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梵高——徐渭

徐青藤是个地道的狂人.张旭式的“以头濡墨”和米带式的“反系袍袖，固然是书法史上有名的逸事，但与徐渭相比，不过是担了个虚名。据查，徐渭的疯狂不仅仅出于艺术行为，他好像真的有点精神病式的疯。病理的疯一旦转化为艺术行为的狂，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我们不禁想起了西方绘画史上的梵高，他们堪可配成一对。

徐渭《墨葡萄》

徐渭《墨竹图》

疯子永远也成不了艺术家，但徐渭却成功了。他的水墨葡萄在绘画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四声猿》也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那么他的书法如何?在明代书风略显沉闷的环境对照下，他似乎是呼啸而起，以彻底的狂态为书法史施加为书法史施加了浓重的一笔。文微明、赵松雪或是董其昌自然远避唯恐不及，即是才子如祝枝山，乃至上溯宋代苏、黄、米，在气势上也不得不逊他一席之地。书法当然不只是气势问题，但以他的如此胆魄作如此狂书，卒至取得如此大影响，我以为并非偶然。元明时代对二王的回归与继承，使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动必有则，愈演愈烈，故而赢弱积深，徐渭的反叛，也许可以算是对理性主义末流的一种清算吧?

徐渭《花卉人物图卷题诗》纵19厘米 横2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徐渭《菊石图》

强劲粗犷的线条，舞蛇走地。驰纵跳腾:间架完全被打散.服从于更整体的章法效果，字的可识性显而易见地受到了削弱:而且提按顿挫的笔法也被更含混，更博大的审美意识所取代。局部的技巧美忽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一切取决于视觉整体感，这就是徐渭的反叛内容。在书法史上还很难找出这么一个典型，无论是二王，还是颜柳苏米等，即使是张旭、怀素，在徐渭的气势面前也不得不慑眼。当然，缺陷也显而易见:注重整体的同时带来技巧的不够精到，时出败笔，而且创作的成功率极低。精者可谓惊天地动鬼神，粗劣之作则如村夫态。在徐渭传世作品中，精者甚少而粗者却屡见不鲜，这也正是明代人趋仿古人时的共性现象。

徐渭《草书七律诗轴》 纸本，行草书，纵209.8厘米，横64.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水仙图》

但徐渭还是震烁古今的。他的非理性表现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明代书法、整个书法史上的一连串有深度的命题。如果没有他，我们很难想象沉滞的明代书坛还有些什么值得自傲的所在;如果没有他，我们也无法想象出明末表现主义思潮在书法史上是如何崛起，使整个书法史在沉寂后猛然一震;如果没有他，书法史上的表现主义思潮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定位的落点—没有一种思潮或思想可以不落实到具体的人物或创作上来。当然还有:如果没有他，我们对明末王铎、傅山竟会有如此狂放但却又是如此理性的现象必然会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了徐渭，一切都可以解释了:因为有他的狂放，所以书法史对疯狂与奔走呼号不再持一种突兀感和排斥态度，相反一些书法家还从徐渭身上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取其狂放但舍其芜乱，而济之以严整;取其厚劲但舍其粗糙，而济之以沉实。当然从总体上说，则在徐渭冲决了理性的法规之后，后人又面临着高一转次的重新构建，正是在这破与立的不断循环中，构成了一部浩瀚伟大的书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