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当人类转移战场后，发现癌症一下子不可怕了

当人类转移战场后，发现癌症一下子不可怕了

👉文｜马光远

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居然还没有战胜癌症这种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前几年，我读悉达多.穆克吉写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它描述了数千年来人类认识癌症、和癌症斗争的历史。

正如这本书一开始指出的：“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要不得不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不夸张的说，癌症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数千年来，癌与人类如影随形，据统计，目前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在其一生中将会罹患癌症，全球每年有800万人死于癌症，而我国每分钟就有至少6个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约1929万人，新增死亡人数996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癌症死亡病例300万例，两项数据都是世界第一。

在癌症问题上，有一个误解，那就是，随着富裕程度和寿命的提升，发病率会下降。

事实是，从发病率来看，2020年美国新发癌症病例228万，美国人口3.3亿，当年发病率万分之69；中国是万分之32；印度是万分之9，日本高达万分之82。这一组数据奇怪而又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癌症随着富裕程度和平均寿命的增加，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癌症发病率还会继续提高。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以肠癌为例。全球癌症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肠癌的发病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分别为154.7万和83.4万，其发病率已在全球恶性肿瘤中上升至第三位。而其中，我国肠癌发病和死亡病例数分别占全球数量的24.3%和22.9%，居全球首位。

从导致肠癌的原因看，除了熬夜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导致肠癌高发的一大原因。人的食物结构中，粗粮越来越少，对肠胃的按摩越来越少，从而导致癌变的概率大大提高，所以肠癌被称为“富贵病”，绝不是开玩笑。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预判，未来中国的肠癌发病率会越来越高。吃肉和肉的加工食品越多，肠癌发病率越高。目前上海是中国肠癌第一高发地，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也是高发地。未来很多内陆富裕的城市肠癌还会越来越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从2011年至2020年，10年时间，中国的肠癌发病率增长了126%，年均增长9.5%。

下图是美国2012-2016年各年龄段肠癌发病率数据，数据显示，55岁以上，每增加5岁，发病率大约增加30%。

但是，我们发现，尽管美国肠癌的发病率高，但美国的早期肠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高达90%，平均五年生存了70%。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透露的数据，“中国肠癌患者首次确诊时83%已经处于中晚期。首次确诊时44%已经发生肝肺等转移。”而中晚期肠癌患者五年生存期只有14%，中国肠癌平均5年生存期只有30%。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早期发现肠癌，而不是到了晚期才治。我和很多权威的医疗专家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癌症的关键在于早期发现和预防，而不是治。早期发现才能提高存活率，而要治的话，不仅费用高昂，而且生存率未必能够提高多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能发现早期肠癌，而我们发现不了呢？原因有两个：

一是美国要求所有50岁以上的人都要定期做肠癌筛查，医保报销，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强制规定。所以美国50岁以上60%都做过某种肠癌筛查。只要是早期发现了，基本都能治疗甚至治愈，这是为什么美国生存率高的原因；

二是从技术上而言，美国在肠癌筛查技术上领先，而国内刚刚开始起步，在公众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上还需要提高。

美国联合癌症委员会（AJCC）结直肠癌的分期法

中国人为什么宁可花大量的钱做治疗，而不愿意事先预防，做身体检查这些花费明显少的事情呢？我发现，中国很多人，不管有没有钱，职位高低，学识大小，大家都习惯于为自己以后生了大病攒一笔钱，比如100万，如果100万都治不好那就不治了。但很少有人想我把这100万拿出50万做前期预防，做每年的体检、肠镜胃镜等。

在公共政策上，我们的医保也不重视预防和检查的费用纳入医保体系。这导致民众普遍还没有意识到在健康管理上花钱的价值。我国早期的一项关于原发性高血压的社区综合防治研究项目也表明，每投入1元进行社区高血压综合防治，可以为国家节约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费用8.59元。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些能节省的更多。

墨西哥实施的早期糖尿病和高血压筛查及预防项目表明：每投入1美元于预防，能够在20年内节约85~323美元的医疗费用。以肠癌为例，中晚期发现，单单手术就要10万元左右，加上其他费用，可能50万都打不住。但是如果你50岁以后每年花500-1000元做一个肠镜，肯定不会得中晚期的肠癌，早期发现的话，及时切除息肉只要花几千块钱就够了。

当然，除了观念问题外，还有一个体检不方便的问题。虽然有很多第三方的体检机构，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涉及到全身麻醉的胃肠镜，在正规医院才放心。再加上做肠镜前要喝清肠道的药水，让人苦不堪言，尤其是上年纪的人很难承受肠镜，所以大家只要自己觉得没病都懒得去医院白遭一趟罪。再加上肠癌早期难分辨，一旦出现便血等明显症状时，大概率已经发展到晚期了，这也是为何中国肠癌导致的死亡病例数及比例逐年上涨的原因。

在对付癌症这种疾病上，人类在科技方面的进步首先不是如何在晚期治疗，而是在癌症的早期如何预防。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国内外都在研发能不能通过血液或人体的分泌物检测早期癌症。在这方面，中国相对于美国并没有落后多少。

今年9月初，我到中国在肠癌早期检测方面的领先企业康立明公司考察学习，和公司的创始人邹鸿志教授进行了深度交流，他也是全球肠癌无创筛查技术发明人。

早在2002年，邹鸿志远在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攻读胃肠科博士后的时候，就意识到了研究无创早期诊断技术的必要性，因为肠癌病变耗时约在10年左右，这意味着留给患者筛查与治疗的时间足够多，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该疾病50%的死亡率。他在美国积累了丰富的早期筛查的研发经验，于2015年回国创办了广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和邹教授可谓一见如故，他不善言辞，真正属于那种拿技术说话的人，这样的人，是我最喜欢交往的。和邹教授交流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他对国人健康强烈的使命感。

他从他的专家视角指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筛查，筛查可以帮助医生提前发现患者肿瘤情况，有效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肠镜筛查在美国已经非常普及，这也是美国肠癌患者五年生存率70%远远高于我国30%的最主要原因。中国的肠癌治愈率的5年生存率比美国要低10%，这并非是中国的医生水平差，而恰恰在于早期发现率低。美国早期癌发现率达到40%，而中国只有15%左右。

回国之后，他研发的“长安心”（人类SDC2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得国家药监局三类注册证的粪便DNA肠癌检测产品。邹鸿志教授给我介绍，“长安心”的检测操作非常简单，仅需检测4.5g左右的粪便，居家或在医院，都可以自己完成样本的采集与送检，免除了做肠镜的痛苦，而且费用也很低，对于肠癌的检出率总体准确性高达93.65%。目前已经进入全国300多家三甲医院。

在交流过程中，邹教授给我讲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他们公司曾经在东莞的一个社区做全面筛查，共5000多名45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做了粪便DNA检测，从里面发现了16个早期肠癌。如果推广到全国，做五千万人就能发现16万个早期肠癌患者，5亿人就是160万个。这些早期被发现者不仅提高了存活率，而且，为家庭免除了晚期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可谓功德无量。

在考察过程中，邹鸿志教授特别给我介绍了，为什么市面上有这么多的肿瘤早期筛查公司，但“长安心”可以成为当之无愧地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先产品：

｜其一，检测的准确率高，经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注册临床试验数据显示，长安心特异性97.85%，对于可根治的一期和二期肠癌敏感性达86.71%。相关实验数据及结果已刊登于国际医学学术刊物《ClinicalEpigenetics》，产品实验数据及性能得到相关监管机构及学术界的双重认可；在全国600多家医疗机构入院的预实验中，产品性能再次得到验证；

｜第二，检测完全可以实现去中心化。康立明生物是早筛行业内少有的采用 “去中心化”检测的公司；长安心不仅可以在康立明医学检验所检测，还可以在医院、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适用性广泛，用户体验也相当好；

｜第三，在全国布局广，经过近3年的发展，康立明生物已取得18个省市的物价，进入全国600多家医疗机构，其中包含300多家三甲医院，在医院、第三方检测机构、康立明医学检验所等进行了超过20万例肠癌检测。

｜第四，技术领先，在样本的取样、处理、标志物的提取以及检测方面均取得了核心专利，这些独特的工艺保证了长安心优异的性能与稳定性，这也是其他产品复制不了的。

正是因为康立明具有这些明显的优势和特点，使得其成为国内这个领域的领军企业。资本是最讲真话的，康立明从2015年成立获得2000万的天使投资，到2021年刚完成D轮5.6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资本市场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用真金白银投票。

中国需要做癌症早期筛查的群体规模在4亿人左右，如果1到3年做一次筛查，这个行业中国的市场规模至少超过千亿。正因为如此，全球癌症早筛早诊市场已孕育多家势头强劲的国际优秀企业，美国的头部企业的市值都超过200亿美元，中国这个市场刚刚开始，即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中国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谈癌色变的人类而言，在对待癌症问题上一个最大的误区也是如此，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后期的治疗上。

这几年参加一些健康领域的座谈会，大家都会谈到未来中国的医保的资金面临的极大缺口，特别是，随着癌症发病率的提高，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这几乎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我们仍然把大量的钱用于治疗，而不是早期预防和筛查，这个问题其实无解。

因为小学算数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钱肯定不够用。在癌症的晚期，需要花费的100万一分都不会少。但是，如果我们把钱用在预防和前期的检测上，你会发现，费用大大的降低，医保的资金不仅没有缺口，而且还会做更多的预防性检测。基于此，我希望，国内在早期检测方面能够涌现更多的像康立明这样的企业，在公共政策层面，我们也能够与时俱进，重视预防和早期检测。

2021年8月25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京医保发〔2021〕23号文件，将基因甲基化检测作为实验室诊断项目纳入甲类医保服务项目及甲类工伤保险项目，受检者可全额报销检测费用。这也意味着，采用基因甲基化检测的长安心®正式纳入北京医保，更多患者可因此降低经济负担。

回到刚开始我提到的《众病之王：癌症传》，作者写道：“面对癌症，没人能轻言治愈。为了能追上这种疾病的步伐，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创造、学习新知识，扬弃旧策略。我们执着地与癌症进行抗争，时而精明，时而绝望，时而夸张，时而猛烈，时而疯狂，时而凛然。”这场战争，人类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但是，我在想，如果人类能够转移一下战场，把大量的资源从和癌症的战争转移到预防上来，就如同邹鸿志教授和他的康立明现在做的，是不是胜利的曙光会一下子不一样呢，是不是癌症一下子就没那么可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