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抚尘封：往事并非如烟

                     往事并非如烟

　　　　　　　　　　　　鲁人

        儿时与祖父母在胶东半岛生活，很小便被祖父送进了学堂。祖父上过私塾，能读书看报，在村里老一辈中俨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的两双儿女又都大学毕业，算真正的知识分子，想来便对我亦颇怀希望了。

        五六岁得开蒙，因年龄太小，只能就读类似今天学前班的“公读班”。那年月，小学是八岁入学，我便显出了小。恍忽记得刚入“公读班”时，我的裤裆尚敞口。好在那年月人憨朴，乡村的孩子更混沌，我以开裆裤昂然行于大哥哥大姐姐之间，绝无半点窘色和羞色，坦坦然淡淡然。有一件事，至今记忆清晰，一次被一位这高年级的女生逗惊了，追得她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女厕所。虽是圣人故里，讲“男女授受不亲”，她却高估了我受圣人洗礼的程度，因为我也毫未犹豫地冲了进去，她一惊，继尔大笑。

        因为小，在“公读班”似乎上了两三年，学得什么是早忘了，但肯定比如今的幼儿园浅。坐在教室里听从高年级教室飞出的读书声，觉得很羡慕。“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今日回忆起来像念经，当年于我却是天籁。好容易熬到了年龄，成了正式的小学生，但没等读上“秋天来了……”便迎面撞上了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年后，耳闻加之阅读和看到的相关影像资料，才发现我其实挺幸运。我所生活的乡间，文革更多的是游戏的味道。遇到最血腥的事，是村里一位镇中学的老师被打伤。据说，他是被抬回来的。全村人都去看望他，我们也去凑热闹，但因人太多，没能看到他的惨状。不过时间不长，就见他在村里溜达了。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是邻村的战斗队排队从我们村过，领头的俩人，一人拎把大刀，一人扛根烧锅炉的铁通条。剩下的事则是趣味多于其它了。参加过红小兵战斗队，一队在教室里，一队在屋外。屋门关着，双方透过门上的小窗，互相喊着革命口号，之后外面的战斗队向屋冲。外强内弱，外面的队呼拉一下冲进来，之后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而唯一一次入户收缴“四旧”，我却正躺在炕上发烧。眼见我的革命战友进了屋，先对我表示了一下关心，又客气地对我祖父道：“二爷！（全村同宗，祖父在家排行老二）您家里有‘四旧’吗？”祖上的牌位已被祖父劈了，革命小将有些失望，又不甘心，瞥见墙上贴的《武松打虎》四屏年画，觉得该算在“四旧”之列，便三下两下揭了去。我们做的最多的是给老师写大字报，当然，多以平时最严厉的老师为目标。多年后我才明白，这种强烈的报复心理，实在是人性的一大弱点。但书未念，词便贫乏，一张大纸，写几句打倒、火烧之类的套话就没词了，只好大笔一挥胡乱涂些乱草状，权充火烧了。一张大纸也就糟蹋了。然而，没几天，见到那老师，我们仍然避之唯恐不及。

        懵懵懂懂地回到都市继续小学生涯。虽然都市的文革也不再惨烈，但因我们这届学生是两届合并，故人多教室少，基本都是半天课。还有学农，小小年纪背着自己打的背包步行两三个小时，并分小组住到老乡家里，吃同学帮老师熬的大锅饭。对今天的孩子讲，差不多可以算是忆苦思甜了。

        中学的生活，依旧轻松散漫得发飘。那时的教育是以摧毁“旧教育”为已任，“旧教育”培养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是对学生身心的摧残。于是，“读书无用”深入人心，我们也真的认为无用了。考试一律开卷，还不时进工厂下农村。对进工厂和下农村我们充满热情，进工厂，能顶一个学徒，下农村也顶小半个劳力。结果，四体到是比今日的学生灵活许多，不过稻黍仍未分清几种，而塞在书包里的书却真的无用了。以至，当我的儿子读到小学四五年级时，他的数学我早已无法辅导。19７６年，我升入高中，历史的惯性把无用继续推进着，两年的高中生活，我们仍处于懒散无序的状态中。即使在19７７年恢复高考后，我们绝大多数同学，还抱守着无用自以为是，而不知历史正在给我们一个可以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直到19７８年初，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为高考进行了文理分班，我们才似鸭子一般被填了一点东西。

        中学五年，我最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画画和买小人书。我中学阶段的课本、作业本早已荡然无存，泛黄的速写本却存了一大摞。那一段时间，我一直痴迷于画画，书包里整天塞着速写本，教过我的老师几乎都被造过像，其中一帧历史老师的画像得到广大同学的认可。班里的板报也因为我，一直是学校最出色的。多年后，遇到一些中小学的老师和同学，还会问：“还画吗？”

        挺小时，父亲曾有三本画册，一本俄罗斯大画家列宾作品集，一本中外文学作品插图，一本似乎是战争期间老画家们的画册。三本画册很精美，也是父亲的藏书中我翻看率最高的三本，但后来都不知所终。前两年买过一本《激情时尚――７０年代中国人的艺术和生活》，书中几乎收齐了文革中颇有影响的画作，那些画当年曾令我百看不厌，而其中许多作者已是今日画坛的巨擘。除了父亲的画册，当时，满街的漫画也让我乐不可支。对绘画的酷爱，使我对所有的图形充满了兴趣。在那个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岁月里，革命浪潮一浪推一浪，漫画作为一种快捷的表达方式，充斥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也就时常有机会当街临摹路边悬挂的各种漫画。有赫鲁晓夫、柯西金之流的丑态；有林秃子、孔老二的嘴脸……粉碎“四人帮”后，学校搞宣传，因为当时学校没有美术老师，我自然脱颖而出担当此重任，用四开图画纸画了好几幅批判“四人帮”的漫画，并被悬挂在校园内，算是我至今唯一的公开展，也是我的最高成就。当年，条件简陋，买支绘图铅笔都算奢侈，我只是一个破夹子，夹上几张破纸，那纸多是废旧油印材料的背面。可惜了，那些珍贵的艺术临摹品如今也早尽失。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买小人书。在一个无书的年代里，我拥有的只有小人书。我省下每一分钱，用来购买小人书。对于当年偶尔上架的长篇小说我也有兴趣，但终究一本小说的价格还是让我很难承受，而小人书的图文并茂也更容易激起我的购买欲望。那时，我去新华书店的快乐胜过今日许多人去游乐园。文革后期那段时间出版的小人书，我基本上都买齐了。我将它们包上皮，编上号，最多时我坐拥近三百本。以今日的市场价计，也是一笔“小”菲的财产了，可惜只剩了寥寥二三十本。

        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文理分班，我进了文科班。我进入文科班的理由是因为我真的喜欢文科，又真的讨厌理科。我对理科的讨厌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以至在高考复习的冲刺阶段，竟放弃了数学，虽然老师苦口婆心为我阐明这种作法的可怕后果，我却始终不为所动。当然，后果也是果然的，虽然我以文科班第一名的成绩，孤独一枝地好歹够到了分数线，却终未跃过龙门。那年，我的数学刚过两位数。以后，想起来，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却更觉得辜负了祖父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