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产率大幅下降的真相
主流经济学家把日本不利的人口结构当成了经济崩溃的替罪羊。无论英国《金融时报》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都持有的普遍说法是，日本萎缩之中和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抑制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据说，在日本这样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个人会增加退休储蓄并减少消费，而企业则会因为前景黯淡而减少投资。可真相远非如此。
人口结构的相关性如何？
诚然，日本正日益面临着人口问题，但这并不能解释始于三十多年前的显著经济衰退。此外，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存在老龄化问题而劳动力参与率高、仍有进一步增长空间的发达经济体 (图 2)。
到底是什么降低了生产率？
如果不是人口结构，那又是什么呢？
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日本过去 30 年令人失望的人均增长表现，是不间断的经济刺激政策的直接后果，这种刺激没能让一场可治愈的衰退消除上世纪 80 年代繁荣时期的不当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劳动者的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在下降，而实际工资和收入却停滞不前。
从会计角度看，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劳动力的增长和人均产出增长（也就是劳动生产率）。
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大约 4%，急剧下降到目前的 1% 以下。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实际 GDP 增长率的下降，而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却很小 (图 3)。这再次表明，并不是不利的人口结构阻碍了日本的增长。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和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所下降，降至约 1%，但在日本最令人失望的是，其劳动生产率降至约 0.7%。如今，这一数字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前半部分国家低了 1/4 以上 (图 4)。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 ，或者继续工作更长的时间 ，以弥补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停滞不前。
劳动生产率取决于每个劳动者可获得的资本数量，还取决于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市场配置对资本的有效利用。从本世纪初开始，人均资本存量下降一直是抑制日本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Baily 等人也发现，在 2004-16 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疲弱的资本深化。这与日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35%，大幅下降到 2019 年的 24% 相吻合。
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一比率并不低，但肯定不足以确保全球资本最密集经济体之一的资本存量得到更新。
国内投资萎缩和大量资本外流
与上世纪 80 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和随后的周期性增长刺激时期国内投资错配并行，资本外流大幅增加。由于投资者对国内政策和市场状况的信心减弱，资本越来越多地离开了日本。日本建起一个非常庞大的外国资产净头寸，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几乎为零，到 2018 年占 GDP 的 60%。这一头寸大约 3 万亿美元，是全世界最高的，是不断增长的企业储蓄驱动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带来的。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总储蓄率 (包括家庭储蓄率) 下降，这与老龄化导致储蓄增加的主流观点相矛盾。鉴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大规模货币扩张，以及日元出人意料地保持了避险币种的地位，并非所有流出日本的金融资本，都代表了真正的实际储蓄。然而，转移到国外的资本存量有将近一半是外国直接投资 (FDI)，这极大削弱了日本的生产力。【注：2019 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到 GDP 的 33%，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仅占 GDP 的 5%，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分别占 GDP 的 55% 和 36%。】
国就业转移到生产效率较低的活动
外国直接投资外流主要发生在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如机械和设备制造业或电子业，这导致就业机会重新分配到生产效率较低的服务业。在 1996-2018 年期间，制造业在产出和就业方面的相对份额大幅下降 (图 5)。与此同时，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旅游业的就业也出现了增长。
然而，日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远低于制造业，而且在国际比较中表现也相当差。例如 , 日本旅游业 2016 年仅占总增加值 (GVA) 的 1.9%，而就业份额却达到了 9.6％，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比率最差的国家之一 (图 6)。从事较低生产效率工作的劳动力相对丰富，再次表明了，劳动力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投资壁垒正在驱逐资本
除了过去 40 年危害极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外，日本商业环境还受到重要劳动力市场僵化和市场竞争障碍的困扰。前者包括过时的就业模式，如终身就业和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以年功序列为基础的不合理工资制度。
此外，过度监管无处不在。例如，就雇佣和解雇方式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有限。2019 年日本在这一方面排在第 104 位，尽管在全球竞争力指数 (GCI) 整体国家排名中名列第 6。日本雇佣外籍劳工的便利度也仅排在第 82 位，而对正规劳动合同征收的高额税收，使其在这一类别的排名居第 80 位。结果是，非正规就业（平均工资比正规工作低 40%）从 1994 年的约 20% 上升到了 2017 年的 37%(OECD 2019）。
公司退出率和进入率（人员流动性）极低，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 1/3，这降低了市场竞争水平，使劳动力和资本滞留在生产效率较低的公司。这一方面是日本在商品和资本方面对外国竞争的有限开放造成的。日本的贸易壁垒很高，既有关税壁垒，也有非关税壁垒 (在 2019 年 GCI 排名中，日本排在第 39 位和第 38 位)，且几乎不存在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开办企业的成本和时间相当高 (在 2019 年 GCI 排名中分别排在第 78 和 70 位)，加上税收和补贴对竞争的扭曲作用 (第 17 位)。
企业家精神不足和研发支出效率低下
日本的创业精神和对破产的文化容忍度也出现了下降。与美国人或德国人相比，日本人感知的创业机会水平、创业能力以及成功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都要低得多。与此同时，创业失败的恐惧要高得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90 年代经济危机之后，那些“僵尸”企业遍布全国。
最后，日本研发支出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注：日本公共和私营部门研发投资每年占 GDP 的目标为 4%，而美国和欧盟这一比例为 3%】专利产量也很高，但这并不代表日本的技术产出更优越。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企业倾向于将高额研发支出集中在渐进式改进而不是创造新颖的、有创新性的产品上，而且他们在技术创新上几乎不怎么合作。
结论
日本在上世纪 90 年代危机后出现的增长和生产率崩溃，并不是由于不利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被困在生产效率较低的工作岗位上，表明了 短缺的是生产率较高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劳动力。
在过去 30 年里，过度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有效市场配置，侵蚀了资本基础。当全球化进程加速时，以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僵化和疲软竞争为形式的投资壁垒，也驱逐了资本。
随着日本人口危机加剧，剩下的劳动者必须更有效率地工作，才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为了再次促进资本积累，需要改变政策。
然而，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后，预计将出台更激进的宽松政策和纾困 措施，而结构性改革很大可能仍将排在议程的末位。因此，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必然会继续下去。【注：日本 3 月 31 日宣布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价值 60 万亿日元 (约合 5,540 亿美元)，因为日本经济在冠状病毒爆发后正面临着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