征伐，东夷文化呈现衰退趋势。但我们应该看到，东夷文化的衰退不但体现为与商文化的互动融合，也体现为东夷文化的向东传播。东夷文化传播也应该是东夷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商王朝不断征伐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东夷人东迁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当地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文献记载中，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考古发掘也印证了东夷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我们推测，至少有部分东夷人到达了日本，日本山形县出土的青铜刀子和青森县出土的陶鬲似乎是由东夷人直接带来或由东夷人制作的。东夷文化对日本绳纹文化、弥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东夷人的习俗在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中也得到了一定继承和发展。因此，东夷文化在中国不断衰退、衰弱之时，却逐渐向东传播。
由此看来，东夷文化研究不仅是山东地区和中国的课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研究东夷文化，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文化形成，乃至世界东方文化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考古学在研究古代社会文明的核心内容、文化互动与交流因素等问题上，在研究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等方面时，能够发挥考古学科的独特优势。
东夷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表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与传承经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东夷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需要多学科开展合作，联合攻关。
分封制影响两周东夷文化流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钱益汇
周人对海岱地区经营治理的过程，与商文化和东夷势力后退的进程基本同步。周初发生三监之乱，其后周公东征，先后灭薄姑等东方五十余国，使商人和夷人势力大为削弱。随着东夷被征服，很多文化因素逐步融入到不同区域文化之中，不同比例的东夷因素成为周代不同区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周初不同封国对当地文化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导致土著文化因素在不同地区所占的比例及生存方式出现很大差别。不同区域内的东夷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变迁过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海岱地区周代文化区域性明显。
以齐国为代表的鲁北地区比较尊重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商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面貌，东夷文化成为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齐国在尊重原有居民礼俗的基础上，对土著文化进行适当改造，使东夷文化因素在新文化中有选择性地得到了延续、融合和发展，体现了周文化对东夷文化的渐进性影响。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等土著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齐文化。齐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互动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形态，东夷文化是齐文化形成的重要源头。例如，章丘宁家埠遗址中的两周之交的素面鬲形制均为周式鬲，而纹饰为素面，这种风格实际上是周式和东夷式的结合体，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这说明东夷文化已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鲁北地区相比，以鲁国、滕国、薛国和邾国为代表的鲁南文化区对待东夷文化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差异。其中，鲁国“变其俗，革其礼”。在鲁文化核心区域，对待东夷文化的态度呈现出阶层差别。在上层社会，鲁国尊崇周礼，对夷文化采取对立态度，直至战国时期仍然未出现融合迹象；而中下层社会采取了文化延续对策，尊重原有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并在发展中融合其文化因素，使其成为新文化的因素之一，但因受鲁文化影响，其文化面貌最接近中原周文化。在鲁南的滕国、邾国和薛国文化区内也能见到东夷文化的保留和影响，尤其在东夷古国薛文化区内，东夷文化影响更深。鲁南文化区内的东夷文化因多种政治变迁，导致其逐渐与其他文化发生融合，有的甚至消失。
在鲁东南地区，商文化影响不深，东夷文化背景浓厚，周人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以莒国为代表，莒国接受周文化的同时，对东夷文化有较多继承和发展。西周中晚期，莒文化形成，但其体系中仍保留了大量东夷文化因素。
胶东地区是东夷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西周早期前段，夷人因素已西越潍河，且东据胶东半岛，形成相当大的势力，东夷文化因素比例的空间分布存在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趋势。西周早期后段，周王朝开始经营胶东半岛，以据点为基础逐步推进，实行文化渗透，对于降服顺从的莱国加以分封，并不断融合东夷文化因素，逐步形成了莱文化。西周中期，随着周人对胶东半岛控制力的加强，珍珠门文化缩小至烟台、乳山、荣成等区域。其余地区基本被周文化影响或征服，最后被完全周化。莱文化系统虽以周文化为主体，但东夷文化因素却保留了较大比例。周文化东进的过程实际上与夷人东退的进程基本保持一致。代周行政的齐国通过征伐向东夷实施周化，齐灭莱，鲁北地区和胶东半岛基本上实现了齐化，原来莱文化的许多因素也逐渐融入到齐文化中，但其中仍可见到东夷文化的影响。
战国晚期，齐国统一山东北部地区，楚国先后伐灭山东南部周代古国。从此，东夷文化因素分散于两大政治区域。随着秦国灭楚和齐，东夷文化逐渐成为秦汉文化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之一。
作者：张清俐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