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县域人民早期的革命斗争（一）
公元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屈辱历史的序幕，同时也掀开了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历史新篇章。这个时期的赤峰因地处清廷和后来民国北洋政府的近畿，深深地卷入到了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之中；同时也唤醒了各族民众的民族、民主意识，使这里不断出现了反帝、反封建、反分裂国家的革命斗争。
鸦片战争中，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多次对中国的战争。
到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及其附庸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列强们逼迫腐朽的清政府与之订立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专条，如枷锁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束缚和控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这一历史大变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赤峰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志士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果实被投机革命的晚清余孽，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窃夺。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操纵下，北洋军阀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民众的压迫和掠夺，致使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赤峰县（翁牛特右翼旗）因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各族人民除遭受外国侵略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外，还受到蒙古王公贵族的严酷剥削与压榨，特别是还面临着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企图将内蒙古地区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威胁。
一 鸦片的输入使赤峰人民饱受烟毒之害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利用鸦片这一“特殊武器”敲开了清王朝的国门，大量鸦片流入中国内陆，同时也流入了塞外的赤峰。在此之前，沙皇俄国也在靠近我国边境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并不断销售到我国与之临近的地区。由此，赤峰地区的鸦片种植、吸食和贩运迅速蔓延开来。
腐败的清政府各级官员为获取巨额“特种烟税”和中饱私囊，对鸦片的种植明禁暗放。到民国初年，主政热河的姜桂题和汤玉麟两任军阀都统更是打开烟禁，对鸦片种植只要纳税，一律不加限制。至此，赤峰县域的鸦片种植和销售遍及城乡。
鸦片种植越多，吸食者越众，全县各地因吸食鸦片丧失劳动能力、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更加剧了广大民众的贫穷落后。与此同时，因吸食鸦片导致的走私、盗窃、赌博和娼妓等社会丑恶现象也日趋严重。
二 频繁的战争使赤峰人民经济上不堪重负
鸦片战争以来，各列强国家对中国发动了频繁的侵略战争，不但掠夺了我国大片国土，而且逼迫清政府向其支付十几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含利息）。对此，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能以向国内人民增加各种捐税的方式来满足侵略者的胃口。
赤峰属当时战争的重灾区之一，各族人民除了承受各种赋税增加一倍以上的沉重负担外，还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蒙古骑兵“天津大沽口保卫战”和1913年至1916年的毅军平定民族分裂叛乱的战争中，因地处战争近区，承担了大量的兵员、马匹、粮草和部分军饷等方面源源补充的任务。特别是在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中，赤峰一带成为直奉两系军阀相互争夺的战场，反动军阀武装（尤其是奉系军队）在这里到处抓丁抢粮、强征军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灾难和痛苦。
三 外敌入侵不断升级使赤峰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
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年间，外国势力对赤峰的侵略主要来自沙皇俄国和日本。
1911年，沙俄扶植外蒙古民族分裂分子哲布尊丹巴公开分裂祖国，策动内蒙古地区少数王公贵族与外蒙古民族分裂分子一起搞罪恶的“蒙古独立”活动。在以翁牛特右翼旗扎萨克、郡王赞巴勒诺尔布为首的一批内蒙古爱国王公联合抵制下，加之民国政府调动大批军队平叛，才避免了内蒙古地区与祖国分裂。
1912年，日本和俄国商定以北京所在子午线（东经116 27 ）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为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接着又逼迫民国政府在东蒙地区修建铁路和开辟商埠。此后，日、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势力纷纷入侵，各列强通过在此设立“洋行”“公司”和培植“买办”，大肆倾销洋货和掠夺资源，压制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帝国主义的侵略盘剥下，赤峰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外国侵略势力在对赤峰地区进行疯狂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同时，还不断加深思想文化方面的侵略。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派“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来赤峰地区建立教堂，发展教徒，扩大教会势力。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在赤峰县境内就设立教堂和公所9处之多。一些传教士披着慈善外皮，霸占土地，放债收租，侮辱妇女，鱼肉乡里，还有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为其列强侵略中国收集情报的间谍。日本侵略者还在赤峰开办了带有殖民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它文化设施，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培植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亲日势力。
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四 蒙古王公制度的强化使赤峰的封建统治更为严酷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对内蒙古王公贵族实行笼络政策。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颁布蒙旗王公制度照旧的命令，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优待王公世爵的条例。这些命令和条例不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蒙古王公贵族原有的特权和利益，而且还将包括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各级蒙古封建领主的爵位各再晋升一级，亲王无爵可晋的加双俸并封其子孙，同时还加封了一批新的王公。这些固化王公制度政策的实施，使辛亥革命后赤峰民众遭受封建势力的压迫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为沉重。
——摘自《赤峰市松山区革命老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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