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子 何 忧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而孟子一生周游列国，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精神辩异端、辟邪说，弘扬儒家之道，甚至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诚可谓“不忧不惧”、非常自信，然“不忧不惧”的孟子在其言辞之中始终蕴含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孟子究竟何忧？

忧天下苍生困苦

孟子不是忧自己，而是忧天下苍生。他对齐宣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并进而向齐宣王建议“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悲天悯人，自己也始终心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之思。

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看到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十分忧虑。他并不一概反对所有的战争，认为如果是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之战，民必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他深刻指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并对当时的不义之战进行了激烈地抨击，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除此之外，他还主张省刑罚、薄赋敛，反对多重征税，严厉谴责统治阶层对平民百姓的横征暴敛。孟子指出当时“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认为“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孟子这种“忧天下苍生困苦”的崇高情怀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后世影响很大。杜甫讲：“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种忧患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忧诸侯仁政不施

梁惠王曾问孟子，自己尽心治国，老百姓遇到灾荒尽力救济，但是为什么“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对梁惠王之问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回答，把对天下苍生困苦的忧虑深化到对诸侯仁政不施的忧虑。

孟子并不否认天下苍生困苦有自然原因，并提出“不违农时”的宝贵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但他更主要分析了天下苍生困苦的社会原因，那就是诸侯仁政不施。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意思是说统治阶层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棚里有壮实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如同率领着野兽来吃人！这段犀利的斥责话语体现了孟子对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愤慨。他进而劝梁惠王“施仁政于民”，通过施仁政而得民心，孟子曾比喻说，民归仁如水就下，尧舜之所以平定天下是通过施仁政，因为“仁者无敌”。

因此，要解民于倒悬，必须要实现天下一统，但这种一统是基于儒家“仁政”思想基础上的一统，而不是靠武力战争，因为如果通过武力战争实现一统，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是对孔子倡导“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孟子明确提出：“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认为只有施行仁政才能赢得民心，从而实现天下一统，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忧儒家道统不传

儒家历来有“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孟子将对天下苍生困苦和诸侯仁政不施的忧虑进一步上升到对儒家道统不传的忧虑。时人有问孟子为何好辩，孟子说不是自己好辩，只是因为不得已，因为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认为杨朱追求私利而“无君”，墨翟兼爱而“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为了捍卫和弘扬儒家道统，孟子对杨朱、墨翟之言进行激烈地批判，不仅传承和弘扬了儒家道统，也强化了儒家的道统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孟子在儒家道统中一直居于很高的地位，韩愈赞其“功不在禹下”，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了弘扬儒家道统，孟子认为，当官为政之人需要加强道德修养，不能为衣食俸禄而失去独立人格，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不能助纣为虐，这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使然。但当时“士”风败坏，很多所谓的“士大夫”不是劝导诸侯施仁政而是鼓动他们行霸道，不是纠正诸侯的恶行而是游说他们攻城略地。孟子说他们：“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他认为这样的“士大夫”是“民贼”，真正的“士大夫”应该是“君子”，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这里的“君子之忧”又是何忧呢？就是忧自己成为庸庸碌碌的常人，甚至堕落为助纣为虐的小人，而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修身立德而有功于天下的圣人君子。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孟子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他不仅主张君子应该加强道德修养，弘扬儒家道统，而且自己也一生坚守“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即使不能“达则兼济天下”，也要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孟子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周游列国，不畏艰险，积极宣扬儒家之道，最后虽然不为诸侯所用，但退而著书立学，在“立言”中实现人生的不朽。这充分体现孟子的忧患意识没有丝毫畏惧退缩之意，而尽显乐观进取之志，也说明了孟子为什么既具有“忧患意识”，但他自己又对仁政的弘扬、道统的传承“不忧不惧”。

2000多年来，孟子的忧患意识一直为后世所推崇称道，推动中国较早形成“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也推动中华民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尤其那种为了捍卫和弘扬儒家道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篇中，用气势恢宏的排比句历数了历史上无数往圣先贤于忧患中奋起的事实，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最后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千古名言作结，无数次警醒中华民族在遇到危局时转危为安，激励后世仁人志士在陷入困境中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