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知是郑公乡
很久很久以前，齐鲁之地，孔孟之乡，有过这么一个人。。。我来讲给你听，他家的后人或许你认识。。。
近几年里，我大约写了十几篇这样的文字，陆续在当地的报纸刊发，也有些公众号推送过，如像风一样自由，如万物草堂。最近一段时间，我想把它们一篇篇地移栽到自己的园子里，希望它们在此安静地生长。
写的都是故园中的旧人旧事。这些文字写起来费时费力，但我是如此地喜欢他们，喜欢那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情怀的灵魂。想到他们曾在这片土地上笑过、哭过、迷茫过、叹息过，便感到天地澄澈、心中温暖。
我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毕竟受过历史系老师们多年的教诲，明白民间传说、野史与史料的区别，所参考的多是历史典籍与可靠的地方史文献。但毕竟水平有限，此番公之于众，也请方家指教。——魏辉注。
寻访郑公祠颇费了一些周折。它像是一位隐者，一开始，我们的拜访就有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资料上说，郑玄是山东高密人，郑公祠在高密县双羊镇。只是近几年区划调整，高密县已成高密市，双羊镇也不复存在，改为郑公街道，而且划归了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我们驾车一路上走走停停，边走边问。打电话给高密的一位朋友，他说他也没有去过郑公祠，但郑公乡的方位是知道的，毕竟，这名称已存在了近两千年。
时值初夏，路边的小麦已黄。看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心中渐渐生出苍茫之感。多年前，应该也是这个季节，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无闻途经此地，曾作诗一首：
白墙红瓦间槐杨，
小麦覆垅日渐黄。
闻道车经高密县，
谁人知是郑公乡。
徐先生早已做古，但他当年怅然的心境与我此刻大致相同。
1800多年前的汉代，这片土地上也有不少读书人在打听郑玄的住处吧？那时候，郑玄在此处种田，《后汉书》记载，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晋代学者王嘉描述当时的盛况说：“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郑康成为经神”。“康成”是郑玄的字。当年，儒生们没有汽车，没有导航，路上也没有路标。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大多步行，最多骑匹马，或乘辆马车，走了上千里路来拜郑玄为师，他们一路上是否也是这样边走边问？“请问，郑公乡在哪个方位？”，“郑先生的家还有多远啊？”声音似乎从远古传来，但声音里对学问的渴望，对一代经学大师的向往，依然清晰可见。
一
郑玄是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大师。 “经学大师”四个字的背后，浓缩着郑玄让人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
所谓“经学”，通俗地说，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诠释学。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影响可谓深远，而对儒学经典的阐释和发挥一直是儒学的存在形态，是儒者表达思想、表达见解的基本形式。最初被儒家奉为经书的有六种，即六经，也称六艺，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当年孔子建立儒家学派，也是从整理、编订六经开始，而后设杏坛授徒。从此，儒家学说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长盛不衰。直到今天，电视上仍在热播于丹讲《论语》。这种对儒家经典的传承几乎成了我们的民族之根，民族之魂。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汉代是经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郑玄是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经学史》称他“著书满家，从学数万”，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创立“郑学”。“郑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唐代起，其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郑玄的著作仍是古代儒学经典的权威注本。
汉代经学的兴盛有其时代背景，其中重要的事件是“今古文之争”。
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这是一次文化的浩劫。焚书坑儒之后大约两年，秦始皇死，再过四年，秦朝灭亡。而文化不死，秦朝所焚之书未尽，所坑之儒未绝，儒学在汉代复出，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广。秦代的儒生到汉初健在的还有不少，西汉初年设置博士学官，由一些老儒生口授各种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称为“今文经”。另外，又通过其它渠道得到一些儒学典籍，如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从墙壁中得到《尚书》，这些民间私藏的书籍大多用秦代的文字小篆写成，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由最初文字上的差异，发展为解释上的分歧，从而引发今古文之争。
这一争论持续了近两百年。这应该不只是学术上的争议，更有些关乎政治背景、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两派相互攻击，愈演愈烈。无数当时很有威望的学者为此耗尽心血。今文经学派指责古文经学派变乱师法，古文经学派指责今文经学派“党同妒真”，即便在同一学派内部，也有不少分歧。由此出现了一经有数家，一家有数说，甚至“一经说至百万余言”的混乱局面。当时有个叫秦延君的《尚书》大师，解释《尧典》的篇题，就洋洋洒洒用了十多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万字。这种僵化繁琐的做法，往往让儒家学子们无所适从。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郑玄以顽强的毅力、渊博的知识，进行了遍注群经的艰辛工作。
他首先对经书进行整理。当时的古文经、今文经，字体不同，内容也不一致，必须首先进行整理，才能进行注释。郑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耐心而细致的工作，取今古文的异本，仔细校勘，选择比较合理的肯定下来，然后再进行注释工作。
郑玄注经，不拘门户之见，不盲从师说，而是广采群言，融汇百家，再加以自己的见解，而且简约精要，从而自成体系，人称“郑学”。
郑玄的学说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了天下儒生们的认同，他们为其博大宏通所震憾，一时之间，郑玄的经说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 “郑学”几乎成了经学的代名词。郑玄结束了两汉以来今、古文经学的长期纷争局面，当时出现了“经学小统一时代”，“郑学”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郑玄一生注释的古书共有70多种，一百多万字。教授弟子近万人。他死后，其门人仿照《论语》的体例，记录他平时与弟子讲学时的言行，著了《郑志》8篇，也受到历代学者的尊崇。
对于郑玄的成就，东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统一经学，赢得天下学者的归宗，纷纷仰之如泰斗，后世史学家甚至拿郑玄与孔子相提并论，称其为“儒圣”。而做到这一切，他没有依靠任何官方的政治权力，完全凭借自已高超的学术水平和人格魅力。
二
郑玄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这种纯粹，不只是对学术的痴迷，更表现为一种心灵的高洁，品行的高贵。
“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这是郑玄一生的追求。为此，他曾皓首穷经，不远千里求教名师；为此，他曾十几次推掉各种待遇优厚的请他做官的邀请，远离功名利禄；为此，他甘心清贫一生，常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为此，他在晚年遭受丧子之痛后，仍带病坚持注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魏明帝曹睿在《郑玄状》中对郑玄有两句评价：“含海岱之纯灵，体大雅之洪则”。这样的评语，除了对其学问的尊崇，更多的是对其人品的赞叹。
郑玄出生于公元127年，家境贫寒。他自幼聪明好学，喜欢读书。十二三岁时，他就可以诵读和讲述儒家经典了，不仅如此，郑玄还精通算术和天文学，在当地是有名的“神童”。他天性淳朴务实，不喜欢夸夸其谈。《太平广记》记载：
“公十二岁，随母还家。正腊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公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
当年郑玄跟随母亲去姥姥家参加一个聚会，其他十几个客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夸夸其谈，只有郑玄漠然处之，母亲私下里数落他，郑玄说我不愿意那样，那不是我的志向。
那时，他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志向。后来，因为生计的关系，郑玄做了乡啬夫，乡啬夫是乡一级地方小吏，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做官不是郑玄的志向，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常请教于学官。对此，他的父亲一再督责和训斥他，他却矢志不移。
后来，郑玄得到北海相杜密的赏识，以其为“异器之才”， 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从此，郑玄结束了他的乡吏生涯。不久便辞去吏职，入太学深造。“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见郑玄《戒子益恩书》）。郑玄游学，先是拜第五元先（“第五”为复姓）为师，学习《易》、《公羊春秋》等，后又师从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为了学问，他遍访名儒，孜孜求道。及至而立之年，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的学问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
学无止境。郑玄33岁时，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
马融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出身豪门，“素骄贵”，讲究排场。虽然门徒众多，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授课。郑玄投学门下后，三年没能见到马融的面，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天文学的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郑玄的解答令在场之人叹服不已。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七年之后，当郑玄学成向马融告辞时。马融深有感触地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回到家乡，一边种田，一边教授学生。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发生“党锢之祸”，郑玄因是北海相杜密的故吏，也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受到牵连，被禁锢在家达14年。这14年里，他闭门不出，专心整理遗文，注释古书。这件事，对于别人或许是灾难，对于郑玄的人生来说，却是一笔财富。郑玄一生的主要成就，大多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当禁锢解除之时，“郑学”已初具规模，郑玄已成为一代宗师。
三
后人常在郑玄的名字前面冠以“大司农”的称谓，这是汉献帝授予郑玄的官职，位列九卿，虽然郑玄并未就任，但后人常以官职论英雄，对这种做法，我想，如果郑玄泉下有知，未必会赞成。
郑玄的一生，除了研究学问，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在他眼里都是浮云。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大将军何进召郑玄为官，他不愿去，被州郡官员胁迫前往。何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但郑玄不接受朝服，以学士打扮相见，仅过了一夜，就寻机逃回。中平五年，郑玄被诏为“补博士”，他不至。后被大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他借口“父丧”不去。董卓废少帝、立献帝后，公车征郑玄，他不到。后来，公卿们推举他为赵相，他以道路阻断为由不至。大将军袁绍推举郑玄为茂才，并上表朝廷荐举其为左中郎将，郑玄都不答应。汉献帝公车征郑玄为大司农，郑玄虽接受了官职，但又以患病为由没去就任。
郑玄解禁后共有十四次被征召做官的机会，他都一一婉拒。后来郑玄自述说：“吾自惦量，不适于做官，唯有遵先师之意，整理百家之言，方能尽力。”或许，这是他唯一的理由。
据说，有一次大将军袁绍大宴宾客，邀请郑玄参加，袁绍的宾客都是有些名望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在郑玄面前自称学识渊博，他们竞相提出疑难问题，郑玄一一解答，让人叹服。当时有个叫应劭的官员想拜郑玄为师，说：“故泰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郑玄笑着说：“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孔子的门徒不用称官职啊。一句话，说得应劭面有惭色。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郑玄对于做官的态度。
那时的郑玄，名满天下，成为士人的典范。当时孔融任北海相，“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定名为郑公乡，为其高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这位四岁让梨的孔融为孔子后裔，为表彰郑玄特别设立了郑公乡，他的这一举措一时被传为佳话。
当时适逢黄巾军起义，起义军攻陷北海郡，为避战乱，郑玄率学生到不其山(今青岛市崂山区内)下修业，刊注《诗》、《书》。后来，又避乱来到徐州南城山（今山东费县），栖于岩石之下，注《孝经》。建安元年，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途中遇到数万起义军。惊恐之际，却发生了感人的一幕：起义军听说遇到郑玄，纷纷行礼。“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郑玄以自己的声望保住了家乡的平安。
郑玄在徐州时，刘备多次拜访，以“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为荣。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决战于官渡，袁绍为了鼓舞军心，借助郑玄的名声，让他的儿子袁谭逼迫郑玄从军。那年，郑玄74岁，而且重病在身，走到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时无法前行，只好停下来，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坚持注释《周易》，这年六月，他病逝于元城。战乱之时，为之戴孝送葬者仍达一千余人。后来袁绍为了表达自己对于郑玄的尊崇，吩咐自已死后，要葬于郑玄墓的附近。今天，他的衣冠冢就在高密城西。
这，是一代儒学宗师的风范。
四
走过郑玄曾耕种过的田地，沿着乡间的小路，终于来到了郑公祠。这是一片清静的所在，院门轻轻地关闭着，甚至没有一块匾额。推开门进去，遇到了77岁的郑直德老人和他的老伴。
郑直德是郑玄的第54代传人，多年以来为祖先守护着这个祠院。院子不太，松柏青翠，鲜花盛开。郑公祠青砖黑瓦，淡雅肃穆。祠前有一株古柏，传说为郑玄亲手栽植，现在柏树已无新叶，树皮也在岁月的风雨中不复存在，但枝干坚硬不腐，顶上的树枝弯曲着指向天空。
沿着台阶步入郑公祠，祠内有郑玄及其子郑益恩、其孙郑小同的塑像。郑玄居中，益恩、小同分布两侧。郑玄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戒子益恩书》，回顾了自己大半生，告诫子孙勤俭持家。当年孔融被黄巾军围困，27岁的郑益恩为解救孔融而遇难，留下一遗腹子。郑玄老年丧子得孙，心中又悲又喜。他看到刚出生的小孙子指纹与自己相像，便为之取名“小同”。郑小同后来承传家学，颇有造诣，官至侍中。关于郑小同的人生，《魏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尝诣司马文王（司马昭），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我不见。”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
司马昭不见了一份文件，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郑小同毒死了。“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在历代统治者的口中，这种充满强盗逻辑的话常常脱口而出。当年曹操杀吕伯奢一家，也曾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此时，鲜活的生命、满腹的诗书、一生的壮志，在统治者的屠刀下都是如此地苍白无力。对比郑小同之死，我们似乎更明白了郑玄当初远离官场的大智慧。
郑公祠之后为郑玄的墓，墓高八尺，立一碑，上书“汉郑康成先生之墓”，为清代乾隆年间所立。墓上覆盖着茂盛的草，长长的叶子，高约一米，状似芦苇，微风吹来，便随风轻摇，很是壮观。据说当年郑玄与弟子在不其山读书，山上有古井常年不竭，井边生有一种细而长的草，很有韧性，时人称之为书带草，又叫康成书带。莫非，这是传说中的“康成书带”吗？同去的朋友说不是，这应该就是芦苇。但芦苇是一种水生植物，为何在郑玄的墓上生长得如此繁盛？
问起这种草的来历，看护祠堂的老人说向来如此，并没有人特意栽植。他笑着说：“是我们祖先有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