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集小学求学记
薛集小学求学记
□陈劲松
就算百度也失去你的消息，我也还是不敢把你忘记。
上世纪的80年代末，有一个叫“幼儿园”的新鲜事物，从城市向农村蔓延，我和小伙伴们，得知这个消息，心潮彭拜。因为听说，幼儿园里不用认字，每天就是一些年轻的女老师带着唱歌跳舞，下午还有点心吃。唱歌跳舞倒是无所谓，农村子弟没有那么浮夸，只是点心这个词，让天天吃山芋干的我们，有点心驰神往。希望的火苗，还未烧到大人那儿，就被已经上学的大孩子一盆水浇得透心凉。幼儿园只有四兴的中心小学才有，我们即将入学的薛集小学，是没有的。他们又讲了其它一些充分到无可反驳的理由。一是幼儿园价格不菲（天天吃点心，能不贵吗)，只有机关干部家才上得起；二来，大人们对幼儿园并不认可，不认字，叫什么上学？学会唱歌跳舞能有什么用，完全是城里人的一种矫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与幼儿园擦肩而过，没上幼儿园的后遗症，给我带来一生的伤痛。除了炸油条，什么才艺也没有。
开学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父亲领着我，寻遍整个校园，最后在食堂，找到了正在喝棒面粥的校长，个子不高，且很瘦。看这身材，学校的经费，应该比较拮据。他姓薛还是姓李，我已记不清。父亲表明来意后，他就端着碗，对我开始了严肃而正规的面试。问我有没有上过幼儿园，又问我几岁了。我告诉他虚六岁。他就说年纪不够，明年再来。父亲说，你给他试试看，跟不上班，也不要求退学费，实在成绩差，就留级，学费再交。那个时候，念书还是要花钱的，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应该也是父亲一直对我严格要求的原因之一。既要对孩子负责，也要对钱负责。见我父亲这样说，校长没作声，面露思考的表情，良久，起身又去装了一碗，我就忐忑地站在旁边，等他喝完。稀饭的热气，把屋子里弄得朦朦胧胧，我开始有点发困，迷迷糊糊地觉得，校长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湖面上划船，两只桨上下翻飞，甚是娴熟。一定睛，才发现原来是筷子。他连吃了四碗，打了个饱嗝，放下碗起身说，那就先试试吧。带我去教室，安排了座位，中间位置的第一排，紧挨着讲台。我估计他也是不想我留级，才安排那么好的位置。学校虽然属于村小，但历史悠久，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从学校的通讯工具上就可见一斑。一个巨大的齿轮，(据说是日本鬼子的坦克上的）挂在树桠上，一个小铁锤和它配合。不同节奏，组合出各种信号：预备、上课、下课、放学、检查团来了。声音极具穿透性，我家离学校有三里地的样子，哪怕我是蒙着头睡，也能清晰地听到学校的预备铃声。这个时候我就从床上跳下来，脸也来不及洗，匆匆忙忙地向学校跑去，直到在路上遇到同样没洗脸的同学，心里才放松下来，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迟到。全校只有四排瓦房，每排三间，教室占了其中的两排，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二年级人多一些，有20个左右,三到五年级，只有十几个。五六个老师，绝大部分是代课老师。低年级是包班制，所谓包班制，就是一个老师负责这个班的所有课程——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等等。每个班只有一个老师，每节课都是同一张面孔，这多少让每天的学习有点乏味。更乏味的是，老师还会跟班到二年级，然后还让你写一个叫“我的老师”这样题目的作文。
教我一年级的是马老师，一个老头，喜欢抽烟。虽然瘦，但是很高，足足比校长高出两头左右，这让我们全班，耿耿于怀，高出那么多，更应该做校长嘛。他那么矮，凭什么？但马老师本人却无所谓，无意功名，经常在课堂上威胁我们，你们再调皮捣蛋，我就不教了，上涟水带孙子去。这句话颇有效果，能换来半节课的鸦雀无声。因为我们认为，他走了，我们班就没有老师了，没有老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他的恐吓中，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慈祥的老头。
在一个下雨的早晨，我因为没找到袜子，耽误了起床。赶到学校时，早读课已经进行大半，同学们在下面斗志昂扬地读书，马老师坐在前面，一边抽烟，一边改生字本。我想从后门悄悄地溜到座位上，刚跨进门，他就喊我的名字，我紧张极了，以为他要批评我迟到，我立马开始创作迟到的正当理由。结果是虚惊一场，原来他是喊我订正错字。我把水田的“田”字，下面的横没有封紧，他说，你这样乱来，田里的水会流走的。然后让我在黑板上，写了四遍。等我临回桌位时，才说一句，下次早点来。
包班制的课堂，现在想来是很有趣的，通常第一节是语文课，第二节是数学课。但是数学课上，如果板书到一个生字，老师就开始讲这个生字的拼音，笔顺。让你疑心又切回了语文课。在调皮的我们和烟卷的共同努力下，马老师在学期结束时，又瘦了一些。然后他的女儿就不干了，把他接到涟水带孙子去了，我们很是伤心。到他老家找了几趟，但是都没有遇到。
二年级开学了，接替马老师的是一个女老师，姓顾或者姓张，有些记不清了。年轻，美丽，温和，且不抽烟。于是我们立刻变得通情达理起来，觉得马老师岁数的确大了，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我们不能自私地和他的小孙子抢爷爷。 年轻的老师是张顾村的，在我家东边。据说刚刚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她每天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来上班。因为是顺路，有时会在路上遇到步行上学的我们，她就让我们坐在自行车的大杠和后座上，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时，我们就会把书包里的鸡蛋拿出来，要分给她吃，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她在家吃过鸡蛋来的。我们就说，你每天都这样说。全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她，估计是年纪小，有童心的缘故。她下课，也乐意和我们玩。她会给同学起各种善意的绰号，同学不但不生气，相反如同得了荣誉称号般高兴。可惜的是，第二学期上了一个月左右，她就突然不来了，先说是请假，别的班老师给我们带了几天课，我们也无心上课。每天到校第一句话，顾老师今天来了吗？又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周，小个子校长，终于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顾老师辞职了。我们很伤心。然后就是很不甘，到处去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她结婚了，婆家是个杀猪的，比较有钱，她上班的自行车，就是婆家买的，婆家不缺她这点工资，不给她来教书了，她自己是想来的。又听说，她并不想结婚，还想考大学，只是家里的经济实在没办法支持她复读，父母就逼她结婚了。
我们班陷入了混乱， 从高年级过来代班的老师，总是让我们自习，家长群情激愤。就在这危急时刻，小个子校长展现了他喝粥以外的另一个特长：强大的人脉。火速地又找来一个代课老师。一个男老师，似乎姓刘，三十岁上下，留着分头，一副文化青年的派头，后来果然听说在城里上过高中，还会英语。但是没有考上大学，读书耗光了家底，媳妇也就难找，相当于人财两空，因而精神上有点颓废，卫生意识就比较淡泊。我们亲眼所见，一件衬衫穿了两周，还不肯换下来。我们私下里，互相打赌，明天刘老师会不会换衣服。后来终于找到规律，他不是根据时间来换衣服，而是根据气温来换衣服。他家可能离学校较远，只有周末回家，平时住在学校里，偶尔也会回家。白天上课，晚上和校长打麻将，或者刻试卷。每天早上的早读课，我们就观察他，判断他昨晚的动向。如果换了干净衣服，精神抖擞，面容整洁，那前天晚上一定回家了。如果发现他没洗脸，眼睛又红，那一定是陪校长打麻将了，慌慌张张来上课，没来得及洗脸。果不其然，一次他想擦黑板，找不到黑板擦，竟然问，骰（tóu，我们方言念hóu）子呢？全班哄堂大笑。如果发现没洗脸，眼睛又红，但手上衣服上有油墨，那就是夜里印试卷的。果不其然，过了两天，我们就会突然考试。美名其曰，抽考。总是搞突然袭击，这怎么能算是仁者所为。我们就越发希望他每晚都打麻将，校长应该也是这样想的，特别是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几天，刘老师的手上是看不到油墨的。每天早上，校长的心情也特别好，铃打得格外响。现在想来，刘老师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是工作也是认真的，从没有因为打麻将，缺过我们一节课。并且他很博学，经常讲一些书本以外的知识给我们听，我们也慢慢地接受他了，下课时，劝他不要和校长打麻将了，打不过的，人家多少年“麻龄”，你多少年？攒点钱，娶媳妇，不好吗？
到了三年级，开始正规了，一个班配备两个老师。数学是杨老太，学校除了校长以外，唯一的正式老师。的确有一套，从不打人，但孩子们都很怕她。而隔壁班的一个中年女老师，这一点就远如她，每天上课都要提着一根棍子，学生一吵，她就用力地敲讲台，一学期都要敲断两三根，把讲台敲得伤痕累累。终于有一天，讲台站了起来，开始讲话，说，学生讲话，你打我干什么？你这个胖女人。对于这个传闻，我有点半信半疑，东西说话，只有在拟人句里才可以。但让我又有点相信的原因是，学校的确经常发生一些灵异事件。我们班就经常有同学，早上检查作业时，作业本找不到。他言之凿凿地说，他真的写好了，放进书包时，他妈就在旁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找不到，然后就委屈地哭了起来。那哭声和表情，让你不忍责怪。还有一个同学，课堂上明明报他考了17分，但到了家里，试卷上就变成了77分，不识字的奶奶欢天喜地，奖励他一根油条。还有部分同学的家里也会出现状况，在他写作业时家里突然停电，第二天一打听，全村就他家一家停的。这些事情，在科学欠发达的年代都没办法解释。所以桌子说话，或许也有可能吧。谁天天被打，不急眼呢？杨老太到如今应该有90岁左右了。上次遇到小学同学，说她仍然健康硬朗，还能自己买菜，骑三轮车去棋牌室打麻将。甚是欣慰。语文也是马老师，是外地嫁过来的小媳妇，和杨老太同庄，消息灵通的校长，听说对方有文化，立马去聘请过来教学。性格也是很温柔的，同学们很喜欢。但是也是好景不长，一学期左右又不来了，因为要生孩子了。
再后来，我就转到镇上去上学了，和整个学校都分别了。然后随着升学，工作，离他们越来越远。但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哪怕有一天，老年痴呆。因为是他们，让我懂得了——快乐和爱。
陈劲松，笔名枕边月亮，涟水薛集人。一个爱做饭、爱足球、爱生活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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