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气势之大,无逾于此 (附:汉隶十大名碑)

“汉隶气势之大,无逾于此”

—《封龙山颂》

《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十月立。原碑在河北元氏县西北之王村山下。清道光27年(1847)为元氏知县刘宝楠访得,移置城中文清书院。隶书,十五行,行二十六字。

  这是一块在用笔上很近似《石门颂》和《杨淮表记》的汉碑。它圆笔中锋,锋芒内敛而奔放,极饶篆书意趣,因此突出地表现出宽博、豪放、雄肆的美感。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谓: “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为祀山颂神而立。清代此碑在搬移中断裂为三,现在断裂前的拓本,已是十分罕见的了。

《封龙山颂》在结体上也很有特色,大多字形偏长,重心较高,下半部时见散开,而左右两角又时有偏移,加上横画的运用或上斜,或下倾,从而形成了平中出奇,稳中有险的生动笔致,其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封龙山颂》用笔圆润似《石门颂》,但外形方硬过之;笔划瘦硬险峻似《礼器碑》,但朴厚遒润过之。所以它兼有二者的美,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试论《封龙山颂》的艺术特色及其学习要旨

两汉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400多年间,经由各种书体的孕育和演变,隶书、草书以及行楷书在笔法、结构上打破了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为中国书法史平添了一串铿锵有力的音符。

东汉时期的书法刻石蔚为大观,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我国现存的汉代书法刻石原石绝大多数集中在东汉,而且主要是在东汉晚期,其中以河北元氏县的《封龙山颂》为杰出代表,可谓我国汉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代表作。

封龙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据《禹贡》记载,封龙山一带古属冀州,春秋时为鲜虞国,后归属晋国,战国初属中山国。公元前400年左右,中山国在封龙山下设封龙邑,故封龙山之名称由来也许更早。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形成了以封龙山为中心的一个多元文化圈。

东汉初年,光武中兴之际,政治清明,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生产力低下,其时的劳动人民在各种自然灾害的困扰下,因抗争无效,只有乞求神灵的庇佑。这是汉碑得以建立的主要根源之一。

试论《封龙山颂》的艺术特色及其学习要旨

两汉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400多年间,经由各种书体的孕育和演变,隶书、草书以及行楷书在笔法、结构上打破了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为中国书法史平添了一串铿锵有力的音符。

东汉时期的书法刻石蔚为大观,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我国现存的汉代书法刻石原石绝大多数集中在东汉,而且主要是在东汉晚期,其中以河北元氏县的《封龙山颂》为杰出代表,可谓我国汉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代表作。

封龙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据《禹贡》记载,封龙山一带古属冀州,春秋时为鲜虞国,后归属晋国,战国初属中山国。公元前400年左右,中山国在封龙山下设封龙邑,故封龙山之名称由来也许更早。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形成了以封龙山为中心的一个多元文化圈。

东汉初年,光武中兴之际,政治清明,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生产力低下,其时的劳动人民在各种自然灾害的困扰下,因抗争无效,只有乞求神灵的庇佑。这是汉碑得以建立的主要根源之一。

《封龙山颂》东汉延熹七年(164)十月立,碑原在河北元氏县西北45里王村山下,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移址于城中文清书院内。此碑字迹笔画流畅,体势宽博,遒劲豪放,集阳刚与典雅于一身,为元氏汉碑中最为优秀者。就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言,可谓元氏汉碑之典范。更有专家称之为中国汉代艺术精神的杰出代表,为书法界所重。

此碑碑阳第一行竖刊“元氏封龙山之颂”,后世著述因而多称其为《汉元氏封龙山之颂碑》,一般简称之为《封龙山颂》或《封龙山碑》,亦有简称《封龙山》者。

《封龙山颂》道光年间才得以面世,流传较晚。但其不俗的风格、大气磅礴的艺术气息直逼此前面世的诸多名碑,备受书坛敬重。

清代方朔跋曰:“(《封龙山颂》)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乙瑛碑》之气魄,文尤雅饬,确是东京人手笔。”东京即今天的洛阳,其时为东汉之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诸多名碑皆出于此地。杨守敬在《评碑记》中,盛赞此碑“雄伟劲健,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汉碑书法由于风格繁多,将其分类研究,各家均有不同。王澍(1668—1709)在《虚舟题跋》中,将汉碑书风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无疑,《封龙山颂》兼而有之。关于汉碑的分类比较研究,侯镜昶先生在《书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东汉分书流派评述》一文列出了14种流派及代表碑刻,较为详细,其说有一定影响。他将《封龙山颂》归入第十类,劲直派,应该是从该碑的用笔上加以归类的。对中国汉代碑刻研究卓有成绩的日本学者浦野俊则,从建立汉碑的目的出发,研究其分类及风格,他把歌颂神冥灵验者称为“神碑”。他说:

“《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都在河北元氏县,与崇拜北岳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氏附近有《三公山神碑》《无极山碑》等,神碑类留存最多。”

他还说,此类名碑,字体方正,间架开张,波势强劲,严肃的字形似乎在显示着神的威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汉代书简的大量出土,当代学者对汉碑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全面,而且对《封龙山颂》的评价越来越高。

《封龙山颂》的形制简洁无华,长方形,纵166厘米,横100厘米。无额无穿。全碑共16行,满行26字。第1行刊“元氏封龙山之颂”7字。第6行空13字,第10行空21字,第11行为颂辞,第13行空14字,第14至16行因碑之右上角残损,缺字最多。碑文及颂辞为270字。

1

整体气息

大气、质朴、古雅是《封龙山颂》的独特魅力。

《封龙山颂》的整体气息应该是雄浑大气的,书写者的浩荡磅礴之气灌注于笔端,使通篇的气势古健雄伟,大气磅礴,不可摇撼,震慑人心。虽为碑刻,但其宽博的结体、雄强的点画内蕴、线条的强烈动感以及点画的内在张力似乎已经超越了碑刻的界限,把动与静、收与放、含蓄与雄强、俊美与粗犷、大方泼辣与规矩法度等诸多对立的矛盾统一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阳刚之美。

《封龙山颂》刻立之时是汉代隶书发展的黄金时期,京城繁华地带,书风已经稍显轻靡。而常山国封龙山一带,较之繁华的洛阳、长安京城地区相对偏僻,其书风质朴无华,毫无藻饰之感。意态率真自然,每个字似信手拈来,而又浑然天成;仪态拙朴无华而又洒脱不羁,是谓“无意于佳乃佳”。

是碑书者如果没有坚实的篆籀工夫,是难以表现出高古深邃的神韵的。不入俗,不浅薄,格调古雅,韵味醇厚,读之如同品尝陈年佳酿,入口绵甜,回味悠长,这就是该碑能够在书坛享有盛名并备受重视的主要根源。

2

用笔特色

《封龙山颂》的笔力遒劲豪放,主要得益于篆籀笔法的运用。在汉隶诸碑中,是碑以圆劲用笔为主,极富篆意,用笔风格极近《石门颂》,但于转折处翻笔直下,而《石门颂》则于转折处多用圆转。该碑点画刚劲有力,“努如直槊,勒若横钉”,沉着但不迟滞,奔放却不靡弱。此碑的超然之处在于苍劲而不圆熟,雄强而不粗疏,“以峭激蕴纾余,以倔强寓款婉”,熔沉郁与温醇于一炉。虽然用笔势奇力强,古朴深邃,但能给人以简静冲和之感,丝毫不涉“野气”。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初学者对于起笔与收笔往往比较认真,而对于笔画的中间部分容易忽略,草草过场,甚至怎样运笔不甚了了。暴露出来的毛病是线条中间一段绵软无力,这就要求学习者在运笔过程中始终要万毫齐力,增大笔与纸之间的摩擦力。

此碑的线条瘦硬,初学者往往因笔力不够,仅注意到瘦的一面,却达不到硬的效果,这样,在感觉上就显得线条薄弱。对汉碑有独到见解的书法篆刻家马士达先生在谈到《封龙山颂》的用笔时强调:“理解《封龙山颂》的秘诀无他,仅以笔代刀、以纸代石,以篆刻方法书之,方为正途。”他对篆刻的深刻感悟、对汉碑的独特理解,将临习《封龙山颂》的初学者引入了正道。此外,运笔的速度也不宜太快匀,应该有起、伏、徐、疾的节奏。当然,初学者不宜太快,先要慢中求稳,然后,稳中求快。最后才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再加上提按、轻重疾徐的节奏变化,线条才会生动,才有质感,才会有字形的神采。

3

结构概述

《封龙山颂》的字形特点呈扁方形居多,结体宽博疏朗,落落大方,气势恢宏。比如“龙”“熹”“灵”“疆”“丽”“熏”等字,它们的间架结构疏密匀称、繁简得当、从容不迫,没有丝毫的局促与紧张。笔画少的字,则注重点画间的呼应,顾盼生情,摇曳多姿。这类字如“公”“于”“化”“石”“以”“戊”等,结体宽松、博大而不臃肿。特别是“烛”“耀”“流”等字,其左边的偏旁写得出乎意料地小,并且向上抬高,仍然显得匀称自然,富于变化。如碑中第二个“耀”字,左边的“火”旁,尽量缩小向上,几乎与右旁的“羽”字头相平,但是整个字势又无左轻右重之感;又如“能”字,左狭右阔,一缩一伸,一反左右相等之态;碑中“旧”“熹”“举”“馨”等字,根据字形尽势而长,与碑中其他字比较,竟长了一倍左右,但从整体看又不失和谐。再如“圣”“朝”“明”“寅”“诏”等字,似《乙瑛碑》,但用笔较含蓄。此碑不仅兼有《礼器碑》的瘦硬,《杨淮表记》之奔放,还兼有《衡方碑》《陠阁颂》之厚重,《张迁碑》之古拙。应该说它在东汉诸碑中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4

临习旨要

对于汉碑的临习,首先应该把握用笔的要诀。此碑用笔圆转遒劲,以篆书笔法作书,方为正道。其次用笔要“涩进”,才能写出遒劲的线条。刘熙载《艺概》中说:“唯笔方欲行,仿佛此前有物以拒之,而竭力与之争,是不求涩而自涩也。”此言道出篆隶用笔的基本方法。

“涩进”,即指笔与纸面之间有较强的摩擦力,运笔时仿佛笔锋前面有一股强劲的反力阻挡笔锋的前进,笔锋的行进犹如“逆水行舟”。这样写出来的线条才会遒劲有力。但是,如果用力过大,则会使线条显得臃肿、无弹性;用力太轻则又会使线条显得单薄,关键要把握好用笔的力度,要使笔锋能够“动”起来,“笔软则奇怪生焉”。

《封龙山颂》的线条变化很丰富,除了线条形态上表现出来的粗细、方圆变化之外,还有节奏的快慢等,因而要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认真体会。“瘦硬兼顾”也是该碑的一大特色,“书贵瘦硬方通神”。唯一应该避免的是看似瘦的线条,写不出硬朗的感觉。这是功夫未到,多临摹,多体悟,功到自然成。用笔的节奏要有起伏、徐疾,这样线条才会生动。

隶书作为今文字之祖,上承篆意,下开楷法,艺术、实用两者兼赅。关于《封龙山颂》的学习,在参照汉隶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如能认真研究其特色,体会其区别,在提高自身对汉碑的整体素质上下功夫,定会“事半功倍”。以上乃结合自己平时学书之体会,参悟有关著述,尽可能有针对性和浅近明白地讲述该碑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技法,常恨不能穷原竟委,推陈出新,就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吧。


附:汉隶十大名碑

乙瑛碑

《乙瑛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原石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礼器》、《史晨》并称“孔庙三碑”,历为书家所重。

清杨守敬评:“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翁方纲)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这正讲出了该碑的微妙处。临写此碑要特别注意波画的“逆入平出”,尤其是起笔处的逆势不能形迹外露。如“蚕头”的逆势形迹向上作侧锋外露,就流于了唐隶“蚕头”起笔侧露的庸俗风气。

礼器碑

《礼器碑》汉永寿二年(156年)刻,藏山东曲阜孔庙。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收于《金石萃编》卷9。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曹全碑

曹全碑(国宝级文物)汉中平二年(公元185)高272厘米,宽95厘米。明万历初合阳县莘里村出土,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明万历初年在陕西省郃县旧城萃里村出土,现在西安碑林。内容为王敞记述曹全生平。此碑是汉碑代表作品之一,是秀美一派的典型。其结体,笔法都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清万经评此碑:“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石门颂

石门颂,著名摩崖石刻。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写的一篇颂词。

全面、详细地记述了东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孟文上疏请求修褒斜道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摩崖汉隶,是“石门十三品”之第五品,属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石门颂》对后世影响很大。

华山碑

汉代隶书。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

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毁于地震。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六字。末行有“郭香查书”字样。《华山碑》是汉碑隶属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书风朴茂古拙又圆转流动;用笔丰满中和又波磔明显,为书家所推重。

史晨碑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碑》是孔庙珍品,与《礼器碑》《乙瑛碑》一起,并称为孔庙三大名碑。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史晨碑》:“此碑笔姿古厚朴实,端庄遒美,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张迁碑

《张迁碑》,碑石原在山东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县),今置泰安岱庙炳灵门内。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刻。明初出土。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迂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所以有人怀疑是摹刻品,但就端直朴茂之点而言,非汉人不能,所以决为当时之物。碑阴所刻人名,书亦雄厚多姿。

鲜于璜碑

《鲜 于璜碑》书风古朴雄健,浑厚凝重。其用笔以方为主,方整内敛,遒劲端庄,浑厚有力,斩截爽利,如佩刀贯甲的大汉将军,颇具阳刚之壮美(尤其是碑阴)。《鲜于璜碑》的书法艺术地位,可谓是上乘秦汉,下启魏晋,在汉隶中独树一帜,古朴、雄壮、稚拙于一炉,堪称书蒹众美。《鲜于璜碑》是建国以来所发现的最具价值,最具影响的名碑。对于书法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作用与广阔的再创造空间。

衡方碑

《衡方碑》也是汉代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用笔极为有力,笔画丰润,在转折和撇、捺处尤见功力,形成外方内圆的效果。其结体方正,波、磔、撇、捺皆不张扬外露,字体方整严峻,有下紧上松之感。

整篇章法紧凑,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留白很少,但又毫无局促壅塞之感。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说:“足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矣。”清姚华《弗堂类稿》跋此碑说:“《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何绍基称其“方古中有倔强气”。此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杨守敬说它“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西狭颂

《西狭颂》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成县县城西13公里处的天井山鱼窍峡中,碑文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称《惠安西表》,民间俗称《李翕颂》《黄龙碑》。

颂文主要记载了东汉武都郡太守李翕率众开天井道的历史政迹。摩崖颂碑呈长方形,纵3.06米,横3.75米,由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组成。上为篆额“惠安西表”四字,额右下方为《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降及承露人,《五瑞图》是对李翕德政的形象表述和对西狭碑文的生动补充,是了解和研究汉代绘画雕刻艺术的宝贵遗迹。其左是正文,后面是题名。

来自北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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