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与身后：思想际遇的无常

硕士入学的时候，导师给我推荐基础阅读书目时。其中有一本是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书的内容印象并不深，反而是译者序印象极深。

这种研究型的译者序，之前我在苏力翻译的波斯纳系列著作中常见，我认为如果是阅读译本，那这类译者序都特别重要，因为它不是在简单的介绍翻译过程中多么辛苦一类的，而是带你进入到整个的问题场景之中。而且，翻译是个苦差事，辛辛苦苦翻译出来，总还是会有人出来说三道四的，当然了，专业一些的说三道四也有它的促进交流和提升学术的价值。正是在博登海默的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我记住了书的译者——邓正来。

后来学习时间长了，哈耶克的几本重要著作在国内有好几个译本，我没有都选邓译本，主要是邓译本不容易买到，二手书又太贵。但是邓先生译本的译者序倒是都先来看过，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应该翻译成自由秩序原理还是自由宪章，邓先生写的长长的文章作出的说明和论证。

由系列长论文整理出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学界激起了很多的反响，有赞成的，也有反驳的，总之它激起的讨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中国法学是否以及如何产生自身的主体自觉，如果缺少明确的主体自觉，那么中国法学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还是所谓的“争鸣”的局面，那些看似对立的观点，或者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不同讨论域的观点到底在共享着怎样的前提预设。

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相比，我反而觉得《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在理论探讨上更有可以深思之处，也更有启发价值。不过这本书没有前一本书那么有名。这个标题显然是受了麦金泰尔的影响（他有本书名为《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从题目中就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主体性思路的影子，以及主体性带来的建构倾向，也就是把现状真正的看成是一种进行时态的东西，从而把过去和未来都带入到这样的思考当中。这是极大的理论推进。也是对平面的简单的现在时态的思路的一种超越。

邓正来先生的著作和译注都很多，是个相当勤奋的学者。我读到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就是邓先生翻译的，砖头一样厚的著作。邓先生有本书叫《学术与自主》，这本书中的几篇论文讨论的话题都是在学术的理论内部如何完成学术的自主性的发生和形成自觉地。关于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也是国内研究市民社会较早的理论著作（是理论著作，不是对某某域外学者的思想的简单的介绍）。

学术敏感度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你能够切中学术发展的脉络，理解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学术问题，在理论上对其加以把握。但凡有这样的能力的学者，都是能够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开一时之风气的人物。

在有关邓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很多人都提到了他作为学术活动家的身份所做出的贡献。我有直观感受的是正来学堂网站。这个网站上能够看到最新的学术消息，也有当前很多重要学者的主要文章，是很好的学习网站。

在邓先生去世后，法律出版社计划出一套邓正来著译集，几年前出了《国家与社会》和《研究与反思》，有周国平写的序言。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这个出版计划好像是没有下文了。我在公众号和微博都私信打听过，照例，没有回应。学者和学者的思想在后世会有怎样的遭遇，经历怎样的浮沉，还真是难说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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