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阅读•书间道 | 李天纲：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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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VO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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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读者朋友们推荐刊登于《书城》杂志2021年9月号上的由李天纲撰写的文章《

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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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七百三十年：

“南吴壮县”是“国际大都市”的基础

上海作为一座城市至今已有近七百三十年的历史。一二九二年上海镇从松江府华亭县划出来，设立上海县。中国历史研究把县作为基本城市单位，设县可视作城市历史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县以下的市镇就没有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相反，江南地区很多市镇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比如青浦的文化遗产，朱家角镇比城厢镇多。一二九二年是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和北京一样，也是一个元代的城市。上海一直是县城，但乾隆《上海县志》就说它是“南吴壮县”，不比一般的县城，这不是夸张。上海地处吴越之间，土地高亢，土壤里的盐分还没有退尽，稻作条件并不优越，但上海人巧用地利，明初就建立了晒盐业；万历年间又兴起了棉纺织业；乾隆年间兴起了沿海沙船航运业。沿海产业造就了发达经济，“南吴壮县”的格局，为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上海开埠”一词，大多是说“五口通商”。其实乾隆年间正式撤销“海禁”，重新启用上海港，也说是“开埠”。这两个“开埠”意义不同，后者是近海开放，允许国内交通；前者是远洋开放，开始全球贸易。乾隆时期的“开埠”，恢复了这座城市的航海精神。聚在十六铺的上海人、宝山人、川沙人、崇明人、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在康熙年间就筹建了商船会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东南沿海开禁。乾隆鉴于运河淤塞，决定漕粮不再漕运，改作海运，上海港扬帆出海的机会又来了。“五口通商”的机会降临后，上海人就加入到与欧美商人的全球贸易中。

〔清〕祝永清绘《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888），

彩色石印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近代上海的崛起，“以港兴市”是一个重大机遇，工商业贸易传统也是一种先天优势。明清江南和全国市场格局有两个重要的交换关系，助推了上海的崛起。第一个交换关系是江南地区的“米布交易”，因为松江府各县大量输出棉布，“衣被天下”；同时又需要购入稻米，补充粮食供应。这样，就在上海西部各市镇形成了米市和布市，朱家角、枫泾、罗店、泗泾、七宝等都是米布交易镇。第二个交换关系是上海港承担的“南北枢纽”功能，因为上海往北是黄海滩涂沙岸，要用平底沙船；往南则是东海陡峭岩岸，福船、广船吃水很深，不宜北上，需要在上海卸货换沙船。如此一来，上海港就成为东南航路上的一个枢纽。南洋（闽、粤）的“南货”在上海销售，又把上海人从北洋（津、鲁）带回来的“北货”运回南方，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货贸易。而且，从上海，东洋（日本）、西洋（东南亚）都可通达。“米布交易”通过吴淞江、黄浦江、太湖及其分湖、运河、长江等水路交通，把上海和江南市场联系在一起；“南北枢纽”则是通过海运，把上海与东部沿海港口团结在一起，且具有中心地位。在十八、十九世纪“早期现代化”时期，水路是农业、手工业乃至大工业初期发展的主要交通。世界上最早发达的地区都是依赖水路交通，比如十九世纪的尼德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八世纪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上海也有此地理条件，它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和十九世纪的崛起与此相关。

明清上海有三大支柱产业：棉、盐、船，在江南甚至在全国都处于支配地位。“棉”指纺纱织布。宋朝人穿的是葛衣、麻衣、葛布，但到了元朝以后，穿的都是棉布，因为产量高、成本低。经济史学者估计，万历年间上海地区的棉布的产量占了全国的八成。这八成不单单是上海县的，还包括松江府以及苏州府东面的几个县。上海三个县嘉定、宝山和崇明是从苏州府划过来的，另外七个县是松江府自己的，青浦、松江、奉贤、南汇、金山、川沙、闵行。这样就组成了上海。说“衣被天下”，是说在洋布畅销之前，本地的土布已经卖到全中国，乃至于上海在万历年间就是江南最富裕的一个县。上海的盐场在金山、南汇、川沙，“团”“灶”等地名都是遗迹。金山区最后的盐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停产。古代食盐专卖，利润颇丰。上海海运发展起来后，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上千条沙船聚集在十六铺码头，丹凤楼下，百舸争流，这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景象。上海、青浦、崇明出现了几十个船王，如宝山朱其昂就发起成立轮船招商局，担任总办，从传统沙船业转向现代航运业。

老上海的一些社会机制，对“五口通商”后的顺利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什么上海人更愿意与外商贸易？是“五方杂处”为“华洋杂居”做了准备。“华洋杂居”是指中外人民混合居住，这是《南京条约》开始的。“五方杂处”乾隆年间已经有了，十六铺住了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上海本来是一个各路商人混居的城市，多些西洋人进来，只要官方不计较，市民之间问题不大，何况还有生意做。今天保存着一些同乡同业会馆，如商船会馆、三山会馆、钱业会馆，都是城市早期融合性发展的见证。然而，更多的会馆都被拆掉了，如广肇会馆、四明会馆……

上海老城范围之内，明代遗产只剩下两处，即北城潘氏豫园和南城徐氏故居，当年被称为“潘半城，徐一角”。这两处足可以证明上海在江南文化中地位的文保单位，一处修缮完好，誉称海外；另一处却坍塌危殆，面临拆迁。潘家三代为官，做的都是布政使、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营造出一座豪园。豫园曾占了老城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历经潘氏家族衰败、小刀会破坏和“文革”，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在最近一次修缮中将它完美呈现。

徐光启出生在太卿坊，故居“九间楼”在南城一角。南城是做米、棉交易生意的地方，相当于万历年间的南京路。光启南路至今只七八米宽，还是明朝格局。一九六○年因为方行先生的努力，九间楼和徐氏祠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一直没有升级为“国保”，也不修缮，与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很不相称。前几年老西门拆除，小南门内的光启南路、乔家路就是最后一块保存明清文化的地方，前景未卜。

讲到徐光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正好说明“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在中西会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江南和上海的经济在十六世纪就和全球贸易连为一体。外商住在澳门，进入广东，再经过江西、湖南、浙江，漫长商路的目的地是江南，采办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日本滨下武志教授证明葡萄牙人在江南、日本和澳门之间，串联起一个东亚三角贸易；还有多位学者考证十七、十八世纪的荷兰人、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大西洋方向对华贸易，输入白银，买走欧洲人喜欢的中国制造，这是“大三角”贸易。其次，江南文化已经接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这就是徐光启、利玛窦“翻译、会通、超胜”事业带来的效应，著名成果就是《几何原本》。明清江南的经济、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这是“江南文化”向“海派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民国时期的九间楼

（屠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2000年左右的乔家路

2016年的乔家路附近

《徐光启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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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说简单了，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来了。来了以后，遵守同一个制度，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方言、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职业特征……过去苏州人、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在上海都有各自的职业特征，说家乡的方言。今天的上海话，是由本地话、苏州话、宁波话，以及一部分的广东话融合形成的。说上海排外是没有道理的，最早突破地域限制，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今天各地都有了异乡人带来的风味餐，但上海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餐饮多样化。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西餐，上海人不把西餐当外国餐，章太炎三天两头在福州路二十二号“一品香”吃大餐。一品香是中西融合派的澳门葡国餐，正是这个融合模式的并存与过渡。比如罗宋汤，是白俄从长春、哈尔滨带来的，已经是上海家家户户的日常菜。年轻人不识，说是香港菜，其实是从上海传过去，色拉、罗宋汤在香港的普及程度远不及上海。上海人可以本埠，可以客帮，也可以西洋，练就了各种“多样性”。

方言最表现“文化多样性”，上海就曾有各地方言。有各地方言在使用，就能培植出各种地方戏曲，于是各种地方戏，评弹、沪剧、越剧、锡剧、淮剧、黄梅戏……都是在上海诞生和传播的。有一个现象，现代地方剧很多不是当地产生的，是在上海、天津、汉口的租界里生成的。比如越剧，不是在宁波而是在上海形成的。今天这些戏都消失了，因为方言多样性没有了。戏曲演出早期在福州路茶馆、戏园，后期转移到虹口的影院、剧场。为什么说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因为各地籍贯的市民分野鲜明，方言人口密集，文化认同多元，影院、剧场也集中在一起。日日夜夜地演出，一折一曲地学唱，就形成了上海的地方戏传统。如今，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连滑稽戏的方言基础也在流失，这就引起了文化传承问题。

海派文化：融会与持守

一九八六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上海史研究倡导者唐振常先生提出“海纳百川”的说法，形容上海再一次“对外开放”，或即现在我们讲的“再全球化”。“再全球化”是加州大学华志健教授和我一起讨论提出来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外滩》和《大上海》都用了这个概念。后来，市政府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标注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再后来，新一届市政府又延伸出“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成为现在所用的“十六字诀”。

“海纳百川”出自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以为“海纳”是融会，“壁立”就是持守。上海既要以包容、接纳和融会来扩大自己的文化阵营，更要以梳理、持守来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两者不可偏废。上海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传统，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坚守自身，我们把它叫作“壁立千仞”，就像大山不被动摇，有尊严、有原则地传承下去。

上海的开放是两面，一面是对世界的开放，一面是对内陆的开放，两者缺一不可。上海要双循环，只讲内循环就不是“海派”了。上海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它要更加注重对外开放。你看外滩，整个外滩，北外滩、南外滩、东外滩，它的岸线都是到全世界去。外滩像敞开的双臂，是“海纳”；南京路和外滩垂直，沿南京西路——愚园路——虹桥路——三一八国道，一路往西，到江苏、浙江，通往“江南文化”腹地，把江、浙和内陆的资源带到上海来，再输送到世界，反之亦然。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上海的族群关系模式，还是各界融合。海派文化的特点，不是对立，而是融合。一定要给“海派”作一个定义，我会说它是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吴越文化为基色，华夏文化做主体，吸纳东西方的文明，在近代商业社会下培育起来的、多元的城市文化”。“海派”没有出现在同属“江南文化”的苏州、杭州、扬州，或者南京，原因就是只有上海处理了“融会中外”的复杂而艰难的关系，形成模式。

上海不但融会了英美商业文化，还消化了更加精致、更强调生活和艺术的法国文化。上海的音专、美专，以及派生出来的音乐、舞蹈、美术生活，开始是在虹口，后来就移到了更加适宜的法租界。法国、俄罗斯、犹太、奥匈、葡西籍的艺术家带出了一批华人艺术家，从任伯年到周湘、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张充仁都深受熏陶。法租界之外还有徐家汇土山湾，徐悲鸿称“土山湾乃西洋画之摇篮”，中国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雕塑、彩色玻璃最初都是从这里传授的。徐家汇土山湾不单单是海派文化的发源，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发源。所以徐家汇土山湾也是上海文化的一个源头，也可以说是海派文化的源头。徐家汇的“摇篮”很多，天文台、气象台是一八七六年建的，中国和亚洲的第一座；土山湾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印刷机构；博物馆也是最全国第一个，后来送给了震旦，变成了震旦博物馆，后加入了上海自然博物馆。

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外滩源”和“徐家汇源”，一东一西，十多年前命名，体现了“海派文化”的融合能力。外滩源保存了公共租界的英美基督教文化，徐家汇源保存了欧陆天主教艺术，都被吸收到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协进会、青年会、浸会、广学会等总部大楼都在外滩源，它们支撑了上海出版、教育、新闻、医院、学校等，留下来的机构今天都在使用。徐家汇源的天文台、气象台、藏书楼、博物院、徐汇中学仍然重要。徐家汇还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1903年的震旦学院，1905年的复旦公学，都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

我们说“海纳百川”是包容和融会，“壁立千仞”是梳理和持守，那什么是“海派文化”应该持守的原则呢？一个文化总是会有自己的稳定的特征，以及可以持守的原则。什么是“海派”，什么是上海人？这种问题太难回答了，但是有些特征还是可以梳理，可以解释。比如说方言，以前大家都说家乡的苏州话、宁波话、苏北话、广东话，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慢慢融合成上海话。伴随着语言、习俗、信仰的趋同，知识背景、历史事件、社会危机的共情，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出现。一种积极的共同体身份意识，可以帮助建立文化自豪感、维护文化传承，珍视生活，凝聚社区。上海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直是开放的，它不会形成保守的、排外的观念。开放的意识下的主体意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海派生活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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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中哪些原则是需要持守的？人们甚至会问，上海的市民精神中是否还有一些积极原则，不是说海派就是小市民文化吗？我们当年选择用“海派”定义上海文化时，就不认为“海派文化”是小市民意识了。上海文化蛮大的，大城市、大工业、大历史，是“大市民”，是有现代底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上海市民的内底是法治的、现代的东西。我想把一九三三年讨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定义拿来说一下，当时工部局请了一位英国大法官费唐，他定义上海租界有四个原则（Four Principles），说的是自治（Self Governance）、法治（Rule by Law）、自由（Freedom）和安全（Security）。法制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提炼出来，写在城市原则里面。这样的市民精神，说小是小，说大是大，我认为上海是有“大市民”的。

上海为什么在一百年中崛起？根本原因是现代市政制度。工部局、公董局、会审公廨、总商会、马路商会，这是一个系统。法治环境下，租界判案采用英美习惯法，华界虽然用内陆律例，但也受了很多影响，做了不少改良。现代法律精神扩散到南市、闸北、江苏、浙江，整个江南文化也受到影响。法官和律师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已经融会到本土教育中了。东吴法学院在上海是不亚于交大、同济、圣约翰、震旦、复旦的一块招牌，一九四五年东京审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都依靠了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上海和江、浙，是香港之外最熟悉英美法的城市和地区，比较容易和国际事务接轨，市民精神中也有较多的习惯法意识，这是容易察觉的。

还有很多的案例可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持守，有乐观，有悲观。外滩源和徐家汇源是成功案例，效果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更早进行保护的话，情况就会更好。徐汇滨江、杨浦滨江已经完工了，我也认为当初可以在杨树浦路、平凉路、扬子江路、黄浦路上保留更多的文化遗产。目前严峻的挑战是北外滩，那里可真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怎么传承海派？如何持守文化？巨大的城市更新运动面前，我们的文化如何重建？我们的城市意识和身份认同又如何优化？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总结一下，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大都会城市（sophisticated metropolitan city），既是五方杂处，又是华洋杂居；既有多元文化，又有普遍认同；既开放胸襟，又强调主体意识。上海文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从地方认同，慢慢扩展为全球认同，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既要讲自己的独有的文化价值，又要讲全球化的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上海的全球化是一种有地方特色、有本地限制的全球化，就是一直讲的“全球-地方文化”（Glocal Culture）；没错，“海派文化”曾经是，也应该是“海纳百川”，但放在今天“全球化”受挫，又要坚持的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同时用上林则徐这副著名对联中的下联，即还要有一种“壁立千仞”的态度，对全球化做出修订和补充。“壁立千仞”是一种有原则、有尊严、有态度、有选择的包容，目的是开展一种有效果的融合，形成良性的社会认同。

作者简介

2021 ✕ autumn

李天纲，1957年出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协助唐振常先生研究上海史。历任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法国人文科学院、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上述内容选自《书城》2021年9月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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