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衙署说廉政”系列 —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上部 十四篇）
“总督衙署说廉政”系列
——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上部 十四篇）
1、万里省亲，车笠之交
方/观/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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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省亲 车笠之交
安徽桐城人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是清代雍、乾年间的名臣，著名的直隶总督。他一生勤政爱民，廉洁清正。他兢兢业业的政绩，在史书中详载；他颇具传奇的一生，为后世百姓称颂。
壹
家族蒙难
明、清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诗书传家，代有才俊，文风衍盛，长久不衰，可谓世代书香，开创了主导清朝文坛两百多年的“桐城派”。然而，桐城方家也曾因为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蒙冤在文字狱上，几乎走到家破人亡的困境。方家是桐城望族，方观承的曾祖父是桐城名儒方孝标，明末清初动乱之秋随父母迁居金陵。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侍读学士；祖父方登峄，官至工部都水司主事；父亲方式济，康熙乙丑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而方孝标的侄孙方苞更是一代文史大家。
对清史稍有了解的朋友，应该听说过《南山集》大案。康熙五十年，因为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南山集》中多处引用了方孝标所著的《滇黔纪闻》所载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年号，且有抗清的有关章节，戴名世因著《南山集》一书陷文字狱而被处死，且株连获遣者数百人，是康熙朝影响最大的文字狱之一。方家也因此受到牵连，方观承已故的曾祖方孝标被开棺戮尸，祖父方登峄、父亲方式济等4人都因此案谪戍，被发配至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市），其子孙被流放或为奴，方家家道猝然中落。方观承及其兄方观永因年幼免流放，寄食金陵(今南京市)清凉山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方观承传》）。
贰
徒步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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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观承虽然因年幼免于流放，但生计艰困，《熙朝新语》上说，多亏南京清凉山寺的一个僧人认为方观承“为非常人”，经常接济，他才勉强活下来。清代笔记《鹤征后录》以及袁枚《随园诗话》都记载：“余闻方问亭宫保（后来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少时亦爱《离骚》。自忏云：'爱读《离骚》便不祥’。其后功名显赫”。少年时代的方观承喜欢读《楚辞·离骚》，自己却不免感慨伤怀。其实换个角度，大概只有命运坎坷的人，才能读懂大诗人屈原《离骚》中的况味。
方观承、方观永兄弟二人每年都要徒步到塞外黑龙江探望祖父和父亲，清代笔记《妙香室丛话》上说：“至塞外省亲，恒只身徒步，往返万里”，在探视过程中向其祖父、父亲学习诗词文章，同时了解天下的民生利病，每年寒来暑往，贯穿南北，倍尝艰辛。这段辛酸而坎坷的岁月，在方观承的心中留下了很多伤痕，但也磨炼了他的心性。《庸闲斋笔记》上援引了方观承自己的一段口述：有一年年底，寒风凛冽，方观承的身上衣衫褴褛，想到亲戚家讨几个钱，“甫抵门，仆者衣冠甚都，列坐于门之两楹”。方观承逡巡欲入，却被拦住，他说是投奔亲戚，那些奴仆说看你这个叫花子样，别是来偷钱的吧，方观承“迟回久之，终弗入”。他在街巷中游走很久，来到卢家巷，“巷门为南北通衢，有屠门，市者如争”。而这个屠户一边卖肉，一边记账，不免手忙脚乱，排队买肉的人也因为耽误时间而抱怨不休，于是方观承就自告奋勇帮他记账：“借肆中纸笔，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权轻重，即口诵数。余奋笔疾书，食顷，已更数十纸。”那屠户笑着说你这记账的速度比我切肉还快。到了晚上，屠户请他到家中吃饭，自称姓胡，听他讲述身世，感慨万千，说现在快到年底，生意日繁，你干脆就在我这里帮忙吧。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方观承一直帮胡屠户记账，晚上就把门板拆下来做床，铺草为褥，覆布为被。除夕那天，胡屠户夫妇置办酒肴羹肉，跟他一起过年，大年初一还赠给他一套新衣服：“一蓝布袍，新布絮袄。近身里衣、絮裤，内外补缀完整。布袜、履各一。”方观承感激不已，连连叩谢，正月初五才告辞离去。方观承后来当上直隶布政使之后，回忆起自己投亲无门、衣食无着的那个年底，想念起那位在最困难的时刻收留自己的胡姓屠户，总想着去报答他，便派人去寻找，并叮嘱，胡屠户要是愿意来，就备舆马迎至保定署中。等到按照地址找到胡屠户的家，才得知“胡夫妇身殁已久”，方观承听说后，泪如雨下……
方观承北行到直隶时，行李被人偷了去。正值严冬，他身无分文，饥寒交迫，只好来到到保定，想找一位旧友借些盘缠。吴炽昌在《客窗闲话》里对这段事情的描写则更富于传奇色彩（此篇名为《某宫保》，虽未直名人物为方观承，然所述事迹完全是以方观承的经历为原型）。方观承省亲路过保定，只是那位旧友已经离开此地，去了南方，他“皇皇失所，访得同乡数人，皆无力赀助”，被推荐到藩署科房抄录公文，“日得数十钱，仅敷糊口而已”。几个月以后，他疟疾发作，北方一向认为这病没得治，干脆将他扔出了藩署科房。“时大雪压公身，热气得雪而解，醒知其故，忿忿北行。”到白河（即漕河），雪越来越大，“行抵白河，大雪，（几乎）冻毙古寺旁”。早晨起来，寺中僧人打开寺门，吓了一跳，连忙去告诉住持，住持出来一看，“见公僵卧雪中”，连忙把他从雪里刨出，扶进寺内，灌了汤药，很久才将他救醒，“去湿衣，温以棉被，进姜汤而苏”。
中国古代的名臣中，很多人都有贫困潦倒、冻馁无助的经历。少年时的家庭坎坷，长期的跋涉游历，并没有使方观承颓废萎靡，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在游历中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当设施”（《碑传集·方恪敏公家传》，卷七十二）。清代桐城派学者姚鼐在《惜抱轩文后集》中对方观承困苦时期的记录与评价：“公益困，然于其间，厉志气劝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遂蓄为巨才矣。”这为他日后有所作为奠定了基础。
叁
车笠之交
清代《庸闲斋笔记》的作者陈其元，记载了他的高祖陈镳与青年方观承的一段际遇，可谓感人：
“雍正丁未（雍正五年,1727年）会试，（陈镳）与仁和沈椒园先生共坐一车。每日恒见一少年步随车后，异而问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将省亲塞外，乏资，故徒步耳。”
方观承进京会试，没有多余钱财雇用马车，便徒步走向京城，路上遇到了陈镳和沈椒园。两位觉得方观承是个孝子，就请他上车，但车厢狭窄，容不下三个人，于是商议轮流两人坐车，一人步行，给方省了六十里之劳，依依惜别时，互道珍重。
二十年后，陈镳和沈椒园都已任地方官，曾经一起入京觐见，“途中忽有直隶总督差官来迓，固邀至节署相见”。直隶总督是封疆大吏之首，位高权重，陈镳和沈椒园俩人和直隶总督的官阶相差甚远，他们十分好奇。等见面才知道，原来这位总督就是当年邀请同车的那个青年——方观承。方观承、陈镳和沈椒园三个朋友握手相拥，热泪盈眶，“张筵乐饮十日，称为'车笠之交’，一时传为美谈”。
“车笠之交”，源于西晋《古诗源·越谣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dēng），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就是说，你我今日相逢投契结交，此情此谊不以他日贵贱之别而渝。故古人以“车笠之交”比喻不问贵贱、贫富，但求相悦的友谊。这样的友情，单纯美好，令人神往。
青少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南来北往的见识阅历，锻炼、磨砺了方观承的意志，这些使他对民间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清楚的了解。康熙皇帝驾崩，雍正即位后施行大赦，受到连累的方氏族人才被逐步赦免。而方观承“车笠之交”的轶事，艰苦卓绝、奋发图强的精神，成为一代直隶总督的前传。
2、由清河道晋升直隶总督
由清河道晋升直隶总督——方观承
以“书记”起用
《点石斋画报·方敏恪公轶事》之一
方观承由于家庭变故，少年贫寒却有大志，他的入仕和升迁与平郡王福彭关系密切。雍正九年（1731），经过族人推荐，方观承入平郡王福彭王府为幕僚，颇受赏识。清代笔记也有记载，方观承一开始在京师东华门给人测字谋生，一次平郡王福彭路过，发现他招牌上的书法写得很好，便请他入府攀谈。而福彭在与方观承谈话后，深为他的才华所感佩。姚鼐在《惜抱轩文后集》中则有方观承困苦时期的记录与评价：“公益困，然于其间，厉志气劝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遂蓄为巨才矣”。
《点石斋画报·方敏恪公轶事》之二
平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王自幼聪明伶俐，被康熙帝看中，养育宫中。雍正四年（1726），年仅十九岁的福彭继承平郡王爵，后被雍正帝选入内廷，与皇子们一起读书，福彭因此与弘历成为同窗好友。雍正九年（1731），清军在与准噶尔交战中大败，雍正帝毅然任命尚在书房中读书，年仅二十五岁的福彭为定边大将军。方观承被福彭选中，在出征准噶尔时任命他为掌管文书的“书记”官，作为谋士相从。福彭治军有方，颇有战绩。凯旋回京后，方观承被平郡王推荐给皇帝，受到雍正帝接见，并被赐补为内阁中书衔。“世宗命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偕往，凯旋以军功实授内阁中书”。也就是后来乾隆皇帝诗中评价的“以书记起用，古有今则无”。此时方观承已经三十八岁，以后迅速升迁。而在晚清的《点石斋画报》中，方观承的坎坷经历被演绎为一段传奇（图文中误把“方恪敏公”写成了“方敏恪公”，将他的谥号搞错了），从这些图画中可观照出人间沧桑和世态炎凉。
《点石斋画报·方敏恪公轶事》之三
《点石斋画报·方敏恪公轶事》之四
直隶清河道
乾隆二年（1737），方观承充任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1742）七月，授为直隶清河道。保定府地面有着大清河、拒马河、一亩泉河、唐河、府河等9条河流，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河汇聚之地。在清王朝建立之初，保定地区连年大雨，致使“九河泛滥”、“大水决堤”、水涝成灾。作为京南重镇，畿辅要地，保定的水利建设直接影响到皇城的安宁，对皇权统治也构成一定威胁。因此从康熙年间，屡派大员在华北修筑堤防。雍正三年(1725)，“霖雨月余，河水泛滥”，大堤决口，危害地方。雍正皇帝再派其弟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查勘直隶水利”。第二年，遂大力进行水利整修。怡亲王为加强华北地区治水管理，建议将“大名道”改名“清河道”，全称为“分巡道直隶清河道”，移驻保定府。主官为道员，也称为道台，正四品，是省与府州之间主管河务的地方长官，主管保定周边二十余处州县的河务管理和官员调遣，后经吏部议准，辖保定、正定、河间三府和易、冀、赵、深、定五直隶州的河务管理，道员办公的地方称之为道台衙署，清河道署由此诞生。由于清河道署的设立，保定水患削减。“群泉涌，河纵横”，保定城中“水之占城十之四，渊锦舒徐，青绿弥望……”清代清河道员在历史上多为政清廉，有所作为。据记载，整个清代雍正至光绪各朝，共有111位清河道员，其中有方观承、周元理、刘峨、周馥、杨士骧等9人直接升任为直隶总督。而方观承作为第十二任清河道，由于其突出的政绩，成为首位由清河道晋升为直隶总督者。《汉名臣传·卷四》记载：
“七年七月，授直隶清河道。十二月，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谕曰'永定河实关紧要，卿于明春协同方观承详酌为之。此人想宜于河务，为其不穿凿而亦有条理也’”。
被乾隆帝认可特谕，在乾隆八年随直隶总督史贻直查勘永定河工。乾隆帝认为“直隶河道水利，关系重大”，因此对这一带的水利建设特别重视。永定河是该地区含沙量最高、汇流面积最大的河流，常常是千万重大洪涝的根源，又直接威胁着首都北京的安全，因此成为当时治理的着重点，修防之勤仅次于黄河。据《清史稿·河渠志》统计，乾隆年间对永定河进行较大规模的治理活动就有17次之多，乾隆帝曾多次亲自巡察，指导治河工作。先后命鄂尔泰、孙嘉淦、方观承等人主持治理，采取了诸如修筑堤埝、兴建减水坝、疏浚河道甚至人工改道等工程措施，提高了防洪能力，减轻了灾害损失。方观承长于治水，在综合治理直隶省内水利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年成直督
乾隆八年（1743），方观承迁直隶按察使。第二年，奉命随同大学士讷亲勘察河道和海塘工程。当年十月，方观承升任直隶布政使。乾隆十一年（1746）方观承署理山东巡抚。上任不久因奏稽察漕弊、严缉盗匪事而得到乾隆帝的嘉奖。十二年（1747），方观承处理了山东境内安山湖地拨民认垦升科一事。升科是将未征收田赋之地纳入正常征收范围。安山湖属于运河泄水之地，当地贫民认为湖地土质肥沃，在河水干涸到河水未来之前可以种植二麦，自愿认垦升科。方观承经过仔细察看后认为：安山湖确实是水土肥沃，但毕竟是运河泄水之地，如改升科之后，当遇到“秋禾被水，请蠲，请赈，请豁，徒致纷烦”。安山湖地可将升科改为分季征收，专种夏麦者，于麦收之后征收；兼种秋禾者，分麦禾两季征收。为了防止土地流失，每户贫民限领地二十亩，且不得私自典卖，这样官府所得租金与升科所得相差无几，而“除去升科名色，应征应免，可以随宜办理，且富户无从兼并，贫民亦长沾恩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方观承的做法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乾隆十三年（1748），方观承升任浙江巡抚。在巡抚任上，方观承亲自查勘海塘工程，发现海塘引河部分地段已涨沙成陆地，从仁和县的观音堂到海宁县的淡水岭，丈量出可耕之地十五万四千八百余亩。方观承劝民承垦，并制定了管理制度，“认垦者核编字号，以十号为一甲，每十甲选老农一人，专司劝课，并根据土地成色，逐年升科”。乾隆帝对方观承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初六日，方观承升任为直隶总督，短短的七年时间，他便从四品清河道成为官居从一品的封疆大吏，这与他的勤劳任事的工作精神分不开。雍正、乾隆两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在选人用人上，尤其注重考察实际才能。而方观承之所以能平步青云，由清河道晋升直隶总督，除了不懈地读书求学外，长时间的流浪生活所增长的见识，也内化为他的经时济世之才。《惜抱轩文后集》记载他“乾隆初，入军机处累迁吏部郎中，出为直隶清河道，直隶布政使，擢浙江巡抚，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隶总督”。
3、勤政“方薯”济民困
勤政“方薯”济民困
乾隆初年，直隶省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粮食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百姓四处逃荒，流离失所。方观承熟知民间饱受疾苦，他“励志气，勤学问，通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当设施……”（《碑传集》卷七十二 ·《方恪敏公家传》），这为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做出卓著政绩打下了基础。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期间，最早在直隶省积极推广高产作物甘薯的栽培、种植，解民济困，颇具成效，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河北多地也还在种植。
01
知县黄可润试种
甘薯，俗称红薯、白薯、山药, 又叫番薯、朱薯、地瓜、红苕等。甘薯的块根既可熟食又可生吃，还可以作饲料、制糖和酒等，其茎蔓叶也可做饲料，是重要的粮食和多用途作物，自明末传入我国，乾隆时起才开始在北方试种。
甘薯传入直隶省最早的记载，是直隶无极（今石家庄无极县）知县黄可润于乾隆十—年（1746）由福建省家乡携带甘薯薯藤来直隶，运至正定地区，教农民栽种，“结薯甚多”（黄可润《畿辅见闻录》）。黄可润原籍福建，那里是甘薯始传之地，为他推广甘薯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种薯》一文中他写道:“任职无极时，以此地宜番薯状寄家人，曾以薯藤数筐附海艘至天津，转寄任所”，然后试种。由于初次照搬南方种植之法，不适应北方环境，结果所植薯苗“皆冻干不可用”。次年，即乾隆十五年（1750）黄可润归家福建，途经山东德州，他见该地“引种之法颇宜此地”，便专心察访。黄可润经过实地见闻认识到:“燕、浙相距远场，师或未尽合地宜”，但直隶与德州“接壤”，若推其地种植之法必然可行。于是，他在德州“多聘老圃”来无极县教种甘薯，并广泛种植，一亩“可获千斤”。乾隆十六年（1751）黄可润调任大城后，又从静海取种试种，因薯种腐坏未成，后学习德州老农地窖贮种方法，使甘薯种不再腐烂，对甘薯在畿辅各地引种和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牧令书》·农桑十·下
方观承在直隶广种甘薯的记载
02
总督方观承广植
直隶广泛种植甘薯是从方观承开始的。乾隆十三年（1748）方观承在迁任浙江巡抚期间，他虽然离开直隶省，但没有忘记直隶百姓曾经的饥荒困苦，亲自派人从浙江购买薯种，由浙江省经海运至津、保地区，并从三波、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雇20余人来直隶指导种植。“雇觅宁（宁波）、台（台州）能种者二十人来直，将番薯分配津属各州县，生活者甚众”（黄可润:《种薯》，《牧令书辑要》卷三）。当时“津属各州县”系指天津府所辖地方，包括今直隶省沧州、黄骅、盐山、南皮、青县等地。这样，甘薯就在直隶省东部地区推广开来。
《牧令书》·农桑十·下
方观承在直隶广种甘薯的记载
恰在黄可润在无极试种、推广甘薯时，1749年方观承也“擢直隶总督”，调任直督后，在直隶省中部地区的正定府、保定府及京东通州等地力推种甘薯，“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食用”。乾隆二十三年（1759）方观承特别命令所属州县官劝民种植，尤其是京师一带，很快效法兴种。乾隆朝诗人叶观国关于种植甘薯的诗句“近来移植遍京徽，”（《金薯传习录》下卷）就是真实的写照。
清乾隆年间，甘薯主要分布在冀中、南部地区，冀北地区只有少量种植。当时，生产上采用的甘薯品种主要是京西种、吴桥种、鸡蛋黄、甜石蜜等农家产品，味道甘甜。直隶总督方观承经多次实验，最终将甘薯的栽培分为四个阶段：
育苗。清朝乾隆时期有露天冷床育苗和摘芽育苗。冷床育苗是春季把种薯斜植于特设育苗地内，用土覆盖，半月后发芽，蔓长五六尺时剪段扦插。摘芽育苗是选择好种薯，放入土坑中，用草覆盖，谷雨后，种薯四周生芽，将芽种在畦内，生蔓剪苗栽种。
栽插。清代《全薯传习录》载：“栽茎使用耕町，宽尺许，高五六寸，将茎斜插町心，约以七分在町内，三分在町外，町内者按实，町外者滋蔓，每茎相去一尺余”，方法分直插和斜插。甘薯可以块根繁殖、插枝繁殖等，乾隆年间的赵学敏总结了甘薯的这种特性：“他物下种，必用子、用仁，或原物根芽。独薯不然，取一条片片切之，只留皮一面种之，发根生苗，亦一异也”（《本草纲目拾遗》）。
管理。清代甘薯管理均采取多雨季节甘薯翻薯，以减少地力消耗，使养分能够充分输送给薯块。甘薯对气候的适应性较强，一年多季均可种植。清末郭云升指出，甘薯甚至可以在九月初下种，只要注意保暖，“厚厚壅培，护而暖之，待到年底、年初食，每科（棵）可得五六两，每亩可得五六千两，亦救荒之一奇也”（《救荒简易书》）。
贮藏。清代甘薯贮存有堆贮和窖贮两种。堆贮，即把薯块堆放在避风和暖处，用秸草覆盖，使其通气保暖。窖贮，即挖窖贮藏，有深窖（深3米）和浅窖（深2米）两种。
《牧令书》·农桑十·下
方观承在直隶广种甘薯的记载
03
“方薯”美名留人间
自直隶总督方观承在直隶大力推广甘薯种植后，多产的甘薯大大缓解了直隶百姓的饥荒困苦。乾隆五十年（1785）八月，乾隆皇帝命直隶总督刘峨再次就近从山东购甘薯良种栽培，翌年应侍郎张若亭之请，令直隶广泛种植。谕令将陆耀《甘薯录》抄寄直隶总督刘峨，要他“照明兴所办，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东华续录》，乾隆卷一〇二）。嘉、道年间，甘薯种植向直隶省南端发展，据郭云陵记述:“嘉庆、道光年间，直隶滑县（今属河南）、长恒（今属直隶）等处初种红薯，有掩母者，即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谓传卵之法也”。由于直隶总督的推广，在清代，华北地区种植甘薯已经完全普及了。甚至还诞生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谚语。
方观承在直隶将高产甘薯推广种植，对于提高当时粮食产量，缓解直隶、京师百姓吃粮紧张状况，丰富今华北农村经济，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直隶总督方观承的义举勤政，得到直隶百姓的称道。因为方观承在直隶广种甘薯的功德，当时畿辅百姓都曾经把甘薯称为“方薯”。
4、留养之政济灾民
在以农业为主、科技不发达的清朝封建社会，赈济灾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用心于赈济政策，其制度是在总结借鉴明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乾隆年间，直隶省经历了一场大的灾荒，灾民遍地，急需救济。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任上注意推广留养之政，在赈济灾民方面有所贡献。留养局普遍建立，仅出现于直隶。
方观承亲自拟定的《赈纪十五条》
留养之局
早在乾隆七年(1742)延庆州就设立了留养局。乾隆十三年（1748），时任布政使方观承奏请在直隶全境设立留养局，但其不久他改派浙江巡抚，当年只有保定府周边的阜平、望都和高邑等县率先设立。留养局建设的系统铺开，尚待乾隆十四年（1749）下半年方观承升任直隶总督以后。
为了让直隶省老百姓彻底摆脱灾害的困扰，方观承提出一整套赈济灾荒的制度。他认为：“水涝旱灾，例必颁赐帑金，截漕发仓，以资救济”。灾情紧急时，允许地方官便宜行事，不必等候部批，即可动用存银存粮。每年正月初，根据上年水旱情形，分别各地灾情轻重，分为七、八、九、十分灾情与极贫、次贫之户，计口给予粮食或银钱。普赈定例，大口日给银六厘至一分，小口减半。施赈时委派赈务官员带领佐杂教官到各地分别清查，发给赈票，盖用印戳，写明极贫、次贫及大小口数，按户发给。另备赈簿，将各村庄成灾几分及户口数字登记，以统一州县应赈确数，照簿计口，凭票给赈。道府州县，按簿抽查，严防书吏、衙役、土棍舞弊。
直隶总督方观承为使切实有效的赈灾措施成为政府行为，在直隶内各府、州、县普遍设置了多处留养局，以收容老弱病残、流民乞丐等。留养局房屋来源大致三种:“有购地新建者、有就官房改设者、有依寺庙租赁者”（方观承: 《养局规条原文》, 方受畴: 《留养局续记》,道光元年，1821年刻本,第5页）。府、州留养局的设置，多与直隶河流水系导致的灾害频仍有关，例如广平府深受滏阳河、漳河水系的影响，深州、赵州和冀州等地则是滹沱河水患时常泛滥的区域。大名府是河南进入直隶的孔道，加上东明、长垣等县为身处黄河下游滩地的大县，留养局数量特多。部分府州留养局数量较多，也与其处于交通孔道密切相关。因之设置了四个规模较大的留养局，即“安肃之慈航寺、内邱之圆津庵、永清双营之龙王庙，良乡之永保堂”，除永清县留养局是处于永定河边因水灾频仍而设外，其余三个地方均处于通往京师的要道上。其中以安肃（今徐水）慈航寺留养局最为著名。
方观承亲自拟定的《赈纪十五条》
慈航之寺
慈航寺位于清代安肃县漕河南，据有关笔记，方观承之父方式济因受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全家被遣戍黑龙江。方观承与兄方观永因年幼寄食金陵（南京）清凉山寺，他每年徒步到塞外探望长辈，备受跋涉之苦。某年冬夜，行至安肃（徐水）慈航寺，病卧在寺门下，寺僧将其收留于寺内，加以调养。次年春病愈。任直隶总督后，方观承对慈航寺加改、扩建。鉴于慈航寺位于交通要路，便于赈济往来灾民，方观承下令在慈航寺特别设立一处留养局。
方观承曾多次到安肃慈航寺视察，并给予极高评价。方观承《慈航寺为禅僧鉴慈作二十八叠韵并序》称：“寺临漕河渡，为畿南孔道，鉴慈名元通，发愿收养茕癃，余率守令助之经理。冬月尝至千人，铸大镬供四百人炊，鉴与就养者同食一鬴，甚勤苦”。诗云：
钟鬴具僧家，真看愿力奢。
饥人方索饭，弟子漫拈花。
航渡一茎苇，车痕百道沙。
频来禅榻畔，共我鬓丝加。
又方观承《漕河宿给孤寺示禅僧鉴慈诗》云：
行尘初憩月盈湾，旌辔频年阅往还。
树影不移浓淡处，河流数问浅深间。
僧添白发缘何事，地近青山忍独闲。
听罢钟声忽饭熟，道旁曾恤几黧颜。
安肃县漕河慈航寺初创时建房28间，筹资1641两，后来又增建瓦房48间，收养人数可达千余人，可谓惠政于民。民国年间撰修的《徐水县志·艺文志》中，有直隶总督方观承所写的《漕河留养局碑记》，其中说到：“直隶留养局共计五百六十一处……往余（方观承）为总藩时，有漕河僧元通，发愿募化，以赡寒馁之民，余为拓地建屋，颜其坊曰：'给孤独园’，寺曰'慈航寺’……僧与贫民共而食”。
为纪念方观承救贫济苦行善之事，在安肃慈航寺北曾经建有方公祠。清朝诗人庆泰《过慈航寺谒方恪敏公祠》诗云：“重到慈航寺，依然认柳湾。惠心原在抱，天道好相还。祠宇营当路，榱题焕两间。拜瞻仙座下，使我一开颜”。清末慈航寺院逐步衰落。民国初年，保定莲池内直隶图书馆将徐水漕河慈航寺中的《大清三藏圣教真经》全部移入。后来，慈航寺毁于战乱，现已不存。
乾隆皇帝
《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加赈去岁被水诸郡县诗以示志》诗
留养之政
利用庙宇寺观建设留养局，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考虑。为给慈航寺等留养局筹措赈济灾民的经费，方观承下令，保定府属及正定府属州县和易、定、深、冀、赵5州属县捐银1741两，贷给保定府属州县当行，年生息492～3两，于寺右建收养房14间，寺前建10间。除建房外，存银1641两。清苑县（保定）商领（贷）生息银141两，满城、定兴、新城（今高碑店市）、唐县、完县（今顺平）、博野、望都、祁州（今安国）、束鹿（今辛集市）、安州（今属安新）、新安（今安新）、容城、蠡县、高阳13州县各商领生息银100两，月息2～5分，闰不加增，岁入息银492～3两，于十七年（1752）四月起给领，每年八月由各州、县收齐解府。以1541两白银购地640亩，岁收柴米供留养局收养贫病人员支出。
乾隆三十年（1765），赵州知州金世麟、柏乡知县钟赓华，详准柏乡县雨花庵查账交官庙地租银，拨给局内银200两。以乾隆三十年为始，每年十月中旬解送保定府，就近转给。未购地前，以岁收利息于秋收后购米粟，择谷贱处采买，米每石价以1～3两为率，由留养局煮粥，以食贫民。自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初十止，残老病孤者可常年收养。日供粥两次，佐以盐蔬。设4大镬（大锅），平年供食200余人，多时达千余人。每年向保定府下属州县当行劝捐棉衣千余件，分给贫民、老病者发给棉裤，由省司道及府拨款，供留养局置办，使赈济灾民常态化。
乾隆三十一年（1766），直隶总督方观承上疏奏报，淀泊河滩淤地，以前均拨给贫民认垦完租，每户不得超过三十亩。近年由于胥吏豪强编造名户兼并，请全部查明收回，归留养局作为赡养贫民之用，条奏得旨允准。
方观承在任上注意推广留养之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方观承辑成《留养局案记》并上呈皇帝，该书对直隶省内留养局分布，赈济灾民情况详加介绍，标志着在直隶全省各地留养局完全建成。直隶总督方观承提出的赈济方法得到乾隆皇帝的嘉许，并在各地依照推行，颇著成效。
5、兴办义仓解民忧
在以农业为主、科技尚不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储粮备荒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为了确保农业生产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历代王朝都把各种救济政策作为重大问题，对粮食仓储十分重视，并制定具体措施。
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期间，最早在直隶省兴办义仓，并且颇具成效，在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利于救荒，便于济民
清代早期，直隶省民间仓储和其他官仓一样呈现久废局面。康熙年间处于摸索尝试阶段。康熙二十七年（1699），李光地就任直隶巡抚后，向直隶省道、府、州、县官员发布《饬广积贮牒》，要求各地官员继续督催州县搞好常平仓的储谷，并提出在各市镇乡社试行民间仓贮的设想。李光地提出了民间储粮的基本模式，并命令各级官员召集“乡绅耆老”广泛参与，但最终因政治经济条件不成熟难以实行。
乾隆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间有一定的粮食存储，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为民间储粮提供了客观条件。直隶省地处北方，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每逢灾年，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乾隆十一年（1746），清政府降旨，谕令地方官员劝导百姓进行民间仓储，各省则奉旨纷纷兴建。
时任直隶布政使的方观承，在对比分析了社仓与义仓的优缺点后，认为设于乡村的义仓更利于救荒，便于济民。于是他上疏奏请在乡村新建义仓。不久，方观承与当时直隶总督那苏图积极筹商义仓事宜，并初见成效。他吸取前代的经验，为使百姓丰年不致使粮食浪费，歉年因有积谷也不会惊慌，遂于乾隆十一年（1746）底，在直隶布政使任内与直隶总督那苏图奏定章程，酌议条规，命各地兴建义仓。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直督那苏图、布政使方观承奏报义仓捐谷及有关规定，折中称：当年直隶全省报捐米谷112000余石。在制定的条规中指出，义仓分建四乡；民人按捐分别奖励，根据捐谷多寡，政府分别给予花红、匾额、顶戴的奖励；劝捐宜每在丰收年举行；慎选仓正副经管，根据每乡捐谷数目多寡，五百石以内设仓正一名，一千石以外者添仓副一名；酌定本乡借谷人户，必须佃耕田土，实有恒业之人方准借给，对游手无籍者盖不准借，以此达到劝农务本而戒游惰的目的。所奏条规得到乾隆皇帝的肯定，命其“实力妥为之”（《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三》）。乾隆十四年（1749），方观承升任直隶总督后更全力在直隶全省兴建义仓。
申明前令，次第经理
方观承就任直督后，直隶全省建立义仓的条件日趋成熟，他又“申明前令，次第经理”，积极推行义仓的建设。他推崇宋朝浙东提举朱熹建仓的法，认为朱熹社仓之法“规划详备”，“制莫有善于此者”（《清经世文编》卷四十，方观承《进呈义仓图说疏》）。他总结归纳朱熹建仓的主要特点是“地尽其人，人习其事，良以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清经世文编》卷四十，方观承《进呈义仓图说疏》）。方观承把这一点作为自己兴建义仓的指导思想，在制定义仓条规和推行义仓过程中更是充分遵循了这一思想。
1、仓“宜在乡不宜在城”。清政府规定在市镇设立义仓，而直隶总督方观承认为，义仓宜设在乡间，不宜设在城里。在乡间粮食敛散，可以随时进行，百姓没有了往来道路的辛苦，“其输之也不劳，其散之也易遍，其操之也不迫，其察之也易周”。更为便于捐输赈济，他命人在直隶省39687个村集处，“度道里之均齐，于四乡酌设仓座”，并选择人口稠密，地势较高的地方作为仓散建设地点。义仓在乡不在城弥补了常平仓设在城中赈济农村不便的缺陷，解决了远离市镇的百姓捐输、赈济的实际困难。
2、“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典守在民，而胥吏无由滋弊”。方观承下令义仓归民间管理，每个义仓都要选择乡村中诚谨殷实的人作仓正，谷物多的地方就增设仓副一名，经营管理都由两个人完成，州县官员只负责核实转报。直隶总督也只是在每年二月份将上年报捐谷数及出借动用之项上报清廷，至于加息免息、开销杂费的项目则不予报官，这样充分体现了义仓“典之与民”的特色。当然，对于仓正、仓副也要设条规加以监督，对捏毁侵吞仓谷者加倍处罚。
3、“乐输无稍勉强”。义仓的劝捐方法是在秋收之后，州县设立印薄，发动村中“绅衿耆老”，劝谕百姓，听任捐户自己登记姓名谷数，不限制数量，粟、黍从便。照例对于多捐多输的士民，按照米谷的多少，依次给予奖励。
4、“借与赈兼行”。义仓的功能除借谷外，还能在饥馑之年赈济百姓。借贷时，完全听仓正、仓副主持谷物发放，按户发给。取息则按年景的收成计算，每年收成“大约在八分以上，加一息米；六七分以下免息，五分以下，缓至次年分别加免”（《清经世文编》·德保《义仓图说序》）。遇到饥荒年景，在义仓附近设置粥厂，按照百姓的贫困程度进行赈济，“极贫民赈济粥，次贫赈粟”，这样“一乡之贮足以救一乡之饥”。方观承认为，借赈兼行，赈济方便是义仓区别于社仓的一个重要特点。
经过八年时间，到乾隆十八年二月（1753年3月），直隶全省各地义仓基本告成，全省建仓1005座，储谷285300余石。乾隆皇帝称赞其“诸凡周详妥当”鼓励他“尔惟实力行之”。
方观承《义仓告成绘图进呈奏疏》
捐必建仓，建先绘图
在推行义仓的过程中，为便于地方官熟悉掌握直隶省义仓情况，赈济不误时机，方观承命人对直隶全省村级进行调查，察看地形地貌，绘制成图。方观承认为，“以有谷而不筹其地，浥变可虞，有地面不察其形，则经界奠定。故劝捐必先建仓，建仓必先绘图”，“按图以稽仓，按仓以稽谷”。图与仓先后告成，乾隆十八年（1753），方观承于保定绘制了《畿辅义仓图》，该书图文并茂，对直隶省内义仓分布，赈济灾民情况详加介绍。义仓图以州县为单位。每州、县、卫各绘图一张。“将大小村庄到仓里数悉载”，共144幅，包括村庄35210个。方观承还亲自详加订正，刻版印制，一本存放在直隶布政使司库，一本放在州、县、卫中，并将其呈进给乾隆皇帝。
方观承《义仓谷数请免具题奏疏》
以民资粮，济民缓急
自乾隆朝中期直隶全省义仓建成之后，由于筹划详备，积谷数量大，在赈济灾民中成效显著，直到嘉庆、道光年间仍在赈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逢源《清苑县志》卷十五，那彦成《劝捐兴复义仓疏》）。方观承的直隶义仓作为一项重要的勤政措施，影响了后任的直隶总督及直隶省的州、县官员，众多官员纷纷效仿，倡导捐谷，增加积贮，使直隶义仓直到光绪朝仍一直作为民间储粮的主要形式（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三·仓储）。
直隶总督方观承所兴建的义仓制度，达到了“以百姓之资粮，济百姓之缓急”的目的。弥补了常平仓等官仓的不足，成为清代中期直隶省民间储粮的主要形式。这一善政的实施，对水、旱灾荒带给直隶人民的背井离乡之苦，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受到了清政府及下层百姓的称道。可见，直隶总督方观承所推行的义仓，对有清一代直隶省赈灾、救荒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畿辅义仓图》“清苑”
6、政绩显著治河道
政绩显著治河道
直隶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冬春少雨干旱，夏季降雨集中，冬春季节庄稼需要灌溉，夏季田地则需要排除积水。而且直隶境内河流众多，如永定河、漳河、卫河、滹沱河、滏河等流域大都上游宽下游窄，泄水能力大小不一，每遇暴雨常常淹没农田。因此，农田水利建设在直隶极为重要。清代对直隶的水患异常重视，方观承在直隶总督任内全力治水，对于减轻直隶水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方观承在直隶总督任上政绩卓著，其中以治河最为显著。清初河道总督为专职，负责管理河道，全国设有三员：分别是北河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北河河道总督掌漳河、卫河入运归海，永定河疏浚堤防诸事。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令“直隶河道总督不必设为专缺，即于总督关防、敕书内添入兼理河道字样”（《清朝续文献通考·职官一八》，卷一百三十二）。至此，北河河道总督事务全归直隶总督兼管。方观承对民间疾苦非常了解，这为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做出卓著政绩打下了基础。乾隆十五年（1750）方观承刚刚就任直督不久，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七月初一日（7月31日、8月1、2日），唐河水暴涨，夜半水至，今保定唐县、曲阳等十余村冲房千余间，192口人遇难。乾隆二十四年（1759）7月，潴龙河水陡发，保定高阳县安澜桥冲塌。方观承长于治水，在任内兼理河道，除对唐河、潴龙河进行治理外，还对直隶省内的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等主要河流全面治理，在综合治理河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直隶省五大河流，属永定河最为难治，方观承耗费的精力也最多。永定河发源于山西朔县，上游河水浑浊，挟带泥沙量大，与黄河相仿，有“小黄河”之称；下游河床不定，尾闾不畅，有“无定河”之称。永定河给沿河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乾隆帝对永定河河工十分重视，重用了一批治河名臣来主持治理，方观承便是其中之一。乾隆帝认为方观承宜于治河，“为其不穿凿而亦有条理也”，并嘉奖他'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清史列传·方观承传》卷十七）。
方观承不辱使命，将大量精力花费在治理永定河工上，并初见成效。方观承治理永定河从不墨守成规，总是亲自勘察，洞彻地势，相时决机，或革或因，或浚或障。
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上任不久的方观承即上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避高趋低，改移下口，使水行地中，畅通无阻。十五年（1750）六月，永定河南岸三工淤沟夺溜，乾隆帝命令将江南总河高斌所著《豆瓣集漫口图》抄寄给方观承，令其参照。方观承上疏道：永定河与豆瓣集情形不同，豆瓣集为中河余水漫溢，可以选择在水缓处施工。而永定河三工南为月堤缺口，北为大堤漫口，南北相距很近，如果只堵月堤，则溢水无归路，只能堵筑漫口，逼溜入引河。乾隆十六年（1751）春三月，方观承上疏：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窑坝口，请在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归入叶淀，自凤河转输入大清河，此议得到施行。乾隆十八年十二月（1754年1月），方观承又在奏折中提出，永定河下口渐淤，请于永定河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自凤河流入大清河，后又请在下口北埝外做遥埝，为均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堤，与遥埝相接。这些建议均得以施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乾隆帝的肯定与称赞，“叹其筹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国朝耆献类征·方观承》）。
嘉庆李逢亨修
《永定河志·乾隆十六年永定河四次加堤改河图》
方观承除对永定河治理外，对直隶省境内的其它河流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治理。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河南省黄河两岸旧有大堤残缺漏水，黄河水从阳武县灌入直隶省的长垣、东明等县，冲开三口月堤。方观承奉命前往查勘，在仔细勘察决堤情形之后，于乾隆十七年二月（1752年3月）上奏指出：长垣、东明两县以太行堤作为黄河水北进的屏障，康熙六十年后太行堤屡次被冲决，请在堤西开新引河，并用所起之土另建新堤，这样堤外有河道疏解沥水，河内有堤以防止漫溢，事半功倍。乾隆帝下旨依议而行。之后，方观承又上疏对子牙河、滹沱河、漳河、拒马河等进行治理。乾隆十八年三月（1753年4月）他提出治理子牙河应自杨家口至阎儿庄改支河为正河，再于阎儿庄尾北通蔡家洼沿留儿庄东堤抽挑河漕，下接黑港旧河然后入正河。滹沱河在束鹿改流南徙，由宁晋县入滏阳河后，地方官请导归旧道，方观承亲自勘察，弄清实际情况之后，于乾隆二十四年（l759）九月上奏：陈明改流后的河道为滹沱河旧道，且距晋州、宁晋城30余里。近河村庄多在高阜，可以筑堤防护，不必疏浚。治理漳河应自临漳东南改流趋大名，分支为二，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并于河口筑坝，疏淤浚河。
嘉庆李逢亨修
《永定河志·乾隆二十年永定河五次改移下口河图》
此外，方观承督促属员在各地开挖沟渠、疏通泉源，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水利措施施之于农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乾隆二十七年（1762），方观承集中人力在正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处建设沟渠，“上下游并皆协助，略与豫省相仿”。漳河、滏河等河沟渠疏通，取得了一定成绩。河间附属沟渠消水较以前更为迅速，保定四境制定开沟种树的章程，其余各处沟渠建设都先后开工，“至田间沟渠与道沟或分或合，要使沥水有归，农田杜患”（《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方观承上疏曰：“直隶大道沟渠、田间浍渠，自大兴宛平，东至抚宁，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东南至阜城又运河大道自武清至吴桥一路，其三十二州县叠道开渠一律完成”。乾隆皇帝谕曰：“沟渠既河道之脉络也，应联为一气，方得宣泄”（《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沟渠成网，既能排除水患，又能增加水利，对于保障农业的丰收起到一定的作用。
乾隆皇帝
《阅永定河堤因示直隶总督方观承》诗
方观承认为直隶田间不但要多设沟渠并开道沟，沟渠开设之后要悉心管理，并制定具体的管理方法。乾隆二十七年方观承上奏：“开浚之后，应请责成渠长、圩头按年劝用民力，随时经理，官为稽查，如或民力不及即当钦尊，训示酌助口实，有如时当春月即以例借之谷，为董率之资，乘便集事，更易为功，总期事不劳而民不扰，沥水有归，农田杜患”（《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
清直隶山东交界段黄河图
（未标明作者及年代）
由于方观承勤于治理，防患未然，全省境内永定、大清、子牙、滹沱、漳河等直隶主要河流此间近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水患。在治水过程中，方观承注意总结发展水利及治水经验，曾聘请幕僚赵一清、戴震等人纂修《直隶河渠水利书》一部103卷，当时没有刊行。后王履泰对该书重编发行，题名《畿辅安澜志》，共56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赵一清传》）。
乾隆皇帝
《命直隶总督方观承疏浚安国河诗以纪事》诗
7、勤掘“申泉”润古城
勤掘“申泉”润古城
河泉是清代农地灌溉的主要水源之一，也是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治水的根脉。方观承在《筹办泉源水利折》中说道：“直隶水利，凡有泉水可导之区，当春末夏初之时，田圃资其灌溉，二麦尤籍滋培。臣每与州县官讲求体察，如其境内源泉未经疏剃，审有旧迹可循，皆当随意相度引归有用”（《方恪敏公奏议》）。
方观承曾任直隶清河道员，对保定附近泉水、河流情况了如指掌，对府河春夏之交，水流较弱，影响航运的情况十分关心。任职直隶总督后，方观承治河不墨守成规，而是亲自勘察，洞彻地势，掌握了每一条河道水泉的来龙去脉，再决定是改、是浚、是疏、是导、是堵，在治河的同时，利用河、泉为百姓造福。
清苑满城河流对接图完成图（清朝）
保定府满城县有条奇村河，起源于一亩泉，汇鸡距泉水后再流入保定府河。清初水势渐弱，冀中平原春季又多旱，一到春天河里就没有水了，不仅给保定府城市用水造成了困难，而且断绝了水道交通。
乾隆十七年（1752），为了大规模修浚府河，直隶总督方观承亲赴满城县境府河上游，察看水源，探寻水道，发现泉源。经过调查研究，方观承指明满城县的奇村河发源于一亩泉，汇鸡距泉以入府河，并且在城东孙家庄勘察了一亩泉和连家泉，在夏家庄发现了五花泉，车龙泉寺西查出了红花泉……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乾隆十七年十一月（1752年12月），就省城保定及满城附近的河流泉水分布情况上奏清廷，提出从开源入手增大水量的治理措施，指明以上数泉俱为苇草湮闭、而渠形可寻，一经濬治，合流并注汇入一亩泉或是奇村河，再流入保定府河，可增治沿岸稻田多顷，商贩船只亦可通行。
方观承派人详细查勘探究，尤其在一亩泉南八里满城东孙家堂找到被苇草湮闭的新泉眼，加以浚治，因浚成此泉时恰为乾隆十七年，岁在壬申，故名“申泉”。
为了纪念发现新泉这件事情，方观承还亲自撰写了碑记，这篇碑文收入在乾隆版《满城县志》中，全文如下：
《申泉碑记》
直隶总督 方观承
满城属保定治郡之西，渝河之流自西来者，至邑而洑，洑而复出，播为泉，曰“一亩”，曰“鸡距”，合而东南流，为奇村河。又东入清苑境，为府河，即“志”所云“清苑河”也。河自西而东，入于淀，以达于淀。
自奇村至清苑，沿河之村疃百数，藉河之力以资灌溉者，农田万亩。而自府河东达津门，商贾望走郡下，方舟逆挽，莫不于是仰纵闭焉。
奇村之河既首受二泉水，顾泉之力微，则下流之输泻益薄，农作灌溉无所资。即自府河以东，日规堰潴，而舟楫往来益梗隘，不可遽达。故泉之衰、旺，其迹著于满，而利之所由兴，与弊之所伏，不尽系乎满也?往时余行部过其地，周历泉所，语僚属曰：“凡水之洑，脉注而支分，其复出，出必非一二足也。榛莽区，礓碛之土，宜有瘀遏而未显者，盍访诸?”
岁壬申（1752），吏有来告：“邑之东得泉焉，芜渫沮洳，弃于葭薍者旧矣。”所司具畚锸，召丁役澈之，涤之，源茁而深，流疏而清，奫沦演纡，视“一亩”所钟，大倍十计。而泉之左右，复有诸小泉，旧辟而今堙者，曰“五花”，曰“连宝”，曰“红花”，皆次第以修复，告，乃引之为河。河长一百七十丈，别酾为渠。渠受小泉水，率一、二百丈。凡河为经，凡渠为纬，咸注而入于奇村河。河之上旧有闸，曰“响水”。凡新泉及诸小泉来入者，至是毕会。于是益信“响”之专藉一亩、鸡距者，为得其半，遗其全也。河兼众水，其流盛大，数倍于昔。村疃之土，夙宜秔稻者，亦数倍于昔。而自郡以东，樯橹云集。
方春夏之交，百物接于衢，四民萃于市，歌舞欢忭，欲不尸功于兹泉不可得已。嗟乎!一事也，使有利于一方之人，道民务者，犹将举之，矧举之而所及者众、所施者远耶?事有修、有废，其修之，则人谋协也。余乌知后之修废何如耶?
工既竣，爰伐石以纪之。泉故无名，余名之曰“申”，且系之铭曰：
帝营九州，神畿是崇。
列郡环之，保为巨雄。
满邑于西，兼望紧要。
清流溉轮，四国是邵。
乃酾乃围，乃耨而耭。
烝徒駪駪，厥用殚微。
我行其野，目不暂舍。
爰谘爰谋，于邑之下。
爰有闲田，汨瀄昏涝。
氿泉喷出，吏走相告。
乃度工功，既辟既除。
去其不蠲，其行舒舒。
别浚五花，连宝底续。
红花婉嬗，如媵从嫡。
众流氤氲，达于奇村。
孰多前功，视此堮垠。
岁行在申，甲坚万物。
原泉胚浑，敷土遂出。
十二辰次，申维兑乡。
广渊重塏，泽我郡甿。
言揆厥时，辨正方位。
名以铭斯，以莅成事。
乾隆十七年 岁次壬申 孟秋之月 毂旦。
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将一亩、鸡距、申泉、五花等泉水一一加以深挖和开凿，又循原有渠形，加以导引为河，长一百七十丈，复酾为渠，以受小泉，合流并注。经过疏浚，五花泉、申泉、联宝泉、红花泉等泉水的支流纷纷涌出，合流并注。由于疏浚了这些泉眼，使一亩泉河水量加倍，增加了府河上游的水量，便利了保定城市用水。
清代保定府满城县属河图(未标明年代和作者)
同时，方观承疏浚候河、白草沟河及府河下游数十里河道，“并在灵雨寺等处分建石闸，使水有蓄泄，不致直泻无余”（《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四·列传一百十一·方观承》）。此议施行之后，不仅增治沿岸稻田多顷，便利了农田灌溉和商旅船只往来通行无阻，也使春夏之交保定城无枯水之虞，因此倍受民众称道和乾隆帝的嘉赏。
清代皮献唐在《游申泉作》中写道：
凿破胚浑境，泉源一统收。
桥通冰洁水，亭踞矩方洲。
翼翼嘉禾茂，嬉嬉野老游。
戒童休濯足，珍重此清流。
这只是总督方观承在直隶兴农治河的作为之一，但保定人民口碑相传，世代不忘，以至由方观承所命名的“申泉”传留至今。保定境内府河也由于得到更多的水源补给，水运得以保持常年通航，使当时的省城保定作为华北水路交通枢纽，市面更为欣欣向荣，催生了保定府文化的承继与繁荣。
8、综绘《畿辅义仓图》
畿辅义仓图
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当时身为直隶布政使的方观承上奏乾隆皇帝，建议在直隶广大乡村建立义仓，并与直隶总督那苏图斟酌制定义仓的条例，命令地方官进行劝导建立仓储，“目下正值丰收之际，易饬地方官善为鼓舞劝导以足仓储”。方观承与那苏图开始计划建仓时，达成共识，认为:“以有谷而不筹其地，浥变可虞，有地而不察其形，则经界莫定。故劝捐必先建仓，建仓必先绘图”，“按图以稽仓，按仓以稽谷”（《畿辅义仓图》之《经理义仓告成绘刻全图恭呈圣鉴赏疏》），但建仓伊始并未真正实行，就任直隶总督后，方观承积极推行义仓建设。经过多年时间，到乾隆十八年二月(1753年3月)，全省各地义仓基本建成，全省建仓1005座，储谷285300余石。
《畿辅义仓图》“清苑”
在推行义仓的过程中，为便于地方官熟悉掌握直隶省义仓情况，赈济不误时机，方观承发动州、县，命人对直隶全省村集进行调查，察看地形地貌。清政府倡建义仓本为“以一邑所积之余粮仍归一邑之民用”。因此，其分布宗旨可以概括为“地近其人，人习其事”，“期于往返各便，周梂易通”；以达其“敛散可以随时”，虽有遍荒之年，而“无复仓皇外出”之民的目的；其分布遍及城乡两地。官吏们察看地形地貌，绘制成图。“就其幅员之广狭，度其道理之均齐”，制作成义仓图录，据此在境内选择建仓的合适地点并划分义仓区，这个图录实际上成为义仓的规划图纸。方观承要求义仓图以州、县、卫为单位。每州、县、卫各绘图一张。“将大小村庄到仓里数悉载”，“州县办此（指义仓），先将阖境村庄绘图齐全，某处立义仓一区，附仓若干里之内为某某村庄，各注明到仓里数，各仓各村用五色笔别之……镜版存县，印送院、司、道”，最后经方观承详加订正，镂板刷印，每州县卫一图，共成图幅（《畿辅义仓图·凡例》）。乾隆十八年（1753），方观承于保定绘制了《畿辅义仓图》（《保定市志》第31页）。
方观承《畿辅义仓图》之深州（今深县）义仓图
乾隆《畿辅义仓图》，不分卷，直隶总督方观承撰。该书第一册为奏议、凡例、条规、顺天府所属州县义仓图；第二册为保定、正定二府；第三册为河间天津二府；第四册为顺德、广平、大名三府；第五册为永平、宣化二府；第六册为遵化、易、冀、赵、深、定六直隶州，共144幅图，包括村庄35210个。其中，各州县就其“幅员之广狭，度其道里之均齐”，于四乡内择大村集镇斟酌设立义仓，自三四区以至十八区不等。其地理方位务必择烟户稠密形势高阜之处，使四面村庄相为附丽。务使“捐输晓谕易偏，赈货老弱能来”。依方观承《畿辅义仓图》所记，1005座义仓遍及直隶各州县乡。
方观承《义仓告成绘图进呈奏疏》
《畿辅义仓图》由图形和图文说明两部分组成。图文处于一角，内容是对该县四至八道、县村数目、义仓名称、数量和附区的描述。图形则计里画方，“每格以五里为准，格之大小视治之广狭”（《畿辅义仓图·凡例》），因此每幅图的比例尺是不同的义仓图方位与今地图恰好相反，取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图上主要要素是义仓和附仓村落，村落以“某某庄七里”的形式注明距义仓远近，义仓以房屋形状表示，附区间以黑线分界。图上河流、湖泊、山脉等择“有关门嵋者”绘入，皆用象形形状表示。由于各县皆“照制宪所颁进呈义仓图，按各村定所建立仓廉”（乾隆《束鹿县志》卷四《积贮》），因而通过这《畿辅义仓图》，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乾隆中期直隶省义仓布局的基本情况。义仓选址学习朱子“社仓之法”，将义仓设在“烟户稠密、形势高阜之处”的“大村集镇'（《畿辅义仓图》之《经理义仓告成绘刻全图恭呈圣鉴赏疏》），设仓在此，方便服务更多人，而地势较高处，一则可以防止被水冲毁，同时也有利于仓粮的防潮。选择了合适的地点以后，一般建“仓瓦房三间”，周围有高垣，门额上题“某村义仓”，并按方位列出各村，然后再建小房一间，以居守仓之人。每个义仓四周划分为一个附区，负责周围村庄。义仓附区设计时，为使“捐输晓谕易遍，贩贷老弱能来，且众情晓然”，“令四面村庄皆在十五里及二十里之内，间有山程崎远、海滨辽阔村落无多，亦不出三四十里”。直隶州县中，仓附区半径在十五里以内者卢龙、清苑、博野、枣强、武强等三十三县。仓附区半径为二十里以内者最多，有大兴、宛平、良乡、故安、香河等七十三州县。半径在二十至三十里以内者有永清、东安、通州、宝抵等三十三州县卫。仓附区半径在三十里以内者，仅“村稀地错”的静海、沧州、南皮三州县。而仓附区半径在四十里以内者则只有“山村写远”的房山、阜平二县。根据上述描述，大致可以得出村仓间距与村落密度有直接关系的结论直隶南部平原村落密度较大，村仓间距离较近，而山麓过渡地带村落密度较小则村仓稍远，山区和滨海地带村落稀少则最远。在上述原则范围内，州、县官员对建仓有自主权，根据不同的情况每县建仓一区不等。义仓附区内村落的数量也有极大的差别，总之，按照《畿辅义仓图》的详细规划，义仓在直隶省内全面建立起来，除去极少数村庄外皆有所附，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村仓网。《畿辅义仓图》图绘精细，在每州县卫之附仓村庄，都各划为区，以线界别之，并详列距仓里数。
方观承《义仓谷数请免具题奏疏》
关于义仓的经营管理，方观承在《畿辅义仓图》中说，义仓“以官之为民计，不若民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由此看来，似乎直隶义仓的经营管理全然归于民，民权大于官权了。其实不然。对直隶义仓的管理朝廷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就有谕旨，指出义仓是“典守既专在民，而出纳(官)仍可稽核”；由此可见义仓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官督民管”，即“出纳委诸绅，而实数必使官知；赏罚出于官，而用人必由绅举；官绅相制，而利乃可久”。以直隶总督方观承义仓为例，不仅因其有订立翔实的《义仓规条》，且因方观承以后，直隶各州县义仓的管理基本上依此为定例，无大变动。因此，从《义仓规条》中可以窥见清代直隶义仓的管理规制。义仓具体的经营管理虽由仓正、副主之，而官府却有完全的监督权。首先，州县修建义仓要先将阉境村庄绘图齐全，某处立义仓一区，附仓若干里之内为某某村庄，各注明到仓里数。“锓版存县，印送院司道该管府州存案”，按图以稽仓而知各村之孰远孰近，按仓以稽谷而知四境之或绌或盈。“由是储蓄递年有增，规划因时渐扩，而有司凡于境内赈耀惠民之举，办方隅计道里披图瞭然，亦足以资措理”其次，仓正副的人选由乡耆中公举端谨殷实之人充当，免其差徭，并将姓名申报在案。并同时申明“不得违例引用生监”。仓正副禀事要直接到州县署，不许胥吏传达，亦不许胥吏至仓干预。其经理勤妥者州县官岁首传集公堂劳以酒食，以示奖励。此外，条规还具体规定了对仓正副的奖惩措施。再次，各仓的锁钥春借秋还时由仓正收掌，平时仍缴存州县署。凡义仓出纳一切事宜总由仓正副主之，官府则时常予以稽核。对义仓的盘查则由州县官会同仓正副于每年的十二月进行一次。最后，《义仓规条》还对仓谷归还时应收谷息及谷息的分配使用作了具体规定；息谷主要被用来支付仓正副纸张饭食及仓谷所耗与“铺垫之资”；所余息谷除动支仓夫工食与修仓之资外如还有剩余，则“源源积贮”，以实仓储。
《畿辅义仓图》成之后，方观承还亲自详加订正，刻版印制，一本存放在直隶布政使司库，一本存放在州县卫中。同时，方观承将义仓全图按府州为单位，缮写十四册，并又将各州县义仓图六轴一同于乾隆十八年（1753）进呈给了乾隆皇帝。方观承同时上《进呈义仓图说疏》、《义仓谷数请免具题奏疏》，就兴建义仓的意义和具体方法、情况做了详细说明，当时“号为盛举”。乾隆帝阅《畿辅义仓图》后十分欣慰，称赞其“诸凡周详妥当”鼓励他“尔惟实力行之”。
方观承《畿辅义仓图》对后任的直隶总督推广和规划义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曾在嘉庆和道光时期两任直隶总督的那彦成赞扬方观承“劝捐奖励典守出纳之法，规划井然，有条不紊”，并且刊印义仓图说进呈御览，至今已经60多，期间偶然遇到水旱灾害以及每年青黄不接时，贫困之民赖以筹求接济，“较之动孥发粟尤为便捷，询属有益闾阎。”（容安.那文毅公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其制定的义仓规条一直为后代的官员所用，成为直隶省举办义仓的蓝本。
9、躬行救荒辑—《赈纪》
躬行救荒辑—《赈纪》
乾隆八年（1743）六月，直隶南部二十七州县旱情告急，乾隆帝下令地方积极施行赈济。方观承作为负责当时的直隶按察使，全力以赴投身于抗旱救灾、赈济灾民工作，“戴星而驰，遍历灾所，心计口画，十指布算，集古赈饥成法而参观之”（《赈纪》序）。《赈纪》是直隶总督方观承辑录，详细记录乾隆八年（1743）直隶地区抗旱救灾的全过程的一部救荒政书。
乾隆十九年（1754），直隶总督方观承汇集旱灾前后三年中乾隆皇帝与此相关的谕旨、内外臣僚对此次赈灾的行事记录和奏折、地方抗旱救灾措施等，分门别类辑录为《赈纪》，希望对后世各地救灾有所裨益，“且是年所遇固旱灾也，他若水潦霜雹虫蠡之属，概未之及，然使旁通义类，得其意之所存以推行尽利，其于救荒之道亦庶几矣”。也给后人留下有关直隶省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方观承亲自拟定的《赈纪十五条》1
《赈纪》全书分序和八卷，序中说明方观承编辑此书的因由和目的。八卷按照赈灾的过程，包括上谕、核赈、散赈、展赈、安抚流移、借粜蠲缓、捐恤谕禁、赈需杂记。记载此次旱灾从发生、发展、赈济到最后解决的整个过程，一目了然，同时提出赈灾方法和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目的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选材上包括乾隆帝的上谕，直隶总督等有关官员对这次旱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后人可以清楚了解当时朝廷的整体赈灾情况和细节。方观承《赈纪》不但辑录官方文书、赈济措施、注意事项，还有许多具体数据，增强说服力。例如，据统计当时“赈户六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有奇，大小口共二百十万六千六百九十。又煮赈流民九十四万四千二十口，赈过米谷共一百一十万七百二十石有奇，银一百一十万五千四百七十六两有奇，办员二百四十有五”（《赈纪》卷8《赈需杂记》）。
与其他荒政文献相比，方观承《赈纪》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有突出的特点。体例上，《赈纪》属于纪略体，是这次赈济救荒活动的实录、笔记。文献有具体时间、地点，针对性强。更重要的是，方观承亲身参与赈灾全过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的方法切实可行，难能可贵。
方观承《赈纪》中除了“重农”、“民本”、“仁政”等思想外，我们还可以从《赈纪》中看到方观承与众不同的救灾思想：
首先，赈灾要预为谋划。方观承提出应对灾害要未雨绸缪，提前筹办，这样一来可以尽早预防，以免措手不及，造成重大灾害损失；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灾民感受到统治者的关心帮助，安心待赈，以免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方观承多次提出办赈需要预先筹划，安排妥当。他在该书卷二《核赈》中说：“今窃谓民当六七月，灾象已形，宜及早以安之，于是颁规条，创格式，分员覆勘，概限八月初旬等差厘举，急请普赈。夫既众著于得食之有期，而加赈又相继也，斯有所系恋而无去志。”卷三《散赈》又说：“村民当领赈时，……惟当局者先期筹画，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几弊无萌生，泽可下究耳”。惟有如此，才能办好赈济灾民之事。
其次，办赈要因势利导，用人得当。赈济之前要统筹安排，具体实施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筹划。方观承说“三代以来，救荒直政备矣。后之人择可行而行之，固已无所不宜，然事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且五方物产登耗之数、民情舒惨诚伪之殊，皆当随地异施，泥法太过，与无法等。夫以数百万人之命，起死回生于呼吸之间，岂易事哉？故必有视民如伤之主咨儆于上，而下之宣布德泽者竭诚致慎，和衷集思，参用经权，以规尽善，乃克相与以有成也”（《赈纪》序）。对于办赈官员，不仅要求是否清廉，还要考察为官的品德操守和人性。“夫办员固视其才之何若，又当察其性情之宽严而器使之，使宽厚者当重灾，则虽滥而不至伤惠；刻核者当轻灾，则虽遗而不至屯膏；反是，则交失之矣。爰并志其成劳，以见委任之不可苟焉而已也”（《赈纪》卷八《赈需杂记》。）。根据灾情轻重派遣不同性情的官员赈灾，灾民才能真正得到帮助，救灾物资也不会造成浪费。
再次，将直隶全省灾民划分等次，区别赈济。方观承认为，身为地方父母官，平时就应该掌握民情，了解百姓疾苦，遇到灾害，就能依据百姓受灾情况，按等次分别赈济。“为牧令者，于一州一县中如指诸掌，一遇灾赈，百不失一”。他非常赞赏“阳明先生之抚豫也，下令家置小牌，丁若干口、习某技业、有无残疾及田粮等项，编排的实”（《赈纪》卷二《核赈》）。灾害发生后，“先令地方印官亲身赴乡，核明户口，分别极贫、次贫”，将灾情勘查准确无误，再根据轻重缓急和具体情况分别赈济，只有这样，有限的救灾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救灾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方观承亲自拟定的《赈纪十五条》2
另外，赈灾方法要科学有效。往往重大灾害发生，百姓或出于饥饿，或出于恐惧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在官员办赈时，易引起轰抢、骚动和其他事端，需要科学管理和合理安排，以期达到赈灾效果。方观承在《散赈》指出：“村民当领赈时，急于得饱，非立法大为之防，则诸患生焉。道里不均，有往返之劳，场宇不宽，有拥挤之虑，时日不定，有守候之苦，称较有低昂，量概有盈缩，荐盖少而米虞蒸湿，校贯差而钱或短少，外出户口之遗漏重冒者，保邻亲属之扶同捏饰者，皆为患所宜防”。而鉴于在散赈过程中容易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制订《散赈条规》，并且想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例如，“挨查户口，备具印票、赈册……谕令于放赈之日，执票赴厂支领。其老病嫠独家无丁男者，许同村亲族两邻具保代领”（《赈纪》卷二《核赈·会议办赈十四条》）。
最后，要重视灾后重建。灾情发生，不但要积极救济灾民，帮助他们渡过眼前的难关，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重建家园。方观承循循善诱，劝导灾民及时耕作。他在《赈纪》卷七《捐恤谕禁》说：“无衣无褐，何已卒岁？人未有饥而不寒者也。百谷聿既不登，则来年麰麦急有厚望。然无牛何以犁？无草何以牧？无柴薪何以爨？无屋何以栖止？厥惟富有力者噢咻之。赈所不继，兴工以代之，刁民之强项者，从而禁制之”。方观承收入《禁农民卖牛示》、《院禁私杀耕牛示》、《禁止拆卖房屋示》、《禁占洼地柴薪示》、《劝谕当商减利听赎农器示》等告示，希望不要通过赈济工作，侵犯灾民重建家园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让他们尽可能重新自力更生。
直隶总督方观承为国为民，留心直隶全省赈济，将他亲身参与的乾隆八年直隶地区抗旱救灾工作记录在册，《赈纪》内容丰富详实，在同类救荒政书中最为全面，使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无论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有突出的特点，在当时荒政文献中独树一帜，给后世留下宝贵史料。清人吴元炜评价道：“当读制府方公《赈纪》一书，上广皇恩，下流膏泽，综纲扼要，缕晰条分，遵而行之，民无弗福，安能更赘一词。缘所载大都章奏率属之文，若一州一邑，牧令查办于外，幕友筹度于内，风土腴瘠之不齐，水旱蝗雹之轻重，文册折结之程式，禀详后先之次第，设非胸有定衡，猝然办理，难免周章”（吴元炜 《赈略 》叙 ，天津图书馆藏抄本）。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评价的更为全面：“《赈纪》是一部不寻常、难得的官方文书汇编，其中翔实地记录了1743—1744年直隶饥荒期间官方的活动，（我）现在的这本书（《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即以此为主要素材”（法 魏丕信著 ，徐建青译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导论第14—15页）。直隶总督方观承《赈纪》，是同类其他文献中体例最完备，选材最丰富、介绍赈灾救荒经验最为全面，成为清代荒政重要救荒文献之一。
10、廉兴驿政利通衢
廉兴驿政利通衢
在清代，驿站管理作为直隶省务的重要内容颇受重视，如何有效管理驿站，是清代直隶总督所关心的问题。在长期的摸索和实践过程中，清代的驿站管理先后经历了多次调整。至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观承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了管理方式的革新，直隶省驿站管理最终定型。
苦驿之旅
康熙五十年（1711），安徽桐城人方观承的祖父与父亲因《南山集》文字狱受到牵连，被流放至黑龙江，方观承及其兄因为年龄幼小，免于流放。兄弟二人长大后，千里跋涉，往来黑龙江与南京之间探视亲人，塞外的苦难艰辛生活，磨炼了方观承的意志， “揽山川文物之盛”融入了他的人生轨迹。
清代的黑龙江驿站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雅克萨之战时所建。驿站为边疆地区的戍守、开发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黑龙江将军衙门和瑷珲副都统、墨尔根副都统衙门的设置，一些流寓或流放的官吏、文人沿着古驿道来到这里。清初方式济的《龙沙纪略》记载：“立冬后，朔气砭肌骨，立户外呼吸，顷须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温耳鼻，少懈，则鼻准死，耳轮作裂竹声，痛如割。土人曰，近颇称暖。十年前，七月江即冰，不复知有暑也。墨尔根山城，寒益烈，卧炕必为通夜之火，更设大炉。然薪于侧，焰甫尽，则寒气入室。卧者惊而起矣，数益薪，始及旦”。受古驿道驿站的壮美风光和边风塞月感染，诗人们留下了传诵至今的诗歌作品，有代表性的是少年方观承的《夜宿》。此诗记录了车队在寒冬夜宿的情景，方观承在小序中写道：
“夜宿必依庐帐求井也，车挽相联，荒草一匝，秣马其中，人宿车上，曰野营，又曰冷营”。
诗云：
遥指行庐入暮天，营依一匝短轮连。
黑风饮马人呼井，白雪眠车夜裹毡。
强抱梦魂来断碛，又听轣辘起荒烟。
柳条数问边门路，传道冰沙不易前。
苦驿之旅
驿之弊端
清代直隶道路图
清代对直隶政区进行了调整，顺治初年以京师为直隶省。清代驿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官马大道，主要是北京通往各省的大道；第二种是大路，由各省通往重要城市；第三种是小路，由各城市通往各城镇。清代邮驿制度,主要沿袭了历代的传统，以驿、站、塘、台、所、铺等六种形式组成。经过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到乾隆时期发展到顶峰。
然而，直隶驿站、驿丞在管理中，却直接面临各种陋规支出等经济压力。
据直隶按察使魏定国禀称，“全省驿站驿递工料项下，向来有臬司（即按察使司）衙门陋规银一万六千四百六十八两零，藩司（即布政使司）衙门陋规银七千三百余两，先经禀明在案。今又查得管驿各知府暨直隶州衙门，共有陋规银九千四百七十余两，各衙门书办陋规银一万余两，共银四万有奇，俱系历来相沿”（《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可以说，到雍正时期，驿丞管驿的种种弊病已显露无疑，时人杨潮观更是将驿站之弊端归纳为缺额、科派和需索三大弊症，并从三方面分析驿政不清的原因，他指出“查察之责在驿道，驿道受贿容奸，则驿之弊不可清也；提调之责在州县，州县庸懦怕事，则驿之累不可绝也；迎送之责在驿丞，驿丞事重权轻，则驿之扰不可止也”(《古今治平汇要》)，可谓鞭辟入里。要保证驿站的正常高效运转，驿站的管理方式亟需改进。
驿之弊端
廉驿之政
乾隆朝直隶省道路总体上继续沿用前代的道路格局，身为直督的方观承亲力亲为，加强了对省、府、道、县各级道路的维修和改善。乾隆皇帝多注重外出视察，这一举动促进了驿道的修建和维护。清代京畿周围的御道和官马大道共同构成主要交通网络。京师至保定方向的路线仍然是通往河南、西部、东部、南方各省的重要交通线路，因此也成为皇帝南巡的必经之路。乾隆皇帝常从北京至保定方向前去巡视，形成了西巡五台山御道、山东御道等。朝拜孔子的山东御道，周边形成了良乡的黄新庄行宫、涿州行宫、新城县的紫泉行宫、献县的红杏园行宫。
直隶总督方观承就驿传、差役制度做了改革，直隶各个州县设立驿丞专司邮递，且对驿站管理做了严格的规定。驿传差役摊派方式由佥派改为雇募，由“民当”改为“官当”，实行驿马官养。驿马官养后，驿传差役的费用由百姓按照统一的额编工料银缴纳到官府，再由官府转解驿丞（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驿丞不再需要像明朝那样征发百姓养马、分摊各项差费，但仍有驿站经费的支配权，并负责买补缺额马匹、雇募人夫以及采买草料等事，以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
在管理体制上，方观承对制约驿传有效运转的许多掣肘之处做了变通。在驿站管理过程中，即便驿丞为人谨饬、办事勤勉，仍不免出现驿马疲弱短少的情况，因为“驿丞所领工料银两俱系按季给发，每岁秋收之时，草豆价值平减，因无力预购，迨至青黄不接草料昂贵，未免喂养失宜”(《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折)。
驿丞所能动用的经费相当有限，除非获得州县等方面财政的支持，否则无法按照市场物价的波动来及时调整。经过反复讨论酝酿，乾隆帝最终在方观承等人的建议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裁撤驿丞，并将驿站财权收归州县管理。乾隆二十年正式发布上谕：“驿站钱粮，均归州县经管，驿地止于应差喂马，不必更设专员。现在直省各驿，除向来原归州县并佐杂等官经管各驿毋庸议外，所有各省原设之驿丞，或系附近州县，或移佐杂驻扎，均可裁汰以节冗费。至钱粮出入，原属州县正印官之专责，所有佐杂兼管，并酌留驿丞之各驿，一切夫马钱粮，均应统归州县经理”（《清会典事例》）。以此为指导，驿站改革在直隶省乃至全国得以快速推进。
驿站改革后顺利得以施行还需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这主要包括安置被裁驿丞和发放养廉银两个方面。鉴于驿丞系统所出新缺难以有效安置被裁驿丞，此外还有大量人员例应选补驿丞，吏部决定将这些人员一并转到与驿丞品级、差事相当的典史系统里。当然，裁缺之驿丞补授驿丞本缺的做法仍然继续实行，而且考虑到他们熟悉直隶省情，尽量让他们仍留直隶省补缺，以充分利用以往的经验。
驿丞养廉银的发放，是方观承重要的改革措施。财权收归州、县，驿站事务简化，不意味着保留下来的驿丞所管事务也随之简化，因此，无论是从杜绝管理弊端、维护驿站正常运转的角度考虑，还是从驿丞兼差事繁、亟需补偿的角度考虑，将驿丞纳入养廉银的发放范围已是顺理成章。正如直隶总督方观承所言：“今驿站钱粮既归州县支用，而驿站事务仍令各员承办，若不议给公费，势不能枵腹办公，诚恐转滋他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五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折）。他奏请为仍在驿站当差的驿丞和兼管佐杂发放养廉银，这一做法逐渐推向全国。
通过将驿站财权收归州县、大规模裁撤驿丞，驿站的管理模式在乾隆年间发生了根本改变。驿站的财权被收归州、县统一管理，形成由州、县负责、驿站管理者经办的责任承担机制，对驿丞等管驿官员养廉银的发放，对改善驿站的管理效果也是有益的。在全国范围内裁减驿丞数量，直接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销。
乾隆十三年时，全国范围内尚有驿丞265员（《清代缙绅录集成》）；而乾隆二十一年，据户部奏称：“各省驿丞共二百五缺，此次裁去一百二十八缺，仅存七十七缺”（《清高宗实录》），其后又零星裁撤，至乾隆二十五年时，全国所剩驿丞仅有73名（《清代缙绅录集成》）。据光绪时期《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记载，当时全国共有驿站1972处，急递铺13935处。这些驿、站、台、塘、铺、所等设施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形成了遍及全国的邮驿网络。
廉驿之政
11、开垦荒地泽黎民
直隶总督方观承十分体恤民情，为了增加直隶百姓的口粮和收入，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方观承在任内大规模开垦荒地，改善民生，并取得实效。
清初，各个大省都存在人多地少的现象，而土地又与赋税和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方观承早在任浙江巡抚一职时，他意外发现此处可以开垦之地足有35万4千800余亩，为此他“将认垦者，核编字号，选老农，司劝课，分年升科”，制定政策和制度。
1743—1744年直隶省旱灾区域图
选自法国汉学家魏丕信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在直隶总督任内，方观承多次亲临现场勘察努力增加耕地面积，将清整地分给贫民认种。直隶河滩淤地例许附近贫民认种、轮租，但每户得到很少。方观承派人将永定河旧下口一带以及两岸淤出的河滩地全部丈量，彻底清厘。除了堤身内外留为种柳之用，其余分给守堤的村民中无业者领地输租。“查永东二县，守堤贫民共三千八百三十一户，今将淤地各于所居村庄，就近拨给每户，拨地六亩五分，宛良涿固霸五州县户多地少，每户拨地五亩”。“所拨地亩，户给执照。仍令地邻五人互保，以杜绝卖、吞并等弊。并饬各该州县分别界址，造具鱼鳞图册”（《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
清政府将天津下辖十三州县马场地亩恩赏给百姓，报肯升科永为世业。直隶总督方观承认为马场地亩与官民地亩无异，若仍旧用马场的名字，恐怕有些偏僻地区的百姓会生出疑虑。于是方观承请求将马厂地亩全部改为“恩赏官地”字样，一出告示便家喻户晓，并于现修《赋役全书》内改正、开载，以诏画一”（《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
乾隆二十三年（1758），直隶冀州州属的磊、张2村因为滏河漫溢成为碱荒地。方观承命令下属官员亲自去2村考察。他们发现有的地方长着荒草，若“频频翻犁深透，可期碱气渐落”。于是他们召集村民进行劝说：如果秋冬季节努力翻垦，春夏雨水多，试种地丁蒿子；每年种植再加上雨水滋润，碱气递减，这些土地仍旧可以长庄稼。但是，贫穷之户，缺少耕牛种子，于是政府借给农户耕牛、种子，折合成银两发给当地农民，并规定偿还的方法与时间。
乾隆二十一年（1757），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天津、盐山等地查出私垦土地19537顷，最终将此土地归于“官地”名色。不仅如此，他还将永定河淤滩地的堤内外留了十丈作为种柳取土之用，余下的则留给永清等七州县的守堤贫民。
乾隆三十一年(1766)，方观承上疏奏报，淀泊河滩淤地，以前均拨给贫民认垦完租，每户不得超过三十亩。近年由于胥吏豪强编造名户兼并，请全部查明收回，归留养局作为赡养贫民之用。条奏得旨允准。
永定河修筑堤埝，一些居民房舍被圈在其中，乾隆帝觉得：“河中有居民，究非长久计。相安姑弗论，宜禁新添寄（乾隆帝《阅永定河堤示直隶总督方观承》）。”有些居民安土重迁，汛期往往受灾，乾隆帝三令五申地命令地方官员将这些百姓迁出堤外，堤内土地也禁止占垦，否则受灾时不能享受赈济抚恤待遇。乾隆皇帝在阅视新夏口堤工后下谕道：“缘河堤埝内，为河身要地，本不应令民居住，向因地方官不能查禁，即有无知愚民，狃于日前便利，聚庐播种，罔卹日久漂溺之患。曩岁朕阅视永定河工，日擊情形，因饬有司出示晓谕，并官给迁移价值，阅今数年于兹，而朕此次巡视，见居民村庄，仍多有占住河身者，或因其中积成高阜处所可御暴涨，小民安土重迁，不愿远徙，而将来或致日渐增益，于经流有礙，不可不严立限制。著该督方观承，将现在堤内村民人等，已经迁移户口若干、房屋若干，其不愿迁移之户口房屋若干，确查实数，详悉奏闻，于南北两岸，刊立石碑，并严行通饬，如此后村庄烟户，较现在奏明勒碑之数，稍有加增，即属该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一经查明，定行严加治罪（《清高宗实录》第6397页）”。可谓非常重视。方观承种种开垦田地的做法，不仅充分地利用了土地，而且尽力做到不因为垦荒而影响漕运与泄洪。
在开垦荒地取得一定成效后，方观承还采取了多项惠农措施：
1、保护麦苗，严禁麦田牧羊。乾隆二十九年，方观承上奏严禁麦田牧羊。直隶百姓在十月种麦，麦苗长到数寸时，陕西、甘肃的百姓则因为麦苗肥羊，成群地将羊群驱赶到京师南部一带，名为“放牧荒草”，却偷偷地将羊赶到麦田去。每当陕西甘肃的百姓牧羊经过时，直隶省当地百姓都守在自己的麦田周围，械斗之事经常发生。而天津、沧州一带荒洼地甚多，直隶总督方观承上疏请求“严麦田牧羊之禁”，规定外来大批牧羊者到天津荒洼草地放牧，其中有赴京西、京南、良乡、涿州、固安、霸州等处者由沿途营讯查处或由村民举报“即行查追惩处，庶麦田无扰，而有为农息事之益处”（《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
2、设立护田夫防治蝗蝻。为了防治农田蝗灾，方观承提出议设护田夫8条，规定护田夫的组成、组织、职责、监督以及奖励机制。（1）“各村设立护田夫，每三户出夫一名”，如：一村居民30户则出护田夫10名，令该乡保查照门牌户口开报，分别四乡，挨顺村庄造具花名册存案，免其门差。护田夫制作木牌腰牌各一具，上面写着某村护田夫的姓名，并将木牌悬挂于该夫役住宅的门首，如遇调拨，一望即知。护田夫的腰牌由本人在被调拨之时随身悬挂，使各村各夫倥偬之际皆有稽考。（2）“十夫立一夫头，百夫立一牌头”，选择有知识、能力的人充当。一村之内护田夫不满100人的仍设牌头一名，150名以上的设牌头2名。（3）3～7月每村每月设护田夫1～2名，各拿巡田签在村庄四面分路巡查，巡查完毕将巡田签交到明日巡田夫之手，循环往复。巡查者将田地内有无虫孽报告给牌头，如果巡查者隐匿查出重究。查出本地有萌生的蝻子或者外地飞过来的蝗虫，牌头一面聚集民夫扑打捕捉，一面报官查核该州县计其所捕多少难易分别奖赏，倘有隐匿，夫头、牌头究处。（4）乡保在官之人，不得因为有护田夫之设，推诿不关自己的事情。“嗣后乃应责令与牌头一体经理，同其赏罚，俾其互相觉察更为防范周密”。（5）护田夫得优免门差，调拨搜捕役夫时发给粟米1升或者制钱15文，按名按日发给“仍严查书役克扣，刁徒冒领”。但是如果是在本村搜捕蝗蝻将不给粮食和钱。邻村之间互相帮助调拨不误时机。（6）本村居民帮助邻村搜捕，需要夫头、牌头押往，如果有半路逃走的，允许其指出名字报官。该州县选派精明强干的妥役协同牌头督率搜捕，务必使其人尽其才。根据一日搜捕之多寡，将差役牌头分别奖赏。（7）搜捕蝗蝻本为农田除害，因此需要“自应将旗庄一体编入护田夫，查则轮查，拨则均拨，令该管理事应祥加晓谕，务期无分畛界，其保田禾则先。期无不查之地，临时无不足之夫矣”（《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
3、借给农民麦种。乾隆二十四年（1759），因漳河、卫河、滹沱河涨溢以至大名、顺德、广平3府以及冀深赵等下属州县遭灾，经过疏通整治积水渐渐消去，可以种植冬麦。方观承在奏折中曰：“仰肯圣恩，借给仓谷易换麦种，农民踊跃从事”（《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同年，滹沱河自巨鹿改流南徙，由冀州、宁津入滏阳河，致使巨鹿以南河水漫溢村庄。积水退后，政府借给百姓麦种。
方观承这些琐碎而切实的兴农政策，妥善而有效地发展了直隶省的农业生产。方观承去世后，再次统计表明：直隶任内的民间垦田多达13万顷以上。方观承用一生的时间来垦荒惠民，为直隶百姓造福。
12、永定河畔治水清
方观承在直隶总督任上政绩卓著，其中以治河最为显著。清初河道总督为专职，负责管理河道事务，全国设有三员：分别是北河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北河河道总督掌漳河、卫河入运归海，永定河疏浚堤防诸事。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令“直隶河道总督不必设为专缺，即于总督关防、敕书内添入兼理河道字样”（《清朝续文献通考·职官一八》，卷一百三十二）。至此，北河河道总督事务全归直隶总督兼管。直隶总督方观承对省内的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等主要河流都全心治理，为官期间，曾上奏治河方略数十次，主持修建多项维护京畿的水利工程，在综合治理河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效益显著。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多年对永定河的治理。
直隶省五大河流，属永定河最为难治，方观承耗费的精力也最多。永定河发源于山西朔县，上游河水浑浊，挟带泥沙量大，与黄河相仿，有“小黄河”之称；下游河床不定，尾闾不畅，故原名无定河。无定河给沿河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清政府对治理无定河非常重视，康熙时期经直隶巡抚于成龙大力治理，开始修筑堤坝，固定下游河身，并以三角淀为尾闾，河水经淀入海，河患有所减少，康熙帝特赐名“永定河”。
到乾隆中叶，永定河患又严重起来。乾隆帝对永定河河工十分重视，重用了一批治河名臣来主持治理。乾隆帝认为方观承宜于治河，“为其不穿凿而亦有条理也”，并嘉奖他“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清史列传·方观承传》卷十七）。方观承不辱使命，将大量精力花费在治理永定河工上，并初见成效。方观承治理永定河从不墨守成规，总是亲自勘察，洞彻地势，相时决机，或革或因，或浚或障。
乾隆十三年（1748），时任直隶清河道员的方观承上书皇帝，请求在永定河靠近北大堤的地方改移下口，以便把河水引到附近的农田中，确保下游畅通无阻。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上任不久的直督方观承即上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避高趋低，改移下口，使水行地中，畅通无阻。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乾隆帝阅永定河的修浚方案，作五言长诗赐方观承，以示鼓励:
水由地中行，行其所无事。要以禹为师，禹贡无堤字。后世乃反诸，只唯堤是贵。无堤免冲决，有堤劳防备。若禹岂不易，今古实异势。上古田庐稀，不与水争利。今则尺寸争，安得如许地。为堤已末策，中又有等次。上者御其涨，归漕则不治。下者卑加高，堤高河亦至。譬之筑宽墙，于上置沟渠。行险以侥幸，几何其不溃。胡不筹疏浚，功半费不赀。因之日迁延，愈久愈难试。两日阅永定，大率病在是。无已相咨询，为补偏救弊。下口略更移，取其趋下易。培厚或可为，加高汝切忌。多为减水坝，亦可杀涨异。取土于河心，即寓疏淤义。河中有居民，究非久长计。相安姑弗论，宜禁新添寄。条理尔其蘉，大端吾略示。桑干岂巨流，束手烦计议。隐隐闻南河，与此无二致。未临先怀忧，永言识吾意。
乾隆帝《阅永定河赐方观承五言诗》拓片
当年三月，赠加直隶总督方观承太子少保。十五年（1750）六月，永定河南岸三工淤沟夺溜，乾隆帝命令将江南总河高斌所著《豆瓣集漫口图》抄寄给方观承，令其参照。方观承上疏道：永定河与豆瓣集情形不同，豆瓣集为中河余水漫溢，可以选择在水缓处施工。而永定河三工南为月堤缺口，北为大堤漫口，南北相距很近，如果只堵月堤，则溢水无归路，只能堵筑漫口，逼溜入引河。乾隆十六年（1751）春三月，方观承上疏：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窑坝口，请在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归入叶淀，自凤河转输入大清河。此议得到施行。
《永定河志·乾隆十六年永定河四次加堤改河图》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1754年1月），方观承又一次上书请求在永定河北岸开堤引水作为下口，水流到五道口东南导入沙家淀，再由凤河转入大清河。方观承又在奏折中提出，永定河下口渐淤，请于永定河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自凤河流入大清河，后又请在下口北埝外做遥埝，为均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堤，与遥埝相接。这些建议均得以施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永定河志·乾隆十六年永定河四次加堤改河图》
方观承不仅仅治水，还十分注意水土的保持，也注重把工程建设和经济发展相结合。乾隆二十一年（1756），方观承由陕甘总督任上回到直隶省再任总督，他再次上书请求在永定河淤滩地上留出十丈宽作为栽种柳树取土的地方，其余拨给守堤的贫苦农民耕种，这样既保护了滩涂，又为农民提供了耕地。
乾隆皇帝《阅永定河堤因示直隶总督方观承》诗
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上奏皇帝，请求将直隶省所有的河渠堤埝等水利工程及各处的减河、叠道一律维修加固。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方观承又上疏曰：“直隶大道沟渠、田间浍渠，自大兴宛平，东至抚宁，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东南至阜城又运河大道自武清至吴桥一路，其三十二州县叠道开渠一律完成”。乾隆皇帝谕曰：“沟渠既河道之脉络也，应联为一气，方得宣泄”（《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沟渠成网，既能排除水患，又能增加水利，对于保障农业的丰收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任直隶总督期间，方观承密切关注永定河的变化。乾隆三十年（1765），方观承发现永定河的苇地已形成高滩，便请求皇帝下诏改种低杆作物，官府按时收缴租税。他的做法，既为贫困农民提供了耕地，有利于河岸的水土保持，同时也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
方观承认为直隶田间不但要多设沟渠并开道沟，沟渠开设之后要悉心管理，并制定具体的管理方法。乾隆二十七年方观承上奏：“开浚之后，应请责成渠长、圩头按年劝用民力，随时经理，官为稽查，如或民力不及即当钦尊，训示酌助口实，有如时当春月即以例借之谷，为董率之资，乘便集事，更易为功，总期事不劳而民不扰，沥水有归，农田杜患”（《方恪敏公奏议》，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
方观承在总督任上政绩卓著，称得上是一位治河专家。由于方观承勤于治理，防患未然，全省境内永定、大清、子牙、滹沱、漳河等直隶主要河流此间近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水患。乾隆帝曾赞叹：“叹其筹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在方观承的《方恪敏公奏议》中，直隶治水占了相当一部分，《清史稿》中说方观承“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对于直隶五大河流一一治理，尤对永定河用力最多。与此同时，方观承又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倡议在全省境内修堤埝、开沟渠、筑叠道，促进了直隶的经济发展。
13、宣化治沙护京畿
宣化治沙护京畿
方观承在直隶任总督近20年，治水直隶不辞辛劳，治沙京畿更是成效显著。
如今张家口宣化古城西，有一南北向河，名为柳川河，河畔有一园，名万柳公园，柳杨成荫，水波荡漾，林茂水碧，为当地美景。然而此景并不是宣化的原始风貌，清代直隶宣化设府，府城东、北有山，南为洋河，西当朔漠，山低地迥。二三百年前，这里寸草不生，风沙成灾，民众深受其害。是当年的直隶总督方观承组织民众清河渠、移黄沙、广植树，才有今日宣化治沙后的京畿胜景。
宣化府靠近内蒙古高原，是坝上与华北平原过度地带的一个盆地。风沙肆虐，难以阻挡。民间有“宣化宣化，四季风沙”、“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之说。日久天长，西南东北走向的黄羊山脚下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黄羊滩，宣化城也不能幸免，百姓深受其害。宣化东面、北面都是山，南面是洋河，西面是朔漠。大风从西面刮来，挟沙而行，风过沙留，日积月累，西城墙下沙丘齐墙，沙患成灾。到清代乾隆年间，据《宣化县新志》载：“大风从西来，挟沙而行，如奔云……久则风越沙留壁垒也”。同时由于积沙，西城盗寇滥泛，屡清屡堆。西城墙和北城墙下“沙丘齐墙，行走者、骑马者、农牧者都乘其高以出入，而城已近乎失其城”。
乾隆十四年（1749），方观承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理河道，他深感民间疾苦，上任伊始便开始筹划治理宣化府的沙患。
乾隆十九年（1754），直隶总督方观承又奏请朝廷，再次拨款，排积沙，购民田，以便彻底治沙去其积患。他们于宣化府城西购民田为官产，获千余亩土地，广植柳树，并以宣化府所辖之宣化县县令黄可润为首，组织民众排除积沙，沙去后于其上筑堤，堤内外又种植杨柳，同时又在城西大力辟建种植蔬菜和农作物的园地，种植谷物庄稼，疏壕凿井用以灌溉。为此，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万株之柳成荫，千年之沙患渐渐得以消减。
种植柳树治沙成功，大大改变了宣化府城西的环境，京畿春冬沙患得以缓解。
为了让后世百姓牢记直隶总督方观承植柳治沙之功，宣化府当地士绅官民遂在西郊修筑一所小庙。因为这里是出塞赴晋赴蒙之交通要道，商贾、驿使络绎不绝，于是在庙之西又修建了茶室，供来往客旅饮水解渴；在庙之北修建了邮舍，供人迎来送往住宿；在庙之东修建了一个凉亭，亭下凿池，引柳川河水经过；并在池外环堤种植了花卉树木，与附近庄稼地里的绿丝金穗相间，呈现一派美丽景色。清廷进士出身的宣化知府张志奇给该亭起名“万柳亭”。昔日站在万柳亭上放眼四望，清波澹荡，翠影苍然，荒漠旧景再也见不到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片柳川胜境。
如今，宣化北靠阴山、南临洋河，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素有“京西第一府”之美誉。2006年，张家口市宣化区政府建设占地40公顷，水面面积2.1万平方米的万柳公园，在万柳环绕、浩淼水波中，又配以洲屿、岗阜、长堤，形成了“花港观鱼、柳川夕照、古道还悠”等“一湖一街十景”，更加优美的以山水见长、带有水乡泽国特色自然山水园林景观呈现世人面前。
古卫川名柳，兴朝县是花。
人情问桃李，我意重桑麻。
“人情问桃李，我意重桑麻”，表明了直隶总督方观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愿，提醒后人不要忘记“环保”功臣的伟绩，牢记保护环境的重任。直隶总督方观承身为一名封建官吏，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属不易，其亲民、为民的作为，受到难能可贵的爱戴。
14、保定、河间筑古城
中国古代最早的城池，是军事防御所需。早期的古城址，都包含一定的军事功能，所谓“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守民”。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往往选择一些关隘要地修筑城池，以屯兵驻军。金、元代以前，城池的城墙大多是夯土城墙。到了明代，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掳掠，明朝采取了以筑城为重点的防御策略，各地纷纷筑城，“郡有守，守土之法，城池为先”。由于制砖业蓬勃兴起，比夯土更加坚固耐用的砖砌城墙成为主流，现在留存至今的各地古城墙，绝大部分是明代砖砌城墙。
在清代的鼎盛期，城垣的建设和修缮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制定了相应的修葺和维护政策，如雍正皇帝曾经上谕内阁，将城垣有无颓坏确定为官员接任时的交接项目之一，并作为直隶省新修城垣的成例（《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八，《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雍正七年（1729），清苑县知县徐德泰修建了保定城墙，并建有两丈宽的四门马道。雍正十二年（1734），由于暴雨，保定省城西南角坍塌，时为直隶总督李卫筹款修缮（《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七，《四库全书》，史部，朱批谕旨）。
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勤政为民，对省内河间、保定多地的城墙、城池加以修缮。
因修河间城，皇帝御赐诗
河间府系古瀛州，自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开始设置，隋大业三年（607）改瀛州为河间郡，守城者千方百计修缮积累，城墙愈加坚固。北宋时期，河间作为高阳关路的中心城市，辖十一州军，是御辽前线极为重要的枢纽。包拯任瀛州知州时，还为边防松弛，辽人混入城内而有所作为。河间城墙高大规整，“视他邑颇为庄丽”。金、元时期，河间成为“万户元帅府”，其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更加巩固。明代在军事方面，选择了以卫所为特点的屯军制度，而屯兵于河间的“河间卫”则于河间府城内设立指挥所，大量中、上层军官及其家属在河间城内生活，一时繁华无比。在明代万历六年、十年（1582），河间城池两次由知府领衔整修，在原来夯土基础上以青砖裹砌，后一次修砌用了两年时间才施工完毕。至此河间城墙周长两千三百六十二丈，高三丈二尺，宽一丈两尺，四个城门及城楼，防御用的敌楼共有四十一座。清代河间府下辖献县、阜城、肃宁、任邱、交河、宁津、景州、吴桥、东光、故城等10县。城池多次重修，更加坚固。乾隆本《河间县志·城池》转引《武备志》评价为：“守城之道，城制为主”。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乾隆九年（1744），方观承为直隶布政使时，河间从朝廷申请了一笔专款，由府、县同修城墙，直隶布政使方观承、知府徐景曾、知县王屋霨亲自督办，两年时间修成。河间府城东南复建文昌阁，巍然壮观，四大城门中，东门为阜春门，南门为登瀛门，西门为瀛西门，北门称拱极门。城内，两条大街直通四个城门，交汇成“田”字形；东半城建有府署，府署以南为县署，城西南设有火药局，可知府城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城南有瀛台，城北有高阳台，两座高台巍然高耸，成为河间一景；分散其间的关帝庙、城隍庙、资胜寺等寺庙常年香火缭绕，宾客盈门。这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巍巍古城墙成为河间古老历史的象征。
乾隆十六年(1751)春正月，乾隆帝陪伴皇太后第一次南巡江浙、路过直隶省河间府时，赐给已担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等迎驾众官一首《河间道中示直隶官》的诗。节录如下：
河间古瀛州，文物颇可观。
前巡适灾余，室家才苟完。
版筑命代赈，雉堞俨崇垣。
闾阎亦较盛，菆井腾炊烟。……
在这里：瀛州：今河北河间市一带；版筑：是筑墙时用两板相夹，以泥置其中，用杵舂实。本句意为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城墙赈灾。雉堞：古时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雉，堞：女墙，即城上端凹凸叠起之墙，泛指城墙。
此诗选自《四库全书·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二》第42册，第53页，诗第一句交待赐诗的地点，揭示河间悠久的历史。“前巡适灾余，室家才苟完”，指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乾隆帝陪伴皇太后巡幸河南嵩山洛阳路过河间时，正是河间府及所属的肃宁、任邱等县因潴龙河水涨而遭受水灾之后，那时候老百姓的房子刚刚修完。以下三句讲当时河间府的状况，上次路过此地时，皇帝命令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来修城墙，这时候城墙已经修完了，高低错落有致、非常整齐。这时城内市井兴盛起来了，堆满秸杆的乡里也腾起了袅袅炊烟。此诗的主题，是对直隶总督方观承修建城池，重民爱民的肯定。
乾隆《河间府志》河间府城图
因修保定城，“靴城”美名传
光绪《保定府城图》
保定古城是因地理位置重要和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形成的，它地处华北平原腹地，重山西峙，群川东流，水源充沛。北控三关，南通九省，翅卫京师，雄冠中州，为畿辅首善之地，历代曾设郡、县、州、府和省会，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重镇。
雍正以后的古城保定，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省级机构在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建筑规格亦越来越高。雍正二年十月廿九日（1724年12月14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升任直隶总督，仍驻节保定。开启了直隶总督与保定城池建设的新篇章。为建立常设性的办事机构，清廷于雍正七年（1729）特谕在保定建筑了总督衙署，直隶总督署不仅移至城中心的地方，而且成为城内最宏大的建筑群，清代直隶最高军政长官驻节和办公的地点。雍正四年（1726），改大名道为清河道，统管畿南诸河河工，修葺保定通判旧署为直隶清河道衙署。乾隆四年（1739），直隶提督学政的公署亦得到重建，耗银三千九百多两，新增房屋数十间，“可以冠冕直省之百八十一郡”（倪象恺《保阳学政公署碑》，雍正《畿辅通志》，卷一百八，艺文，碑记）。省级机构经过重建，已经成为城内建筑的主体，特别是总督衙署取代旧有保定府衙成为城内新的核心。可以说，雍、乾时期清代保定城市官署调整和重建的过程，恰恰是城市行政等级提升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直接反映。
明清时期的保定府城墙，形状呈现“官靴”形状，与“畿辅首善”、“天子脚下”相呼应，“靴城”美名早已流布。乾隆年间，保定府城颓废，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发银修缮。直隶总督方观承更亲力亲为，谋划筹措，最终完成了保定府城墙的修缮。保定府民间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如《方观承修建五道庙》、《方观承底定靴子城》等等，反映了百姓对他的称颂。乾隆帝也有《至保定府临漪亭行宫驻跸迭辛巳旧作韵》，其中写道：“府城重构筑（乾隆原注：府城向就颓废，因命发帑重修，今来大觉改观），兹始阅工成”（《御制诗初集》，四集，卷七十九，《四库全书》集部）。
正是由于昔日清代保定的战略位置和省会地位，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巡幸经过，方观承更是对城墙城池悉心关注，因此，城池得到较好的维护。乾隆二十五年（1760），方观承将莲池园景分为十二组，分别绘图12幅，每图各系以图解和图赞。第二年（1761）三月，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归来，驻跸保定。方观承将托裱好的景图敬呈乾隆帝御览。乾隆帝遂于每幅景图后面各题诗一首，名《保定名胜图咏》，内容描绘的是古莲花池建为皇帝行宫之后的壮观景色。在《保定名胜图咏（九）绎堂》【图解】中，方观承对修缮的保定城墙有如下记述：
“堂直东稍南有楼，曰“驻景楼”。东，层崖壁立，返照为多。于此凭高眺远，堞影连云，烟村结雾，宛在眉捷。百里内外，郎峰、抱阳诸山，皆回青转绿，涌现天表也。
这里的“堞影”指城墙的身影。堞：城上的矮墙，呈齿形，这里是泛指城墙。古时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雉，堞：女墙，即城上端凹凸叠起之墙，泛指城墙。连云：与天空之云相连，形容高远。
直隶总督方观承去世后，保定古城城墙、城池没有得到大规模有效修缮，由于承平日久，乾隆朝之后，保定城池修缮逐渐有所废弛，护城河几乎湮没。
保定城墙_河北保定_拍摄时间1931-1932年_甘博的摄影集.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第四辑.共5辑.1908-1932年-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