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路线与李斯路线截然不同，那些治国者，如何选择治国路线？
一、治国路线至关重要
在治国学中，治国路线的选择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起到居中宰执整个治国路线图的作用。不同治国路线，将必然带来不同的治国效果、国家繁荣潜能和国家持续可能性。所以，治国路线将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的效能。
判断某个国主是否强力国主或者智慧国主，首先就要从治国路线去判断。强力的智慧国主，会选出高效治国路线。选择好的治国路线以后，国主就可以很好地去治理国家，促进社会尽快进步。可以说，治国路线是国主治理国家的总纲所在。
国主选择治国路线，根本的还是要受制于社会制度本性。如王莽在封建社会中实行类似于社会主义平均模式的治国路线，结果只能导致政权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路线决定生死。所以，不论什么时代，政治家之间的争夺，往往是治国路线之间的争夺。
秦国在嬴政亲政以后，出现了一场路线大争夺。这场争夺，可以给我们揭示治国路线选择的内在机理。
二、吕不韦的杂家缓图路线
在嬴政经历的路线争夺过程中，吕不韦路线一度处于强势位置。吕不韦推行的是杂家缓图路线。所谓杂家换图路线，指的是吕不韦执政集团信奉杂家学说，希望能够融合各种学说的优点于一体，什么最能满足眼前的需要，就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
吕不韦路线，也坚持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制定的强国兼并最后统一天下的战略谋划。但是，在具体方面有所不同。吕不韦路线要求，吞并一国之后，应该充分消化。等待充分消化融合以后，再去吞并其他国家。
吕不韦这个路线好不好呢？刚开始是好的。因为它能够及时补充法家路线的不足，要求稳妥地实现一统天下的雄伟蓝图。它主张消灭一个国家要缓慢消化它，然后再去吞并其他国家。仅仅从路线本身考虑，而不从其他变化因素考虑，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吞并，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很好的。
如果考虑到其他变量因素，它可能又是不好的。因为它在法家路线和法治体系之外，打开了产生异质因素的口子，会逐渐损害法治体系，从而削弱秦国崛起的基础。它会导致秦国这个体系中，人治的漏洞逐渐出现并且越来越多。
吕不韦秉政期间，秦国一边继续强大，一边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纰漏。嫪毐事件就是典型表现。这样，秦国吞并其他国家并且慢慢消化，看似很好，但是消化到一半，可能秦国自己朝堂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否定因素，可能就因为内部虚耗而自我塌陷了。
这样情况下的秦国，还哪有力量再去吞并其他国家。也就是说，如果秦国持续推行吕不韦路线，结果必然导致统一天下的大业功败垂成。
三、李斯的法家急图路线
与吕不韦路线不同，李斯推行法家急图路线。这种路线，要求秦国继续推行商鞅变法时期所确定的法治战略，快速积累国家实力，以快速地走向吞并天下的历史正位，并且在这种吞并正位上，快速吞并天下。
法家思想是可以独立于其他思想之外的元思想。元思想一般都会产生体系化自我保持，从而对其他异质思想产生体系化排斥。它内在要求按照本思想体系的要求，全面推行体系化的主张，建构体系化的制度。
秉持法家思想路线，进而排斥其他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排斥其他路线必然带来的异质因素的干扰，可以纯正因而效率更高地推行法家路线。推行强力的纯正的法家路线，能够继续催生越来越大的国家实力。只有推行纯粹的思想体系，甚至把它推向顶峰状态，才能充分发挥出这种思想内涵的巨大能量，进而激发与这种思想相匹配的制度潜能。
已经在秦国产生深厚根基法家思想和法治惯性，内在要求修正与这种体系化相悖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法治体系的体系化反弹。表现在外部上，就是嬴政集团修正吕不韦集团，以至于最后逼死吕不韦，才是最终镇压了吕不韦路线。
这种修正，实际上是法家思想的体系化反弹。如果这种思想不能实现体系化反弹，就会逐渐被消解掉，进而体系化消融。历史上，往往没有其他第三种选择。
四、哪种治国路线更好？
吕不韦路线和李斯路线的争夺，内在地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哪种治国路线是更好的？这也是任何国主都需要修炼的智慧能力。判断哪种治国路线更好，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符合社会制度性质的要求，二是符合当时国家最迫切需要。
治国路线选择，从根本上要受制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宗法封建制，在西周时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制度性质要求的。但是，到了秦朝建立以后，就不再符合社会制度性质的要求了，反而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符合正位制度。治国路线，也要由此发生转变。符合社会制度性质要求的治国路线才能产生足够的高效能。
但是，可能在符合社会制度性质要求的，有多个治国路线，如前所说的吕不韦路线和李斯路线，它们都是符合社会制度性质要求的。如果出现多选项，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当然，要看哪条路线更能契合当时最迫切的国家需要。能满足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最好的治国路线。这个时候，不要囿于某些应然性的要求，而要根据实然性的要求去做判断。
比如，要判断吕不韦路线和李斯路线谁更好，要根据当时的秦国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去比对。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经从侧翼弱国，变成了正位大国，甚至可以说是战国晚期的超级大国。那么，摆列在它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把秦国的高位制度体系，以及经由这种高位体系所形成的强大实力，尽可能推向更多国家和领土，实现高位制度向弱势地区的自我性的居高扩散。
那么，吕不韦的路线能实现这种最终的目标吗？如果可以，那么他的路线就是很好的。如果不可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那么他的路线就对秦国是不利的。
这个时候，必须引出统一天下的历史紧迫性。一定要注意到，历史时速。所有历史演进，都不会等待你统治者所期待的各种条件都准备好了，它才会发生。如果统治者只考虑到浅度的因素，而看不到深层因素，就难免会受制于历史铁一般的规律性，最终会一败涂地。
实际上，当时的秦国已经面临这样的二难困境：要么快速统一，要么逐渐消亡。
封建社会制度，即以地主集团作为中心主导者的制度体系，内涵着比较大的负面因素。所以，如果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快速统一整个国家，秦国就必然会因为内部产生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而陷于自我削弱甚至自我消融的状态之中。正面因素一旦压制不了负面因素，负面因素就会加速出现，从而毁掉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根基。
秦始皇死后，秦朝快速崩溃，本身就是人治漏洞的外在表现。这种人治漏洞始终都是存在的。如果秦始皇刚开始执政的时候，不能快速统一，这样的人治漏洞就会快速出现，并且越来越大，最后会反噬秦国已经形成的统一行动力。
秦始皇削弱吕不韦地位的各种看似狠心的排斥行动，实际上是对已经开始显现的人治漏洞的强力修补。秦始皇重启法家快速模式，强行兜住了由吕不韦人治因素加速带出的制度本性上的人治漏洞。
五、国主应该怎么去选择治国路线？
从吕不韦路线和李斯路线之间的比对中可以看出，国主如何选择治国路线，将直接决定治国效能。总结上述，可以推导出一些基本机理。
第一，根据社会制度性质来选择。治国路线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古代统治者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够感觉到国家社会推动他们向哪个方向走。比如嬴政和李斯等人，虽然不可能像今天的人们一样，去分析国家政体的制度基础，但是他们能够感觉到怎么做才对国家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有治理国家的政治本能。这种政治本能，会推动他们按照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去选择更好的治国路线。
第二，根据国家根本需要来选择。治国路线，把治理国家使国家走向更好状态作为基本目标。治国路线，就要根据国家的根本需要来做出选择。国家要想维持在良好运行状态，需要治国者能够紧紧抓住国家的根本需要。
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作为治国者的商鞅，能够抓住国家对耕战这两个根本需要，并且根据这种根本需要来设计如何治理国家，规划出高效的治国模式。
第三，在可选项路线中选择最佳的。在有两个以上治国路线可以选择的时候，细节化调研国家治理需求，从而使治国指针，精细对准历史正位需求，才能精准选择出最佳治国路线。治国刻度偏离即便很小，也会产生很大的治国效能上的损失。
治国者必须精细化研究自己面临的国家的具体需求，从而设定治国模式和图谱，才能使自己的治国指针，能够精准指向治理国家的当时的正位。前面所说的吕不韦路线和李斯路线，可以说都是秦国的有效的治国路线。但是谁能更加精准呢？最后证明，还是李斯路线能够更加精准地瞄准当时的秦国的历史刻度。
第四，要注意历史变向可能。选择一种治国路线，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呢？当然不是。治国路线是根据历史时势做出的选择。历史时势变化了，治国路线也要随之改变。
历史潮水会不断发生变化，历史方向也由此不断变更，治国路线也要适应性变更。治国路线需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微调或者大调，不断适应性更新，使之基本上符合治国需要。
当然，选择治国路线的时候，治国者还要密切注意来自国家社会的限制能量。国力如何，直接限制治国者的治国路线的选择。吕后在面对匈奴单于的羞辱时，为什么不敢开战？当然还是受制于西汉建国初期国力极为有限的现实。所以，当时在这一块的治国方面，吕后集团不可能选择强力清剿的治国路线。
不仅国力会限制治国路线的选择，社会允许的试错空间大小也会影响治国路线的选择。王莽推行的新政，在西汉末期是基本上没有试错空间的。试错的结果，就是崩溃。如果在西汉初期在部分领域试行这样的治国路线，还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效果。
其中，社会中负面因素的板结程度将直接决定治国路线选择的空间大小。崇祯不想振兴明王朝吗？当然想啊。但是振兴了吗？没有。换朱元璋来，能吗？恐怕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社会板结已经不可逆转。来自社会自我循环的造血功能，已经基本上失去了。
所以，治国者对治国路线的选择，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直接限制。运气好的治国者，能够选择好的治国路线，并且能够取得比较高的治国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