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三金：我与薛浩伟的对话
青年时代的薛浩伟
己丑年的清明，是在淅淅沥沥的春雨里度过的。正应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两句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仿佛言慧珠的在天之灵也收到了信息，笔者将在清明的第二天，赴安微合肥会见她的第二任丈夫——薛浩伟。4月5日的天气变得出奇的好。丽日中天，春风和煦，是个旅游的好日子。笔者在安徽艺术学校的教师公寓里，见到了八十三岁的薛浩伟先生。老人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虽然年过八旬，没有一处赘肉，看得出年轻时是个伟岸帅气的男子汉。
由于事先通过电话，薛浩伟对于1953年的朝鲜之行，做了认真的回忆，并在纸上列了纲目。除了他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人能如此详尽地描绘言慧珠在朝七十天的历历往事。
午饭以后，我们的交流切入了第二个话题。我说:
“名人的婚烟，尤其是名女人的婚姻，格外受人注目;像言慧珠这样漂亮的名女人，她的婚姻就会经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作家笔下的素材。您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当年的情况吗?”
薛浩伟一改先前的谈锋，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看得出，对于那一段前尘往事，他已经缄默了数十年。他对我说：
“几十年来，有许多方面的人，包括上影集团，都来向我了解我和言慧珠的这段婚恋，我从未透露过一个字。今年春节，清卿(薛浩伟和言慧珠唯一的儿子)来合肥过年，也很想知道妈妈的更多情况。我对他说，你妈妈含冤而去四十多年，我应该保护她，也不想影响你母亲在你心灵里的形象。终究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
笔者说:“春节是我鼓励清卿来见您的。我对他说，血浓于水，毕竟他是你的生身父亲。同时，我也希望清卿能为我做点工作。因为，没有您的支持，言慧珠这本书将会留下缺憾。”
言慧珠、薛浩伟
笔者期待着他说出真情，他却依然有一种难言之隐。看来要打开他的话匣子，还须动一番脑筋。笔者沉吟片刻，决定单刀直入：
“现在有许多版本，说到您和言慧珠的婚姻，包括你们的骨肉清卿，几乎都用'春风一度，暗结珠胎’八个字来概括，又说您是一个不该闯入她生活圈子的人，而言慧珠则是稀里糊涂地结下了这一段孽缘。难道事实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薛浩伟终于开口了：
“我认识言慧珠是在1951年到1952年之间。那时候她是言剧团的团长、角儿，我不过是团里的二路老生。团里的当家老生有迟世恭和言少朋。当时我见了她，也不过点点头而已。毕竟身份不同，地位也不一样。”
笔者问:“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他说:“1952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兄妹反目了。言少朋从此离开言剧团，后来远走青岛。据外界传说，是为了包银(薪酬)问题，言少朋不满妹妹的吝啬。花脸刘连荣也是为了包银离开言剧团的。”
笔者此刻突然想起，还在笔者求学期间，就经常听京教组的老师们谈起，言慧珠对“下人”过分苛刻，被人称为京剧界的“犹太”。看来她对为她鞍前马后效力的亲兄长也不宽容。薛浩伟继续说道:
“那时迟世恭和言少朋的包银相同，演一场拿八十分。做个换算，如果这天的营业收入是一千元，其他演职人员分掉三百，言慧珠就拿七百。在这个问题上言剧团始终存在着隐患。”
“言少朋一走，言慧球就要我把少朋的活儿都接过来。特别是《西施》的范蠡、《太真外传》的唐明皇、《花木兰》的花弧，戏份都很重。我的个头给她配戏很合适，包银只有二十分。所以，她后来干脆要我把迟世恭的活儿也接过来。1953年到青岛演出，我就开始唱《四郎探母》的杨四郎、《空城计》的诸葛亮了。迟世恭是什么时候离开团的，我想不起来了。”
言慧珠择偶的标准，永远离不开功利，这从薛浩伟那里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可是，笔者又想到，在这半年多的调查采访中，不少人谈到言、薛的关系无不众口一词地认为，是薛浩伟善于献殷勤、“小服低”，所谓“比高力士对杨贵妃还要认真”，从而使言慧珠心存感激之意，才不得不和这个“挎刀”老生配对的。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始终心存怀疑。因为，言慧珠的一生是个想在婚姻中寻找天堂的人；尽管她每一次婚姻的结局都是从天堂坠入地狱。
言慧珠、薛浩伟结婚照
笔者试探着说道:“我认为，言慧珠是爱过你的。我对清卿也是这样说。”
薛浩伟沉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言慧珠确实是不遗余力培养我的。1953年春节，我们从北京到上海，言慧珠决定让我向陈秀华学戏。当时有个叫郁庆庸的人，负责言剧团的对外业务，相当于过去的“经励科”。他对我说，言小姐要把我介绍给陈秀华学戏，路费报酬等一切问题我都别管，由言小姐负责。这样，我白天演出，晚上到陈秀华先生那里学戏。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到青岛演的戏，都是陈秀华教的。”
笔者问:“听说言慧珠还请了余叔岩的琴师王瑞芝为您教戏，应该说，她在您身上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也是不惜工本的。”
回忆这段往事，薛浩伟的神情似乎变得有点兴奋：
“王瑞芝在香港长期和孟小冬在一起。他一回来，言慧珠就对我说，王瑞芝回来了，你是不是跟他学戏。我说我已经跟陈秀华学了不少戏了。她说不一样的。没想到我跟王瑞芝学《武家坡》，一句【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一个礼拜也没学好。王瑞芝教戏很有办法，他先让我学第二句腔比较丰富的【原板】学扎实了，再学第一句，感觉就不一样了。后来又学了《战太平》、《珠帘寨》等。跟他学戏，受益匪浅。懂得了四声、尺寸、劲头、感情……”
笔者不想打断薛浩伟的谈兴，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全方位地解读言慧珠。
“王先生真是知识渊博，什么扎金针、发气功、弹古琴都会，使我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也在研究京剧字韵，什么平、上、去、入，阴、阳、上、去，五音四呼，十三辙，变辙，等等，都是那时候打的基础。王瑞芝不但给我说戏，还把谭(鑫培)、余(叔岩)、杨(宝森)各种唱法，分析给我听，用小胡琴拉，小胡琴调。每天上午练功，下午休息，晚上吊嗓，吃完宵夜还要学戏……总之，跟王瑞芝学戏这一年多，终身难忘。”
笔者默默地听着，暗暗地想着，所谓“终身难忘”，是否也包括言慧珠呢?笔者问：
“听说言慧珠为了培养您，是动了真感情的。她做了一辈子大小姐，为了您居然围上围裙包饺子、熬鸡汤。您吃饺子不爱吃饺子边，她还用碗口把边切下来。还为您买了许多谭、余、杨的唱片。是这样吗?”
薛浩伟没有回答。但我看得出，他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心潮的扑腾。言慧珠是蒙古族人，常以“狼主”自诩，即使在自传上也这样写着:“狼主”就是女王的意思。薛浩伟虽然得到了她的培养，但若稍不顺她的心，遂她的意，这位大小姐的脾气也是众所周知的。
言慧珠、薛浩伟夫妇与儿子言清卿
笔者接着提出第二个敏感问题:
“听说言慧珠为了要您和前妻离婚，曾给了您六千元；后来离婚时，为了儿子归她，又给了您六千元。这笔数目在今天可是个天文数字呢!”
薛浩伟苦笑着说:
“我1950年订婚，前妻是苏州一家戏院经理的女儿。这一年冬天，我在北京老家，她找来了。我到石家庄演出，她要跟着去，后来生了个女儿。由于家里反对，不久就离婚。我是先离后结，六千元钱从何谈起。”
“1955年仲春，丁芷云应约到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邀我同来。一天，许美玲跑来告诉我，说慧珠在北京自杀了一次，回来在家养病，你去看看她。我去了。我们就在这时候萌生的爱情。不久就有了清卿。清卿是1956年4月出生的，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对得上的啊!”
笔者说:“据许美玲老师告诉我，言慧珠怀孕以后，几次哭到许美玲那儿去，说是再不结婚就不行了。可是有些朋友都反对言慧珠嫁给您。女强男弱，至今仍是年轻人谈婚论嫁的大忌。许美玲问言慧珠，你心里到底爱他吗?言慧珠说，爱呀!许美玲说，既然爱，你就嫁，听那些闲言碎语干什么?后来是许美玲陪着言慧珠到徐汇区民政局。言慧珠第一次当众拿出了她和白云的离婚证书。”
薛浩伟继续说道：
“清卿生下来，要报户口，我给孩子取名薛幼伟。言慧珠说，这不像冯六爷(梅党首领冯幼伟)的名字吗?是她去改的户口，叫言清卿，说是将来长大了对咱俩都亲，我也无所谓。1960年我们正式离婚。我从三方面考虑，决定孩子归她。第一，她在大上海;第二，她有钱;第三，孩子不用跟着我到外地农村去闯，吃这份苦。因为那时我进不了上海的剧团。我们的离婚证书还在，如果我真拿了她六千元钱，离婚证书上会写明白的。文化大革命抄家，我什么钱也没有。”
笔者不由暗暗吃惊。几十年来，关于言、薛婚姻的传闻，都说言慧珠为了占有丈夫和孩子，花了一万二千元钱。难道这一切都是“三人成虎”?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笔风流债，我到底该相信谁呢?
沉默良久，薛浩伟突然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语气说了一句话。前半句是:“我感激她对我的培养……”后半句是:“可我还是'恨’她!”
一个“恨”字，虽然说得很轻，却已经实实在在地飘进了笔者的耳膜。笔者心里寻思，薛浩伟恨言慧珠什么呢?是言慧珠的任性、暴躁、自命不凡、蛮不讲理?还是因为……笔者突然想起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男女之间有许多区别，其中之一就是女人的爱因为崇拜而炙热，男性却因为女人的强大而有可能挫折了心中的温柔。”
薛浩伟、言慧珠夫妇与儿子言清卿
言慧珠和薛浩伟的婚姻，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不少。据说就连对学生的婚烟从不发表意见的梅兰芳先生，也不赞同言、薛联姻。但是，1955年的言慧珠，已经三十有六。作为ー个奔四十的女人，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巨大的网络罩向全社会。她要考虑花落何处，她要筹谋叶落归根。她选择了薛浩伟，是因为这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并没有因女人的强大而挫折了心中的温柔。可是，言慧珠毕竟是个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生活上的“完美主义”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过度地追求“十全十美”，常常会导致心理障得。譬如，总是苛求他人，批评周围的社会群体。尤其在婚姻问题上，如果婚前的期望值太高，必定会影响婚后的和谐。言慧珠曾经煞费苦心培养薛浩伟。可她忘了最根本的一条，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是由多种元素综合而成的。婚姻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的结合。言、薛到了后期，由于薛浩伟在艺术上未能达到言慧珠的期望值，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过去的优点消失了，以往曾经忽略的缺陷暴露了、扩大了，夫妻感情开始走向低谷。多重矛盾埋下人格缺陷的种子。薛浩伟在华园的日子并不好过。
没想到薛浩伟对这段过程只字不提，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1956年，她虽然进了上海京剧院，但一年仅唱上十三场戏。她缺小生，要我改小生。隔行如隔山，改行哪有这么容易。后来因为嗓音的原因，加上一出《十五贯》风靡全国，她迷上了昆曲，决定改京从昆。我们同台唱京剧的机会少了，我只能一个人四处搭班跑码头。没想到她一迷上昆曲，就移情别恋。有人把她在出访西欧归途中发生的事告诉我，我还不信。直到1959年，我从江苏演出回来，在她枕头旁发现了一大沓风花雪月的信，才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1960年，我们正式办了离婚手续。我也从此离开上海。文革之前她突然给我来了一封没头没脑的信，信里责备自己太自私，很后悔……我当时想，我现在家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所以，也没回信。”
听着薛浩伟的叙述，笔者想得很多很多。言慧珠的择偶态度，是否也熏染了民国时代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风气:两情相悦时则暂结琴瑟，互相厌烦时则折柳分钗。言慧珠曾经抱怨自己一生没有遇见一个倾心爱她的男人，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以一生去倾心爱过一个男人呢?西方人把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拼命想杀进城里，城里的人却拼命想杀出城外。言慧珠这一辈子就在城外城里杀进杀出。
《绝代风华言慧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
京剧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