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廷非常重视陶瓷的烧造，宋代皇帝的文化品位本身就很高，象赵佶就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工笔画家和书法家。被推为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建立起来的。
因此， 我国从宋代起开始注重观赏瓷器生产， 也应该说从那时起中国的陶瓷艺术步入了精神的殿堂。
我们不妨从宋官窑瓷器的造型、装饰和审美等方面来分析一下宋官窑瓷器的风格特征与鉴赏。
官窑仿玉器、仿青铜器，同时也有许多碗、盘、瓶、洗等造型。官窑造型单纯、简练、求正不求奇，线形不张不驰，对形式美法则的控制非常讲究。从比例、尺度、均衡、韵律等方面反复推敲，让人感觉到一种毫不张扬的、含蓄典雅的、静态的、内在的美，对器形的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对度的把握可谓恰倒好处。宋前陶瓷造型相比而言多不太严格，兴之所至，心之所专，做出的东西多少缺乏一些理性的控制。或各具情态，或大同小异，尤其器皿型陶瓷器器形的演变痕迹比较明显。这至少说明这些造型虽然生动活泼，但可以修改的地方还颇多，还没到“定型”的程度。
而宋代官窑的许多造型已经千锤百炼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从隋唐开始也有一些造型比较严格的，但也是就其个体而言，很难看到某一类陶瓷整体造型的严谨，而且也找不到其它任何一类陶瓷，让人能感觉到这种严谨的造型是某种精神要求的表达。宋后瓷器由于青花的兴起造型语言本身的重要性降低了，它的造型要同青花装饰相适应，甚至造型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突出青花的装饰美，所以单纯就造型而言它易显得不足，那种形式感后面的内容几乎无存。相比之下宋官窑瓷造型虽单纯，但那种用心和刻苦却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宋代官窑瓷器是一种简约的美！它最大限度地保持一个完整形，适当地饰以弦纹、耳、铺首、足等，从不渲宾夺主。单色釉、施满釉，采取支烧、垫烧的方法，尽可能地缩小疵点。从某种角度讲，官窑瓷器没有装饰，它追求一种“不饰之饰”。我国陶瓷发展向来注重装饰。从原始彩陶到汉唐以来逐步发展而丰富的绳纹、刻划、彩绘、印花、釉下彩、雕塑、粘贴、堆叠等等，装饰手法可谓丰富多彩不拘一格。在宋代，定窑的印花，吉安窑的剪纸漏花、木叶纹、磁州窑的釉下酱彩等的发展都非常成熟，唯独宋官窑瓷几乎完全摒弃了这些花样繁多的装饰。同时，它又巧妙地利用了一种特殊现象——开片。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
但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这种“不饰之饰”说明什么呢？宋理哲学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尽善尽美，然而“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并且“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饰”即是“枝叶”，不能“史”和“野”，智慧的官窑设计家们就把对“饰”的追求转移到对造型和釉的把握上，以“质”饰“质”，最大限度的突出造型和材料本身的装饰性。这就是宋官窑瓷所追求的“美”。
宋代审美延续着晚唐的内容与盛唐审美相比，表现出了另一种对美的追求。如果说盛唐审美表现出一种雄壮豪迈，气象万千，金戈铁马的强者景象，那么宋代则展现出审美中闲适淡雅，宁静飘逸，绵软细腻的柔弱姿态。盛唐的整个审美就像朝气蓬勃，恣意汪洋的青春青年形象，而宋代就像一位历经沧桑，闲庭信步的中年成熟人士。“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尽管没有唐诗的大气磅礴，却小而精巧，与日常生活也更为亲切贴近。
“词境”的创造，通过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或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被描绘的对象，事物更带有主观上浓厚细腻的情感色调。这才是两宋时期更为典型的审美音调。与这种艺术形式发展相吻合的，在美学理论上突显出的就是对艺术风格、韵味的追求。晚唐司空图的《诗品》里讲“尽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就是要求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那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却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和韵味。这不正是讲究“妙悟”和“镜花水月”的禅境诗意吗？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完全继承了这一美学趣味。其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泽厚把这种“妙悟”和“镜花水月”的禅境诗意审美特点归纳为一个字：淡。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品中主张雄浑的美，把它放在首列。但仍倾向于“清水出芙蓉”的美：“生气远出”，“妙造自然”。这已然是盛唐之后当时整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的反映。到南宋的严羽虽也以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为诗中的皇冠。但是自晚唐北宋以来历史的潮流使他更着重讲究韵味，更重视艺术创作中的含蓄，冲淡的韵味。那些虽为陶匠烧造，却供文人士大夫所用的官窑瓷那样，讲究的是细腻、单纯、高雅，它与唐三彩的艳丽迥然不同。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倾向，追求韵味和淡雅成了当时的审美风尚。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一直对外表不做过多的雕琢，追求内在本质美，视为更高的艺术体现。苏轼用奔流的泉水来比喻诗文。他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艺术作品（工艺作品）应该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表现“美”的境界，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格调高雅的理想美。玉的美，即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宋代青瓷特别是官窑的瓷器（北宋的汝窑，南宋的官窑）含而不露的美玉精神，更符合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冲淡的光彩，这种光彩极致绚烂，又极致平淡。在南宋官窑中粉青螭耳弦纹炉那种淡雅的玉之感得到了高度的体现。
为了配合如脂如玉釉层，在造型上简练凝重，为了不使裂纹装饰产生过多的破碎感，造型上减少了大面积的装饰面。器身上适当出现的横向起线，一方面阻挡厚釉产生的流淌，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裂纹装饰过多而产生的破碎感。更将炉身按等比数分割成渐变状的三部分。从而加强器皿横向张力基调，提升视觉诱导，相反相成加强整体雄健的气势以及心理上的对比平衡作用。
不同于两晋香炉的那种幽玄的格调，始终让人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也不同于三彩薰炉的雍容华贵，孤傲在上的不可攀登感。宋官窑的瓷炉始终像宋词那样，古典韵味，细腻淡雅，平易近人。这不正是词里“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心境吗？这不正是《诗品》追求的“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那种难以捕捉，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魄的意趣、心绪和韵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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