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新市，今年一千七百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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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新市，今年一千七百多岁，家住浙江北部，北有苕溪之水，南有江南运河。

我诞生之前，这里已经有人住了，有一个叫“梅林”的地方，一些村落，人们在这里刀耕火种，斜阳炊烟，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接着经过青铜器，然后跨入铁器时代。当时，这里茫茫水天之中慢慢有了防风国，后又经过了吴越春秋的穷兵黩武，又阅历到竞雄战国的狼烟四起。但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直接发生过大小战争，最多也只是战争后勤之地，哺养着战士、马匹，蓄备着无数的粮草。

这里地处苕城之南，钱塘以北，却是肥草沃野，到处是鸬鹚歇脚的渚洲，一派《诗经》水草的平静气息。而当年外面的战争残酷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离此地东去几十里，便是桐乡嘉兴一带，那里早已集聚铁马战车，血肉横飞，马革裹尸；而西去几十里的武康一带，也是火牛烈马，硝烟弥漫，尸横遍野，腥风血雨。‍北有湖州的战事频仍，南有余杭的大军重围，等等。无论怎样外面兵革乱如麻，我这里总是一片安然，胜若仙境：

四阻溪泽，足以渔稻莲蒲之利。

寡求而不争，地产厚而赋役亦简。

到了西晋，这里有个叫“朱泗”的人，面对本地的旱涝灾害，毅然带领乡亲进行治水。这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消除灾害，改善环境，让这里水陆环绕，舟车通利，人们可以安居乐业，永享嘉年。大概经过了十年左右的治水，艰苦奋斗，一条长约两华里的河流，从西北面，逶迤向东南开通，这便是迄今尚存的“西河口”河流，古人称“西河”。可以说，新市“西河”的出现，新市便开始诞生了。

我的诞生，是朱泗治水成功的标志，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当时，这里的集市从北面移向南面的“西河口”，新的集市规模更大，贸易成交额更多，四邻八乡来的人比以前更繁杂，人们自然亲切地把新的集市点，称为“新市”，我的名字便由此而来。据说，当年有个叫“陆市”的地方沉没，他们迁徙来了这里，像这样因水灾或旱灾迁徙而来的村落，为数很多，不足为奇。那是这里的治水结果，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灾民涌入。

我诞生后，正值西晋朝廷哗变，随后成为东晋之时，这一、二十年的战争风云，新市的治水英雄朱泗战死于保卫疆土、护国抗叛的沙场上。朝廷为了纪念他，封其为“镇国大将军”，并发诏立庙祭祀，永志哀怀。这就是大名鼎鼎，垂世迄今的“永灵庙”，百姓每年春秋两季为其沉痛悼念，深刻缅怀，成为一场浙北地区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持续而从未间断的、最为壮观罕见的、民间自发祭祀活动。目前还在年年举办的“新市蚕花庙会”，就是这场祭祀活动形式的演变。

事实上，当时本地就是吴兴郡东迁县，我就是东迁南乡人。到了南北朝，东迁有个道士叫陆修静，他一直在南京采药谋生，并以传道为使命。当年，陆修静遇到一场“太初之乱”，京城南京已无法让他保持正常生活的维持，只能选择外出逃避。于是他就选择隐身而居，住在离他家乡村落不远的新市，静心读经著书。当年的我，可谓是从无兵乱发生的“桃源仙境”之地，陆修静选择了这里，一住就住了七八年，才学大增，道行愈深，写出了许多道家名著。新市百姓为了纪念这位伟人，编了许多传说，其中“仙潭”之说最为有名。

自从陆修静来了之后，有人就给了我一个“仙潭”的爱称。后来，这里的百姓专门在他读书生活的潭边，建了一座“陆仙楼”，北宋徽宗得知此事，亲自写了“寂真观”三个大字的匾额，以示对陆修静学者的崇敬。在这样的情况下，又经过漫长的时期，有人专门为我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地理环境名字，像“九井、三潭、十八块”啦，“七十二座桥与三十六条巷”啦，什么桥梁、街道都命名了道家的名字，星罗棋布，一身道家行装，自己俨然坐进了一片道教宫殿深闰之中。

到了唐朝，我早就成了湖州乌程县人了，那时东迁县也早已被拆并了。当时第一座寺院——大唐兴国寺，从武康迁入这里，佛教开始在这里生根开花，后来，它又更名为“新市觉海禅寺”，与儒、道一起，为新市繁荣昌盛，为这里百姓解困释惑，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后来，寺院里出了一位北宋高僧——若愚法师，为新市创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这是大好事，在此我深表感谢。

当我到了北宋时代，吴越国实施“纳土归宋”后，我就成了湖州德清人了，我一下子成了北宋到南方开疆拓土的湖州重要新成员，北宋朝廷宣布成立“新市镇”。从此，我就邂逅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运河沿岸的许多村落一起，演绎了一场“江南运河大码头”的千年传奇。在这场传奇中，历史上许多显赫人物，都出现在我的历史文化画册上，像杨存中、张俊、吴柔胜，吴渊、吴潜、刘光祖、游似、赵汝愚，若愚法师等，他们为我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带来了灿烂无比的历史文化，让我锦衣狐裘，一时成为传世江南的知识精英。

后来，我的发展非常快，西河口的繁荣向四周扩展，四栅皆入景，桥巷俱出色。慢慢就出现了“十里临溪市，千年遵教乡”的商贸特色古镇。在这里，茶楼临河而筑，各种“店吃摊食”遍布街巷，茶糕、酱羊肉、米酒、水乡糕团点心一应俱全。无论贤达名士、人客汇流、书画吟诵、民间艺术、手作工艺、商贸规模等方面，还是在宗教寺庙、文化遗存、桥巷建设等多方面，都成为了宋代以降，江南繁华的运河大码头。我的形象越来越完美，吸引了天下更多的人来这里游赏、寓居。这种美好的情形，古人也写进了诗中：

捞虾渡口水风凉，菱角纔肥酒味长。

醉我不知秋色早，乱蝉声里过斜阳。

到了明朝，一位叫陈霆的人，对我进行了历史文化整理，写了一本《仙潭志》，通过方志记载了我的发展经历，从此，我的岁月风貌在方志中熠熠生辉，获得了后辈们的众口交赞。接着清朝就有好几位新市贤者，纷纷为我写下了历史文化的史籍，像顺治年间沈戬谷先生的《新市镇后志》、康熙年间程之彭先生的《仙潭文献》、嘉庆年间沈赤然先生的《新市镇续志》、光绪年间费梧先生的《新市镇再续志》等等。这些都是关于我的一些大事记要与文化经历。我的经历很多，苦难与快乐并存，荣耀与耻辱共在，新市这本书很厚，需要一代人又一代人去写，这一点，我非常庆幸，这都是十九世纪或以前的往事了。

虽然说，十九世纪时，新市走出了两位大师级基督教人物，一位是中国基督教“三自”协会创立的首届主席俞国桢先生，另一位是世界基督教传奇人物赵紫宸先生，两位先生给我带来了新事物的美好光彩。但到了二十世纪之后，连年的战争与民国腐败，让我生活遭遇到极度贫困，让我容貌日渐苍老，身体染病不轻，几近奄奄一息，古迹也遭受不少毁损，留下的，也破败不堪。很多石桥被拆毁，很多古宅也失修，很多石板弄道也被撬除……，弄得满身疮痍，衣衫褴褛。

一直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醒了我，让我又重新复苏了精神。虽然世界变得太快，许多有利的地理条件已好运不再，但我深信自己不错的历史文化底蕴，一定能让我跨上时代发展的列车，成为一颗光耀千秋的浙北星宿。政府有计划对我进行修旧与改造，历有数十年之久，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实行“保护与开发并举”措施，让我的许多古迹修复如旧，对外开放，许多石桥进行复原整修，许多弄巷恢复石板铺路，治水工作越来越深入，“西河口”景区进行美化提升，更有数处休闲公园形成，我的“江南运河大码头”形象开始有了改观与重塑，人们又对我恢复了关注度，八方游客每天一批又一批，都慕名而来……

我叫新市，今年一千七百多岁，这里区位独特，人杰地灵。我的过去曾经有过狐裘锦衣、大富大贵般的辉煌，我的未来必定是神龟壮行、旗开锦绣。这一切的变化，正如新市银河集团董事长吴立民先生所预言：

新市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无论时代背景如何变化，未来终会在浙北大地上崭露头角，骏马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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