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苏记】开封金明池：高处之寒（上）
元祐七年八月，苏轼在扬州知府任上，他接到了朝廷的诰封，任命他为龙图阁学士、守兵部尚书兼侍读。此时的东坡已57岁，他对一些世事看得很透彻，故他立即给朝廷上书请辞，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他在《任命兵部尚书乞外郡札子》中写道：“臣向在扬州，蒙恩除臣今任。臣于本州及缘路附递入文字辞免，准圣旨札子指挥，为已差充卤簿仗，大礼日迫，不许迁延。臣以此不敢坚辞。”
大门紧闭
东坡在赴京途中又给朝廷上过几封奏章，仍然希望能够请辞外任，但均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其原因正如东坡在以上奏章中的所言，朝廷命他暂充卤簿使，因为皇帝要进行祭天大典。按照宋代的礼制，皇帝每三年要到南郊举行一场祭天活动，卤簿使乃是负责祭天仪仗队的防护工作，故其为兵部职责之一。
苏轼到达东京汴梁后立即去兵部上任，皇帝赐给他官衣、金腰带，以及金镀银鞍佩马一匹。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他做为卤簿使引导圣驾前往景灵宫祭拜赵家始祖轩辕皇帝，以及几位宋朝皇帝。十三日，苏轼引导圣驾前往太庙宿斋，走到乾明寺前时，突然有十几辆车子与仪仗队争道。苏轼立即命御营巡检使去查问这是什么人，他很快了解到车上坐的是曹皇后和哲宗皇帝的乳母以及大长公主等人。苏轼立即命仪仗使李之纯写奏章将此事报告给皇帝，但李之纯说因为车上坐的是中宫，他不敢奏报。苏轼闻言只好说既然如此，那他来奏报，于是他在车上就拟出了《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他在此奏章中谈到了后宫车不避仪仗争道乱行，请求皇帝约束后宫，并处置随行人员。
有水环绕
此事载于苏辙给其兄所撰《墓志铭》中：“是岁，亲祀南郊，为卤薄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明日，中使传命申斥有司，严整仗卫。”苏辙这一节写得颇为简洁，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则有细节记载：
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书为卤薄使。上因太庙宿斋，行礼毕，将至青城，仪卫甚肃。五使乘车至景灵宫东棂星门外，忽有赭伞覆犊车并青盖犊车百许两冲突而来。东坡呼御营巡检使立于车前，曰：“西来谁何，敢尔乱行?” 曰：“皇后并某国太夫人（原注：国婆婆，乃上之乳母）、国大长主也。”东坡曰：“可以状来。”比至青城，谕仪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纯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李以中宫不敢言。坡曰：“某自奏之。”即于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备员五使，窃见二圣寅畏祗慎，昭事天地，敬奉宗祧，而内中犊车，冲突卤簿，公然乱行，恐累二圣所以明祀之意，谨弹劾以闻。”上欣然开纳。旧例，明日法驾回，中宫当迎于朱雀门下，是时因疏，明日中宫亦不复出。
从左侧绕行
东坡的敢言被皇帝所接纳，转天就有了效果。但从这些事也可看出，东坡受过那么大的打击，然其性格丝毫不改。东坡的所为总会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比如兵部侍郎杜纯就认为苏轼尚气好辩，然杜纯的女婿晁补之却为东坡解释，他在给杜纯的信中写道：“补之于苏公为门下士，（补之年十七，随从父官杭州，著《七述》，以竭州通判苏轼。轼称之，由是知名。）无所复赞。然刚洁寡欲，奉己至俭菲，而以身任官责，嫉邪爱物，知无不为。尤是不忽细务，其有所不得尽，视去官职如土芥。”（《鸡肋集·答外舅兵部杜侍郎书》）
浅水区
这段话乃是说东坡为人刚直而无贪念，克己奉公，并且对做高官没什么兴趣。至于杜纯说苏轼尚气好辩，晁补之对此的回答颇为圆转：“此非补之所能知，自非圣人，各有所长，亦有所短。”
人非圣贤各有缺点，晁的言外之意，所谓尚气好辩只是个人性格，谈不上好坏。但从这段记载也可看出，东坡刚一回朝，就有人看他不顺眼。东坡当然也知道一些朝官对他的态度，于是在南郊祭天活动结束后不久，他再次给皇帝上奏章，希望能外任越州。但皇帝仍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反而接着提拔他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新旧交融
一人同时兼两学士衔，这是极其罕见之事，苏轼大感意外，于是他立即给皇帝上了《两职并乞郡札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圣恩，降诏不允。续准阁门告报，已除臣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闻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宠禄过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补，实欲自便，而荣名骤进，两职荐加，不独于臣有非据之羞，亦恐朝廷无以待有劳之士，岂徒内愧，必致人言。伏望圣慈特赐追寝，仍乞检会前奏，除臣一郡。越州无阙，乞自朝廷除授。取进止。
巨大的金明池
苏轼明言得此任命令其诚惶诚恐，他也明说这样的恩宠恐怕会招至闲言。他希望二圣能够收回成命，同时同意他到越州任职，如果越州官职无空缺，任命他到其他地方任职也可以。但是太皇太后高氏和哲宗仍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这让东坡更感受到惶恐，他思量再三，还是觉得应当避开朝中险恶的环境，于是他再次给二圣上请辞札子。其在札子中称：
侧旁的居民楼
臣近奏乞辞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上守礼部尚书恩命，仍乞检会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诏不允。圣恩隆厚，天旨丁宁，顾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缘请外，更蒙升擢，兼带两职，近岁所无，有何劳能，被此光宠。欲乞追寝新命，令臣且依旧供职，则臣更不敢请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职名，即乞除臣一重难边郡，令臣尽力报称，犹可少安。臣非敢自谓知兵，若朗廷有开边伐因之谋，求深入敢战之帅，则非臣所能办。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无所失亡，则承乏之际，犹呵备数。伏望朝廷于此二者择一以处臣。
有小径环绕
此次东坡向朝廷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希望二圣能任命他到边关去任职，以此来报效国家。但这次的请求仍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苏轼只能在朝中继续尽职尽责地工作。
元祐八年一月，高丽国的使者想从中国买一批书籍，但苏轼看到高丽人所列书单后，认为有些书可卖有些书不可卖，他向尚书省建议《策府元龟》、历代史书、太学敕式等书不能卖给高丽人。但尚书省的人说，前次高丽使到京时，已经同意卖给他们《策府元龟》和《北史》，故此次再买也无妨。苏轼不赞同尚书省的做法，他在二月初一向朝廷上了《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他在该奏章中阐述了多个理由，一是高丽使每次入贡，中方花费银两予以接待，所得与付出不成比例。同时高丽人所得必会拿出一部分送给契丹，因为高丽与契丹是盟国，如果卖给高丽一些重要的书，那么契丹将通过这些书了解宋朝的虚实。
水心五殿
苏轼的所言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三年前苏辙出使辽国，回国他给皇帝上奏章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等初至燕京，前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殴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栾城集·论北朝事宜札子》）
苏辙说他在契丹看到的一些书中多有暴露宋朝朝廷内的问题，这些书不但泄露国家机密，同时也会让那些人取笑宋朝的朝争。想来苏辙把他看到的情形跟哥哥也详细讲过，以至于高丽再次来买书时，东坡立即有了警惕心，故他极力阻止此事。
远观对岸
为此事，苏轼与尚书省往返交涉多次。显然苏轼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做法的得与失，但他的所为却受到了一些官员的指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符元年四月十二日；《宋球传》，《旧录》云：副陈轩馆伴，高丽使求《册府元龟》、乐谱、金箔。苏轼为礼部尚书，以先朝柔远非是，乘此沮之，且诬馆伴规其私遗，陈请勿与。球曰：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朝廷是其议，卒与之。”
临水殿
可见朝廷卖给高丽国书籍，更多的是为了表现大宋国的雍容大度，少有人考量到书中的内容给国家造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但如此，有人还借此事弹劾苏轼。元祐八年三月，监察御史黄庆基、董敦逸连上奏章弹劾苏轼、苏辙。黄庆基上三章，董敦逸上四章，其弹劾内容多种，其中之一乃是说苏轼抗诏不卖给高丽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