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艺术品为社会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具体表现在保护文物艺术品是在为后代保留和传承文化遗珍，欣赏和享受艺术品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精品与生俱来的美育教育、文化张力和创新思维等可以给社会带来集体收益。二是艺术家只有在生活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独立思考和创新创意。无论在历史还是现代市场上，很多艺术家单靠艺术创作在经济上无法维持，能够被市场认可并取得良好收入的艺术家只是少数，艺术品市场存在效率不高的局限。艺术消费和收藏不是生活必需，收入水平、美育教育等都会影响到艺术消费和收藏投资的选择。而且艺术品创作的个性化导致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三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艺术同教育、健康一样，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9年，中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作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人们对文化精神需求越来越高，政府有责任为人们提供接触和享受高质量艺术和文物遗产的权利。
政府通过对艺术品行业的资助，可以引导市场资金和人才的流向。一是提倡和激励全社会重视美育教育。美育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们感知幸福的基本素养。三是扩大艺术消费，增加艺术品的亲近感，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年轻人对当代艺术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比如，故宫折扇、文具等多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达15亿元，这充分说明实用性、生活化的艺术品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对文物艺术品给予资助和扶持，资助的渠道主要有补贴、降低税率、捐赠艺术品抵税等。第一，政府在兴建和运营博物馆、美术馆等方面进行大量投入，或者通过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艺术基金给艺术品项目以资助。在补贴时，大多采用财政资金作为启动和引导资金，由项目方配套，同时吸引社会资金跟进的模式，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联动和杠杆效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和就业发展。第二，在艺术品进出口、交易、资本利得等税收方面，享受比一般商品更为优惠的税率。政府通过降低相关税率使人们愿意持有、展示和交易艺术品。不少国家对文物艺术品的进出口采用低于其他商品的税收政策，鼓励艺术品的国际贸易或者流动。国家间的监管体制和政策存在着差异，监管套利会导致全球艺术品交易向管制较少、交易便捷的经济金融中心聚集，全球或地区性的艺术品交易中心或重镇的形成、兴衰和转移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背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税率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第三，捐赠艺术品给非营利的文化机构，享受税收抵扣的激励。从各国实践来看，文物艺术品的慈善捐赠可以税收抵扣的机制设计，使捐赠人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也可以在税收上得到经济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个人和企业对文化机构的捐赠动力。在全球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中，很多镇馆之宝都来自捐赠。这类税收优惠更为强调市场的动力，其所激发的民间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政府的直接资助规模。201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将原来规定的只允许企业捐赠在当年税前扣除，调整为可以结转到以后三年扣除。这项政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在遭遇特殊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应急纾困资助措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戛然而止。艺术品行业大多是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为此，中央和各地政府都第一时间推出政策，资助文化艺术品企业渡过难关。例如，减免社会保险费，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中小微文化企业申报艺术基金项目资助比例，扩大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发放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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