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两次建都与撤都
“悠悠武昌，在江之隈，吴未丧师，为蕃为畿。”〔1〕（陆机《赠武昌太守夏少明》）汉末三国时期，武昌（今湖北鄂城）在孙吴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突出表现之一，孙吴政权曾先后两次建都武昌，时间共有十年之久。孙吴建都武昌的原因是什么，学界少予关注；孙吴为何弃武昌而都建业，学界则多从经济因素予以考虑。感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比较深入地探究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或许有所新见。
一、孙权建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武昌是孙吴至为关键的军事要地，史称：“三国争衡，（武昌）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2〕（卷27《江南道·鄂州》）它“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左连襄、汉”，为江东镇守之中，“非但捍御上游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3〕（卷76《武昌府》）就兼顾中下游以及对外发展而言，武昌要比其他地方为优，对孙吴立国江东具有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孙权执政江东伊始，即定下其发展战略：占荆州，取益州，竟长江之所极，然后建号帝王以召令天下。〔4〕（卷54《鲁肃传》）赤壁之战后，倘若按孙氏的发展战略，很可能选择“北据汉沔，利尽南海”的中心地带武昌作为建都之地。但此时孙权为何不建都武昌呢？是否真的如研究者所认为就是因为经济与地理形势上不适合建都？〔5〕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孙、刘为了避免覆亡的命运，双方建立战时联盟，终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但赤壁战后，曹操“威力实重”，〔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双方在江淮一线的争夺还在继续进行。曹氏对于赤壁之役的失败耿耿于怀，企图卷土重来。因此，为“多（曹）操之敌”，〔4〕（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不得不走继续与刘备合作的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孙刘联盟，除了与刘备联姻、借荆州之南郡予刘备外，还听从刘备的建议，于建安十六年建都长江下游之建业（今南京市）。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云：“（张）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处俱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形势，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又注引《献帝春秋》载：“刘备至京（京口），谓孙权曰：‘吴去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活动的经历考察，刘备劝孙权都秣陵之事，当发生在赤壁之役后，他到江东应婚和要求借取孙吴荆州南郡之时。
张纮以“王气”（其实是地理形势）所在建议孙权都秣陵，不被孙权采纳，而刘备亦以地理形势劝之，孙权即表示同意，表明当时刘备对孙权建都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备的意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的就是因其是孙权的战略伙伴，是同盟，孙权要极力结好于他，尊重他的意见。刘备以军事地理形势劝孙权都长江下游的京口、秣陵或其他地方，除了表示对孙权的关心与友好外，更有其自私之意。刘备的建国方略的基点是“跨有荆、益”。刘备借荆州南郡，是欲实现“跨有荆、益”，〔4〕（卷35《诸葛亮传》）行《隆中对》之战略的重要一步。让孙权都下游，则是保证其“跨有荆、益”的必要条件，若孙权定都上游的武昌或荆州其他地方，无疑对刘备的发展不利，可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与让孙权都长江下游两者是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的刘备一直都没提江东上游的武昌或其他地方可作为孙吴都城，即暗示孙权，自己希望在上游得到发展，不愿孙权在上游争夺。刘备当时的思想，应与要求“借取荆州”是统一的。而睿智的孙权以言行也向刘备表明，自己将择都下游，在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寻求发展，以尽可能地满足刘备的心意，维持和巩固孙刘联盟。
二、孙皓迁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
《三国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十一月，孙皓至武昌。步阐表内容如何，因史无记载。故孙皓迁都目的，说法纷纭。《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资治通鉴》卷79即采此说。孙皓虽荧惑于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氏必不致以此种可笑之理由，表请徙都。〔6〕赵昆生先生认为，孙皓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迁都武昌，是为了“远离江东大族势力范围的武昌，摆脱了大族的监视与制约”；“武昌是建业的喉舌，孙皓迁都武昌，就占据了控制江东大族各种政治势力的有利位置”。也就是说，孙皓迁都是因为他与江东大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7〕但众所周知，武昌传统上是江东大族控制的地域，这样的解释理由似不十分充分。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则认为孙皓之徙都，可能为“筹画北伐之故”。其所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十一章第十节称：“孙皓举措之出人意料，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乃因听众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督步阐上表而起。皓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之故也。”的确，孙吴欲对外有所作为，往往以大军集武昌为切近策略，如前述孙权因与蜀汉争夺荆州地区而迁都武昌；又，诸葛恪欲对曹魏举兵而准备迁都武昌。〔4〕（卷48《孙亮传》注引《吴录》）冈崎氏所谓“筹画北伐”的推断，或系由此而来。〔6〕但是，以当时孙吴之国力，何敢轻言北伐，故此种推测尚存疑问。
我们应当注意到步阐上书的历史背景，蜀汉灭亡之时，魏吴双方曾在原吴蜀交界的三峡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资治通鉴》卷87《魏元帝咸熙元年》记：“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步陟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增宪之围。”“罗宪被攻凡六月，……（司马昭）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兵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吴此举名为救蜀亡，实欲割地以加强上游防御，而魏之行为，已露司马氏争夺西陵之锋芒。显然蜀亡之时，吴欲趁乱为“浑水摸鱼”之举，大军几出，却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其西境顿大受敌压力。如何防守上游，吴“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陆抗以为“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4〕（卷48《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总之，司马氏灭蜀，吴争夺又不利，西部边境因之再度告急，西境的国防安全，成为孙吴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身为西陵守将步阐知道，司马氏灭蜀后，攻吴已具备“顺流之势”，〔8〕（卷2《文帝纪》）而争夺巴东之地又失败。西陵成了防御益州的第一道防线，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夷陵（即西陵）要害，国之关限，……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4〕（卷58《陆逊传》）为国家生存安全计，表请徙都，或更为较近情理之推测。换言之，孙皓迁都武昌之举，固然还有“经略西方”的企图，〔6〕但更是防止司马氏乘灭蜀之威势，发起灭吴战事。因为就战略方面言，武昌比建业更有军事上指挥全局的条件，更能灵活机动地部署兵力，兼顾上下游。
但是这次迁都武昌仅一年零三个月，《三国志·孙皓传》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还都之前，曾有大臣陆凯上疏：“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者安国养兵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为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居也。”〔4〕（卷56《陆凯传》）史家多以之论证武昌不宜作国都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孙皓由武昌迁回建业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如黄惠贤先生即认为：武昌两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上的弱点：一、土地瘠薄，农业资源贫乏，大量的粮食、麻布等生活必需品，仰给于长江下游；二、港险陵峻，生活条件差，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的地方，当时是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建业百姓对武昌的情况是熟悉其弊端的。因此，在再都武昌时，百姓就作民谣反对迁徙了。〔9〕但事实恐并非完全如此。
〔1〕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1998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郭黎安.略论东吴两晋时期的武昌〔A〕.谷川道雄.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C〕)日本玄文社，1989
〔6〕傅乐成.荆州与六朝政局〔A〕.汉唐史论集〔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7〕赵昆生.孙权君权与相权关系研究〔J〕.重庆师院学报，1991，（2）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黄惠贤.公元三至十九世纪鄂东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A〕.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C〕.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
〔10〕孙星衍.抱朴子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刘淑芬.建安与六朝历史的发展〔A〕.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C〕.台北：tái wān学生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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