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
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母亲期待了一整年的日子，她要开始一场寄托着感恩之情的“还愿”之礼。
天还蒙蒙亮，母亲就起了床，用新鲜的麦苗喂了羊，并为它系上了一条红绸布。在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就一直催促父亲和我抓紧时间，早些赶到镇上的食品厂，把几个月前就订好的黑色猪仔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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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后，母亲虔诚地秉香而立，微微上扬的嘴角透着难以掩饰的兴奋。母亲睁眼的瞬间，看到父亲正在望着她，不由得害羞地笑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似乎遮盖了过往的酸楚，父亲、母亲的小愿望在此刻得到了满足。
母亲的愿望
2019年春节刚过，弟弟的考研成绩就出来了，几乎可以确定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母亲说，等你俩都考上了咱就杀猪宰羊，放烟花，让全村人都知道老李家的孩子也有出息了。我问母亲，为啥要这样，日子过给自己不就好了。她说，这是之前许下的愿。
对于母亲许愿之事，我们竟浑然不知。但是，母亲一直想出人头地的愿望，却是整个家庭中早已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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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父亲失去工作之后，父母也从村庄的核心人物逐渐沦为边缘人群。90年代，父亲任职大队书记，在村子里享有很高的威望。父亲的生活与村庄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每天都能从一里外的喇叭声中听到父亲的广播。对于父亲的干部身份带来的福利，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生病住院，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礼品更是堆满了整个房间。同时，我们家拥有着整个村子里唯一的一部电话，这部电话让我们家成为村民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中介，而母亲则是电话两端之人的重要传声筒：每当有电话找村民，母亲都要跑到别人家喊其家人前来接电话。可以说，来来往往的接打电话的人使得我家每天都处在热闹之中，也让母亲站在了热闹中心。
作者摄：父亲的笔记本
可惜，风光的时间是如此短暂。千禧年后，因为父亲的脾性实在不适合在官场工作，母亲便让父亲辞去了工作。但是，突然的闲暇反而激发了父亲魔鬼的一面：他开始出入酒肉场合，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每当这时，母亲便要骑着三轮车拉他回来。有一次，母亲接到电话，说父亲喝醉了，让她去接一下。母亲走在路上时，看到已经摔在泥沟里的父亲，全身浸满了污垢。母亲想撒手而去，直接离开这个村子。后来她说：“回家看见伟儿趴在桌子上写字，我就想着再忍一忍，然后推着架子车把你爸拉了回来，晚上等你们都睡了之后，我自己坐门口哭了一夜…”说这话时，弟弟已经大学毕业，我们仨正吃着早饭，谈起过往，母亲仍会不由自主就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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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放下所谓的自尊与颜面，开始加入农民工的队伍，家里的人情往来几乎全由母亲承担，甚至是父亲工作上的未尽事宜。那两年，她骑着一辆自行车不停地穿梭在乡政府与家之间。后来听到母亲与村民谈及此事，言语里竟是透着自豪：“乡里的那些人哪一个不认识我，一口一个嫂子不说，事儿也是该咋解决就咋解决”。
然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母亲整个人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甚至在夜间突发脑梗。彼时，母亲虚弱地安排着后事，大姐四岁的儿子一直喊姥姥，父亲紧握着母亲的手，呵斥她不要说傻话。叔叔推来他家的电动三轮车后，父亲没来得及言谢便带母亲朝着医院奔去。所幸，母亲从死神手里暂时逃脱了。不幸的是，随时可触发死亡之铃的后遗症也就留了下来。
自此，“怨”好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眼见别人高楼起，自家还是嫁与父亲时的旧房；眼见别家闺女上嫁人夫，自己女儿却只爱穷小子；眼见别家孩子入大学，自家孩子还在中学滚爬。于是，吐槽父亲“喝酒前啥都不会，酒后是个万能人”成为日常话题，也开始不间断的嫌弃我们不如邻居家的孩子懂事。但是她自己，因为觉得我们都无能，所有事儿都亲力亲为。因为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让我们不管在哪里都要以“听话”为准。不曾想，“人家看不起”竟潜移默化地规约了她的行事方式，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的家庭。
随着我和弟弟渐次加入高考大军，母亲也仿佛看到了希望之光，“愿”开始主导她的生活。2015年高考，弟弟考取了620分的成绩，拿到了某军校的录取通知书。母亲说，她曾许下愿：如果弟弟考上大学，就请戏剧团唱戏，大办宴席。这场还愿之礼，邀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父亲的昔日好友。席间觥筹交错，舞台歌声缭绕，父亲的骄傲化为一杯杯烈性如火的酒，母亲的自豪掩藏于每一声热切的招呼声中。
作者摄：父亲钉在家中门墙上的铭牌
坚持还愿
我和弟弟的录取通知书下达后，母亲又重提还愿事宜，说要提前订好猪仔和羊仔，省的过年时买不到。我们只当是玩笑，毕竟我和弟弟此次继续深造不比考大学，算起来没那么重要。后来，猪肉价格一路看涨，觉得她肯定会被昂贵的价格吓退，而且，父亲并没有发表任何观点。
没想到，母亲是当真的。
腊月十八，我放假回家没多久，母亲就出去干活了：去做兼职，一下午能赚八九元。期间，我去帮忙，忙活了三个多小时才赚了不到四元钱。晚餐时，她对父亲说：“雪丽回来了，明天你俩把玉米打了，再凑点买猪钱”，我说自己手里还有三千多元，问她够不够。她说那就够了，不用着急脱玉米粒了。
腊月二十，她和父亲就去邻村把预定的羊仔买了回来，在家中喂养。有村民来家里闲坐问到买羊的价格后，都说买贵了。母亲说，人家养只羊也不容易，自己残疾不说，儿子还得过脑溢血，多少算是帮点忙了。
腊月二十一，父亲接着电话从胡同里往家走，询问对方猪仔情况。我问父亲：“啥时候订的？咋没听你和我妈说过？”，父亲倒是笑意不减，“早就托人联系了，找了一俩月了，连太康那边的人我都联系了”。说实话，我着实吃了一惊：父亲居然是支持母亲的决定的。十多分钟后，父亲打电话要把另一份预定给辞掉，说是之前找的备用的。我不由得对着父亲发出感叹：“还是你隐藏的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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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相信母亲会大张旗鼓地靠一己之力举行还愿仪式，是因为这和她平时的习惯相差太远了：一位平时出门连三元钱一碗的杂面条都舍不得买的人，竟然要赶在猪肉最贵的年份选择实现猪肉自由。毕竟，连她自己都说，今年买猪花的钱比着去年婶婶家多了好几千。
但是，随着在家的日子见长，与村庄里的人接触也越来越多，而闲聊的次数每增加一次，我对母亲的理解就会多一分。
到邻居家借东西时，年迈的大娘会拉着我说，“你考上博士可不得了呀，在咱大队都数的过来，将来你妈可得享大福了”。和母亲一起出门碰见熟人，“这就是你家考上博士的妮儿吗，不简单呀”，言语间多少透露着赞赏。父亲的朋友来家里闲坐，谈及我和弟弟的学历会大力赞扬父亲和母亲培养孩子的能力，母亲会适时补充“俩人都不要书钱了，伟儿（弟弟小名）都有工资了，还说这两年靠他给家里盖房子呢”。
母亲积攒多年的苦楚在这些时刻被无尽的喜悦冲刷了去，同时，那些已经遗失多年的在村庄中的存在感再次被她争取到手。可以说，母亲的“还愿”仪式既是一场表达喜悦情感的家庭活动，更是一种获取村庄认同的工具性行为。借助于此，我们家这个小个体得以与村庄这个大集体建立联系，再次成为整个村子的焦点。
藏在“愿”里的渴望
还愿仪式还没开始时，就有人陆续来到家里，一来表示祝贺，二来询问是否能帮些什么忙。帮忙宰羊的大伯在前一天就来到家里问母亲几时开始，后来得知记错了日子，说“我记着这事儿嘞，算着日子，还是给记错了”。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多人知道呀？“因为这事儿少见，又都是考上学的事儿”，父亲笑着说。母亲接上话茬，“你爸在外面没少吹，几个人干完活坐一起就开始显摆，一把年纪的人跟个小孩一样了”。父亲听着只是嘿嘿地笑，并没有反驳。
是自我宣扬也好，无意间透露也罢，还愿仪式无疑让作为个体的父母与集体再次发生了联系。此外，相对于村庄参与性较强的父亲而言，这次还愿活动对日渐被边缘化的母亲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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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经年逾六十五岁，身体欠佳，且属文盲群体。姐姐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而我和弟弟仍然在外求学，昔日绕膝寻欢的孩子渐渐地都远离了母亲的视野，和她交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之前与她交好的街坊邻居因为彼此间缺少共性，逐渐都疏远了：她们可以照顾孙辈消磨时光，母亲唯一的儿子尚未娶亲；她们闲时会聊快手、抖音上的信息，母亲觉得浪费时间不喜欢也不想学，说看这些还不如到田里转转。于是，即使是农闲时节，她也能一天跑田地八趟有余，碰见熟人喊她一起聊天闲坐，总觉得没有共同话题。
如同黄粱春梦，一张幕落下，又如烟花绽放，一代人迟暮，母亲的叱咤年代已经过去。或许，母亲觉得她的后半生就这样度过了。谁曾想，迟暮花开：这些在我和弟弟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发生了转变，母亲成为村庄教育话题的权威发言人，当聚集的人群谈起孩子的学习问题时，她能够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教育观念以及我和弟弟的学习经历。也由于此，母亲整个人活泼了不少，与人交谈时也是满满的骄傲感。
作者摄：母亲少有的加入群聊时刻
幸运地是，县、乡镇两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关注也让母亲有机会站在台前，也正由于此，母亲在整个大队中的高光时刻于八月份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大队决定给予当年考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考生一定奖励补助，并选择了我作为代表在颁奖仪式上发言。后因开学，我没能参加颁奖活动。弟弟给我发微信：“我上台了两次，你是整个大队唯一的博士，硕士也只有三个，下面可多感叹的声音，我看见咱妈笑的可开心，后来到家了都没让我扔了绶带”。迄今，那两条绶带仍然在家里，被母亲收好放进了盒子。
作者摄：大队书记为我和弟弟颁发的绶带
愿”仍在继续
母亲听说我把拍的照片发到了家庭微信群，说：“咋，想激励大家都好好上学呀”。十三岁的外甥说，他要像舅舅学习，将来也要考军校；十一岁的外甥女说，她将来要考进北大，去北京上学；正坐在我身边的五岁小外甥，偷偷地告诉我：“小姨，我也考北大，跟俺姐一样”。母亲说：“可都要下劲儿学呀，不能都靠嘴说，将来考上了让你们奶奶请戏团。”
屋外飘着雪，母亲在屋内与孙辈们通着视频电话，新的年岁已经开启，新的希冀也已踏上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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