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任冬梅：科幻乌托邦：现实的与想象的 ——《月球殖民地小说》和现代时空观的转变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任冬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资深科幻研究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一届、第二届全球华语星云奖评委。已在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当代文坛》、《中国比较文学》、《南方文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导言：科幻小说、乌托邦与现代时空观
《月球殖民地小说》是署名为荒江钓叟的晚清小说家创作的一部长篇章回体科幻小说，1904年初开始在《绣像小说》上连载，直到第二年末共刊行三十五回[1]，总计有13万字左右。这部小说的发现，在科幻界还有一段趣闻。八十年代初，科幻作家叶永烈泡在上海图书馆的文献堆里，苦苦寻觅现代中国科幻的源头。在此之前，很多学者一直认为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5年发表的《新法螺先生谭》[2]是中国人最早创作的科幻小说，不过叶永烈却认为中国科幻的源头可能更早。最终，一部名叫《月球殖民地小说》的半截子作品进入他的视线。它于1904年，在上海《绣像小说》上连载。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比此出版年份更早的中国科幻小说。于是，它就被暂定为中国现代科幻的诞生之作。2004年，各地科幻界同仁以不同形式纪念了中国科幻的百年华诞。《月球殖民地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从已有的内容上看，小说描写了一个叫龙孟华的湖南人，参与反清革命，流亡海外。日本友人藤田玉太郎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气球，载着他在世界各地寻找失散的妻子。在已发表部分的最后，一些来源不明的人驾驶着远远超过人类科技水平的气球飞临海岛。故事中叙述他们来自月球，龙孟华的儿子龙必大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曾遭遇过月世界的气球，并和月世界的人成为了朋友。在小说第三十三回中，龙孟华全家都由月世界来的气球接到月球上游学去了。而玉太郎则留在地球上继续改进自己的气球，试图能够使其达到月球人气球的水平，凭借它进行星际间的旅行，小说讲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不过小说既然取“月球殖民地”为篇名，显然后面的内容才是主干，可以想象玉太郎的气球研制成功后，将载着地球人一起到月球上去追寻异世界的先进文明，可惜作者那更为宏大的构思我们已经无法欣赏到了。《月球殖民地小说》不仅具有标志意义，而且也是晚清科幻小说里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之一。它拥有一个长篇的篇幅和架构。虽然结构有些松散，但作为连载作品情有可原。它极好地把章回小说的形式和科幻小说的内核结合起来，毫无生硬勉强之处。
对于《月球殖民地小说》的研究却与它“中国科幻小说起源之作”的身份极不相符。笔者曾在CNKI（中国期刊与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主题”词（包括“题名”、“关键词”、“摘要” ）进行搜索，结果发现从1979年至2006年，竟没有一篇以《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主要论述对象的论文，也就是说，主流学术界几乎没人专门研究过这部小说，而在科幻小说界，也只是确立了其中国科幻小说的开端地位，之后，就再也没人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与王德威两位学者曾在他们各自的研究文章中提到过《月球殖民地小说》，不过却没有将其作为最主要的论述对象，而只是他们论证主题所涉及的众多科幻小说之一。王德威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3] 中的第五章“科幻奇谭”的第三节花了小半节的篇幅讲到《月球殖民地小说》，主要分析其中蕴含的现代小说的两种母题：放逐（exile）与离散(diaspora)。而陈平原的文章《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4] ，则主要是考察晚清科学小说中“飞车”的形象，除《月球殖民地小说》之外，还涉及到《新石头记》、《空中战争未来记》、《新纪元》、《飞行之怪物》、《新野叟曝言》等小说。陈平原这篇文章探讨的是由“飞车”所引出的晚清科学小说作家们的知识来源（包括出使官员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和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说之被激活和重新诠释等等）。由此看来，前人的研究还有许多疏忽或未能尽述之处，这也正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可行之路。
《月球殖民地小说》▲
《月球殖民地小说》这部小说以“月球殖民”为其篇名，虽然小说并没有写完，在已有的篇目中，大部分人还滞留于地球之上，不过“月球殖民”却是作为小说的终极目标而存在的，“月球”这个意象在小说里的出现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月球”往往是诗意化的表现对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广寒桂宫”也只是神话里的上界仙境，并没有实际化的空间意味。但是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之中的“月球”却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让人类移居的星球出现，是一个可以供人类探索的地点，成为一个实体的空间概念。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呢？这样的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从地球到月球的殖民，不是如古代“嫦娥奔月”般凭空飞上去，而是借助新式的交通工具——气球（关于“气球” 的论述已有陈平原的专文在前，本文就不再涉及），正是它的出现使得主人公们可以在三、四个钟头之内从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其实距离的远近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时间来衡量的，比如火车发明之后从重庆到北京只需二十几小时，我们会觉得两者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倘若在古时候的中国，人们一定会觉得两地相距非常遥远，因为翻山越岭恐怕要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也就是说，空间距离的长短往往靠时间来衡量，来表现，这样一来又不得不涉及到时间的问题。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时间概念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时间描写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同样的，这种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立足于小说本身，勾勒出一条从“空间”到“时间”的线索，探讨其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背后的原因，我们将会发现，新的时空观念其实已经伴随着各种西洋器物的传入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逐渐扎根。这种改变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意味。而且小说借此所创造出的空前的时空环境，还成为作者遐想新世界的广阔试验场，这种想象早已不是传统神怪小说中的凭空幻想，而是以科学的理论作为前提与依据的推想。以《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代表的晚清科幻小说大都不乏对于“乌托邦”的想象，正是由于时空观的改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理念的注入，使得幻想中的“乌托邦”得以和现实联系起来，而作者这种营造新世界的努力，无疑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月球殖民地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就提高到了缔造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高度。
( by Monika Lipinska ）
一、从“地球”到“月球”：空间观的转变
01
“月球殖民”：宇宙、异域和旅行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月球”往往是诗意化的对象，人们寄情于月，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与月亮联系在一起，不过却从未将“月球”当作过一个实体的空间概念。虽然有“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神话传说，但也仅仅是远古神话而已，人们并不相信自己真的能够到月亮上去居住。可以说除神话传说之外，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故事绝对不会发生于月球之上。不仅如此，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空间范围还是非常固定的，基本不会涉及中国以外的国家。小说中的故事大都在中原大地上展开，在小说家眼中，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度，我们国家内部发生的故事就已经足够精彩动人了，当然不需要去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不过也有例外，中国传统小说之中有一类海外旅行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往往会涉及到中国以外的异域国度，故事发生地自然也变成了海外。即便如此，其中体现出的空间观念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比如《山海经》、《镜花缘》这样的小说，作者只是将那些海外岛国当作奇谈怪论的对象，对于作者与读者来说那只是一些愚昧、蛮荒或者无知的国度，需要得到“天朝上国”的恩泽，中土的人旅游到此就是向它们辐射中原的光辉。以最为著名的海外旅行小说《西游记》为例，唐僧师徒从大唐出发前往印度，途中经过了很多西域国家，不过在他们眼中都及不上盛唐的繁荣，而且不管旅途有多远、多艰辛，其最终目的仍是取得真经回归中土。也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中国的地位是处于绝对中心位置的，哪怕为了种种原因不得不出行，也总会许下未来回归的承诺，回归至作为文化主体或者政治中心的中土。[5]
《山海经》 《镜花缘》 《西游记》
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传统的空间观念却已经发生了变化。
《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月球”已经不是一个诗意化的对象，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供人类殖民的星球。在这个星球上，“黄金为壁，白玉为阶，说不尽的堂皇富丽，就中所有的陈设并那各样的花草，各种的奇禽异兽，都是地球上所没见过的。”[6] ，月球上居住的人也拥有比地球发达得多的文明，不仅法律严明，不得擅用私情，社会制度异常先进，而且科技水平很高，拥有比地球上先进得多的气球，可以随时往来于地月之间。这样的一个地方，使得地球人无比羡慕，很想上去探索一番，并且希望可以将之变成地球人的殖民地，这样人类的生存空间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想到月球空间的广阔与富庶，小说中的主人公藤田玉太郎决定发奋改造自己发明的气球，希望可以达到月球人的水平，在宇宙空间中自由穿梭，然后乘着它登上月球，去那里开辟殖民地。这成了整部小说后半段的论述重心，可惜小说并没有写完，在讲到玉太郎开设气球改进工厂时就戛然而止。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充分感受到，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月球”已经成为一个可与地球相比的实体的空间概念。
《月球殖民地小说》插图 ▲
虽然大部分时候，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还在地球上徘徊，没来得及登临月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已经不是在中国。故事初始的地方是在南洋靠近新加坡附近的松盖芙蓉，由于小说的主要意象是一个可以载人飞行的气球，使得小说中的空间异常开阔，气球开到哪里，小说就描写到哪里，读者也跟随主人公一起游历了五大洲、四大洋，在这里，中国已经不是小说叙述的中心。《月球殖民地小说》涉及到的地理空间非常广袤，这气球带领我们的主人公跨越太平洋与大西洋，黄海与印度洋，它盘旋翱翔在亚、美、欧、非各大洲的顶空，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美国纽约、英国伦敦、非洲脱兰斯法尔、印度孟买、印度洋上千余群岛、南洋各国、新加坡、中国的北京、广州……这样广大的疆域是中国传统小说叙述中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随着气球冉冉飞升，我们的视野也渐益开阔，而且是由上而下，纵览世界。气球乘客可从居高临下的视角观照华夏；当广袤的地平线不断扩展，他们眼里的中国面积也逐渐缩小。再也没有比气球这样的“位置”，更能使我们看清中国的疆域，其实只是世界地理的一部分。气球所创造出的视角，迫使国人重新检审中国与地球其他国族相比所占据的空间。[7]
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中国的中心位置早已发生动摇，不但是地理中心发生动摇，甚至连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位置也相继失去，中国只是作为世界若干民族国家一员的面貌出现，并且还是其中力量比较弱小的成员。小说中处处表现出对于中国政治腐败的失望与不满，“中国的道失去放诸四海皆准的威力，所有异乡的遭遇，既不投射理想中国，也不必然返照已失的道德。”[8]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的主人公也不由自主地生出充当“世界人”的愿望，在小说第十回中，龙孟华就割去了辫子[9]，穿上西装，喝着咖啡和白兰地，与世界各国的人物打交道，俨然已经融入现代世界之中。
小说里，主人公们乘着气球在世界各国之间旅行，这期间的旅程却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单向旅行，无论在叙事操作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小说都未许诺重返中土。事实上，小说里的华夏子民不仅想着离开中国，甚至欲图脱离地球到月球上去生活。小说的主人公龙孟华一开始是为了找寻妻子才在各大洲之间游历的，不过当小说进行到后半部，他在印度洋的一座海岛上找到妻子之后，他们也没有丝毫返回中国的意愿，只想留居松盖芙蓉，而当月球人向他们全家伸出橄榄枝时，他们更是迫不及待的离开地球上月球生活去了。小说并没有写完，但从题目“月球殖民地”上看也可以发现，小说中的空间是不断向外拓展的，充分体现出广阔的空间意识，同时也显露出当时人开拓异域、探索宇宙的强烈愿望。他们的目的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海外旅行，不会以回归中土作为其旅行的终点，而是离开中国到海外（宇宙）去开辟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到月球上去开辟殖民地，这是多么宏伟的构想！相信人们去到那里之后将会发现一个大大有别于现实中国的乐土，他们将在那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永远也不会想要重返中国。
为什么小说中对于空间的描述会发生上述一系列的变化呢？那是因为在外部世界即小说文本之外的真实社会之中，已经悄然发生的各种转变。
02
从“天学”到“天文学”
对于月球的看法，与中国人的宇宙观有关。在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空间的理论主要有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种。盖天说认为天像一个斗笠，中间高，四周低，盖在地的上面，而地像一个倒扣的大盘子，也是中间高四周低，这样天和地的连接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个看法把天比作大盖子盖在地上，所以称为“盖天说”。
盖天说 ▲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能回答日月东升西落的问题，于是又引发了“浑天说”。浑天说把天和地比作鸡蛋壳与蛋黄的关系，地就是蛋黄，小而圆；天就是蛋壳包在蛋黄的外面。日月星辰都附着在蛋壳上绕着地在转动，这种看法首先提出地是球形的正确看法，所以要比早先的盖天说进步。我国汉朝天文学家张衡，按照浑天说的思想，制作了“浑天仪”，在一个绕轴转动的圆球上，刻有星辰的东升西落现象，并预告某颗星星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向出现等天文现象。
浑天仪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浑天说将大地看作是球形，但与西方天文学中的“地圆说”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能否确认地圆，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换句话说，并不是承认地球是球形就了事。在古希腊天文学中，地圆说是与整个球面天文学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地圆说实际上有两大要点：一、地为球形；二、地与“天”相比非常之小。第一点容易理解，但第二点的重要性就不那么直观了。然而这里只要指出下面一点或许就已足够∶在球面天文学中，只在极少数情况比如考虑地平视差、月蚀等问题时，才需计入地球自身的尺度；而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将地球视为一个点，即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这样的忽略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合理的，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在太阳系九大行星中仅位列第三，太阳系的广阔已经可想而知。如果再进而考虑银河系、河外星系……，那更是广阔无垠了。地球的尺度与此相比，确实可以忽略不计。
西方地圆说 ▲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的地圆说。中国人将天地比作鸡蛋的蛋壳和蛋黄，那么显然，在他们心目中天与地的尺度是相去不远的。事实正是如此，下面是中国古代关于天地尺度的一些数据∶天球直径为387,000里；地离天球内壳193,500里。(《尔雅·释天》)天地相距678,500里。(《河洛纬·甄耀度》)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万一千余里。(杨炯《浑天赋》)以第一说为例，地球半径与太阳距离之比是1∶1。在这样的比例中，地球自身尺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不计了。非常不幸的是，不能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也就无法发展出古希腊人那样的球面天文学。学者们曾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为何未能进展为现代天文学找过许多原因，诸如几何学不发达、不使用黄道体系等等，其实将地球看得太大，或许是致命的原因之一。[10]宣夜说认为，天是没有形质的，是一片虚空，日月众星浮于虚空之中，自由自在地运行着。这种说法与现代宇宙论颇有形似之处，所以它往往被作适当发挥后，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宇宙学说。然而，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或顺或逆”、“迟疾任情”，所以对它们的运行规律也就无从谈起了。这种对天体自由运行的夸大，使得宣夜说无只言片语谈到对天地结构的定量化描述，所以严格的讲，宣夜说还不能称作为一种宇宙学说。[11]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中很少提及月球，只是将之作为“天”这个大壳上点缀的众星宿之一，更没有所谓的行星运行系统以及星系的概念，在这样的天学传统影响之下，中国古代的人们不可能将月球当作一个实在的空间。
中国古代地圆说 ▲
中国传统宇宙论受到冲击，源自耶稣会士来华。欧洲天文学大举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传统天学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地改变。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学知识。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则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浑盖通宪图说》▲
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Manuel Dias)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人过去完全不知道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
《天问略》▲
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传统天学呈现衰落气象之时。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学，以便为中国天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
《历体略》▲
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崇祯历书》即是这一时期西洋传教士们传播欧洲天文学的最大成果之一，它的编撰可以说融合了当时诸多来华传教士的心力，该书于1634年完成共46种一百三十七卷，其中系统的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着重阐述了第谷（Tycho）、托勒密(Ptolemy)、哥白尼(Copernicus)三人的天文学工作。我们不得不说，《崇祯历书》确立了接下来两百多年间第谷体系在中国天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虽然1760年法国耶稣会士蒋有仁（P.M.Benoist）曾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的机会首次在中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 学说，不过由于遭到当时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钱大昕、阮元等保守人士的反对，《坤舆全图》虽然付印了，却被搁置在皇宫内院，这使得哥白尼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又被延迟了近百年[12]。
《坤舆全图》▲
一直到1859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与中国学者李善兰根据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所著十八卷，合作译成《谈天》一书，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才正式结束了第谷天文学体系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同治十年（1871），科学家徐建寅又补充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果，于同治十三年两次将《谈天》刊印出版。书中对太阳系的结构，日、月、行星、卫星、彗星、恒星的运动及其规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介绍了有关变星、双星、星云、星团等方面的知识。就其内容的广度而言，已经包括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绝大部分成果。在该书翻译出版时，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各写了一篇序言。李善兰在序言中驳斥了乾嘉学派权威阮元、钱大昕等人怀疑和否认哥白尼日心说的言论，把从哥白尼经开普勒到牛顿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的认识阐述得十分清楚，大力宣扬和捍卫了哥白尼等人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谈天》一书的翻译和流传，将自哥白尼开始，由牛顿完成并建立在牛顿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可以说中国人对于宇宙的看法已经接近现代天文学的水平，恒星、行星的运动轨迹，太阳系的结构等全新的天文学知识已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月球的看法自然也与之前大不相同。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之中，月球得以成为一个可供人类探索居住的星球，以一个实在的空间概念的面貌出现，可以确信是与中国传统天学的逐渐式微以及西方近代天文学的传入分不开的。
03
地图的变迁：中国与世界
与中国传统宇宙论相适应的是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圆地方”观，而中国就处于这个世界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但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还是一个价值空间的概念，在大地上，从中心向外辐射，距离越远价值越低。就部分地由于中国领土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分离，部分地由于海上交通较迟开发的原因而言，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历史就是依照这样一个假设写就的，即人类生活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中国中部的生活，而中国本身则是世界的中心，它为四海冲刷着，并将自身的灿烂光芒投射在不幸的、荒凉的、为天涯海角的未开化者所栖居的地区。[13]这种空间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占据着中国人的思想，成为其看待世界的主要方式。
天圆地方 ▲
明末以前，中国从未出现过世界地图[14]。据考察，中国出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是由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利氏来中国所携带的物品中，有一单张的世界地图和成册的西方世界地图集。这张世界地图名为《万国舆图》，他将之挂在肇庆住所的客厅内，可以认为这也许是中国人最早看到的一张世界地图。这一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事物，既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惊，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探求新事物的强烈兴趣。对此利玛窦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15]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他们原先）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
《万国舆图》▲
利玛窦又进一步记述说[16]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这段话或许稍有夸张，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不少人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他们积极促成利玛窦将图中的说明文字译成中文，并且刊刻印刷，以便于新知识的广泛传播。中国知识阶层对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巨大兴趣，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一目了然∶仅在1584-1608年间，就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十二种版本。世界地图的传播与西方地圆说的传播，两者关系密不可分。
利玛窦 ▲
这些知识的传播，打破了中国人原先唯我独尊的“天下” 观念，使“天圆地方”的传统地理观念受到了冲击，这确实是中国人走向近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当然，使大多数中国人建立“地球”、“世界”和“五大洲”的常识还需要很长时间。在有大批中国人真正走出国门之前，传统士大夫对于“天下”还有那么多别的昌盛国度、那么多别的高度文明，极端保守者会作谩骂式攻击，较平和者也难免心存疑惑。其实利玛窦为了照顾中国人的自尊心，已经尽量将中国画在图的当中了。约一百五十年后，对于艾儒略所撰《职方外记》、南怀仁所撰《坤舆图说》──此两书都可视为利玛窦世界地图中说明文字的补充和发挥，四库馆臣在“提要”中仍不免要说上一些“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存广异闻，故亦无不可也”之类的套话。[17]
《职方外记》▲
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世界有真正的认识恐怕还是要到晚清时候，正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西方世界”,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的整个宇宙观才逐渐发生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变化。[18]当西方列强挟持着船坚炮利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对“西方”的空间感知，不仅是从原来的无知、模糊转到了被迫承认，急于探知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人对“西方” 的空间感知，已经不得不从天朝大国转到承认“夷夏平等”，进而是惧“夷”、畏“夷”。对中国人来说，世界不仅是正走向中国，而且是蛮不讲理的撞向中国。[19]这正如钱钟书先生的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推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20] 这一系列的变动对中国人的空间观念的冲击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强烈，传统的、稳固的、秩序化的空间观念被动摇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无方向感、无中心感。这种天崩地裂的感受图景，把中国人挤到一种岌岌可危的边沿性境地。《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空间观正是这样一种空间观，中国从“天朝上国”的中心位置坠落下来，被纳入世界版图之中。世界原来如此之大，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原来有如此多的国家，与世界各大强国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小国家，面对这样的情景，主人公只能被迫在世界各地飘移，最终选择了离开地球。
钱锺书 ▲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观念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渐变的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空间观念之所以会发生各种变化，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西方传教士不断进行“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其实已经悄然发生着转变，直到晚清时期，外国列强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切变化到此时可以说走向了顶峰。正是以已有的现实（西方天文学、世界地图）为基石，《月球殖民地小说》才有了可以进一步构筑其想象世界的可能；同时小说中的各种空间观念又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被不断加深强化，与现实的变化一起遥相呼应，巩固了它们在读者头脑中的地位。
( by Edward Chew)
或许晚清以前，传统空间观与现代空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但到了晚清时候，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小说文本的介入与传播，就使得现代的空间观念逐渐在中国确立起它的霸权地位。《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空间观念无疑体现出了某种“现代性”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作者的“现代”意识。由此观之，《月球殖民地小说》不仅表现出文学上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还折射出文学生产的物质形态即晚清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
二、只争朝夕：时间观的转变
01
从模糊到精确：可供计算的“未来”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对于时间的描绘是比较模糊的，或者说不会对时间特别关注并给予非常精确的描绘，大多数只提到春秋季节或月份。从中国传统小说描绘时间的常用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旦”、“莫”、“晓”、“晦”、“晨”、“晚”、“昏”、“旬”等词只是对于时间的大致估算，并没有精确的测量。而且传统小说中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这样一种“一治一乱”的循环时间观念下，时间的流动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其方向性是不明确的。在循环论的框架中，人们不可能设想“未来”会怎样，最多可以向远古去追寻消逝了的黄金时代，譬如“三皇五帝” 统治的时期，所以传统小说中往往出现“向后看”的情况，言必称三代，过去的辉煌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未来”却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哪怕古人想象出一个美好的环境，也只能将其放置于时间之外，以静止的时间形态呈现出来。由于缺乏对“未来”的想象，理想的“乌托邦”往往只能产生于如梦似幻的幻境或者梦境之中。中国传统小说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唐传奇中的“黄粱一梦”以及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水浒传》等都不乏对于各种梦境的描绘。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
《水浒传》
写梦最多且成就最大的恐怕还有《红楼梦》，诸如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等等，全书约写了20多个梦。这些梦境都是虚幻的，游离于现实时间之外的存在。古代对于“乌托邦”描绘最著名的小说还有《桃花源记》，不过“桃花源”中的人事也存在于现实时间之外。“桃花源”中的时间几乎是一个静态封闭的时间囊，不与外界历史发生任何联系，就算作者说自己曾经到过那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桃花源”仍然只像一个梦幻的所在。
( by 果陀 )
不过，《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时间观念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时间观相比，却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我们不得不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对于时间的关注程度达到了中国传统小说之前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小说中涉及到时间的描绘达到八九十处之多，而且全部都是非常精确的以西方的计时体系为标准的时间。比如：“不上三刻钟，迎面粉壁写着安华老栈四个大字”、“不上五分钟，李安武已淌出口门”、“秋叶丸轮船么？是五点钟开出口的”、“在下是今日六点钟从东京启程的”、“到得五点钟临睡时”、“ 整整的从五点钟起到九点钟止”、“那时刻刚才九点十分钟”、“次日九点钟同上了气球”、“明天下午三点钟来罢”、“四点钟客官出去后……八点钟我给他……”、“用过午餐，看看表上已到三点”、“等到十一点半钟下课再会”、“龙先生也好略略休息，预备十二点钟上轮查访”、“此刻才六点零十分，离着十二点钟还远呢”、“那丫鬟瞧一瞧钟已快到十二点”、“用个药饼塞在病人嘴里，约摸五分钟”、“到得玉太郎醒来，那钟上的针已指到五点零五分”、“这时刻刚到十一点钟，电灯灿烂”、“不到一点钟已到孟买的码头”、“龙孟华指着墙上的钟道'我不是六点半钟睡的么？’”、“等到镵出了字迹，那时已过了五点钟”、“我家老爷至早也要七八点钟才起呢”、“走了三十多个钟头，那船才停到口岸”、“不到三点钟，已看见纽约的花旗飘展了”、“龙孟华看那表上的短针，算算时刻已是两点钟过了”、“顶到天亮七点钟，忽然嚎啕一声”、“玉太郎揭开表来一瞧，已是七点多钟”、“次日六点半钟”[21] 。
限于篇幅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已列举的部分大概只占全文描写时间的句子的三分之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对于时间的重视程度，而且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模糊的时间概念，而是西方工业社会广泛运用的精确到分秒的时间概念。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是中国人，可是也多次用到西历。龙孟华第一次生出飞抵月球梦想的时候，小说就特别说明，“这夜是西历十二月十四号，合中历是十一月十五日”[22] ，其后龙孟华的妻子凤氏在报上刊登的寻子启示，仍是以西历为基准：“陡于西历十二月二十七号，即中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单身出去至今未回……西历一月二号告白。”[23]
如果仔细考察我们还将发现，整篇小说是构筑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念之上的。小说中的主要意象——气球，是一项新的发明，经过了长期的试验和改良才制成。玉太郎的气球从意念到正式研制成功，前后花费了五六年的心力，其中还多亏了他后来的中国妻子濮玉环的帮助。
( by Prapatsorn Sukkaset & Saran Chamroonkul）
而且气球研制成功之后，玉太郎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不断思考其不足之处，然后发现气球的缺陷：“第一，是不能脱出空气；第二，是不能离开地心的吸力；第三，是脱出空气离开地心的吸力，不能耐得天空的寒气；第四……”[24] 正是由于有这些不足，使得他在小说后半部分决定开设制造厂，继续改良气球，“研究这气球离地的道理”[25] 。一个狂想的意念萌芽之后，必须经过演变试验，才能在科学方面得以实行，这无疑表达出了“进化论”的资讯。由于从线性时间观出发，“未来”也进入了作者的视野之中。整部小说充满了对于未来的思虑，比如气球功能可能会不断完善，“将来定然更有进步”[26] ；“遇着同种的人不救，将来一定要临到自己”[27]；玉太郎在遭遇了月球人的气球后，想到将来月球文明很有可能到地球来开设殖民地，因此决定发奋图强，加紧研制可以进入太空的气球[28] ；黄通伯在得知龙孟华全家上到月球游学的消息后，说道：“我们世界内，将来必受一番的大变动呢！”[29]。小说中的人物时常思考某事某物“未来”将会怎样，这种对于未来的思虑是与现实有实在关联的，在直线时间观的指引下，未来不再是飘摇未定的虚幻梦境，而成为可以预见的、某种程度上必将到来的一种真实存在。换句话来说，小说家们不可避免的开始展开对于未来的想象，这种想象从现实出发，很有可能即将成为现实。
02
“钟表”改变“中国”
传统中国人对时间的感知是纯经验型的。中国古代的时间系统,是以外部自然世界的变化为计时标准,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人对自然世界的感觉。人被纳入到时间之中,就是被纳入到自然之中。在这样的时间观念下,人是与时浮沉的,寒来暑往,循环往复,人也是冬增衣,夏减衣,春种秋收,跟着时间走。其中的一切变化都是循环性的，“五德终始”、“阴阳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也就并不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时间的速度和节奏。人在时间面前是被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缺乏任何绝对的区别，变化与其说影响着生命的本质，毋宁说影响着生命的外观。在日常生活中，时间流逝着，但这种时间仅仅是世界的一种表象。真正的时间是一种不受变化制约的、更高实在的永恒。[30]就计时单位而言，除去年月（朔望月）日这样的大时段单位决定于一些特定的周期现象以外，小于日的单位一般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中国人对于日以下的时间单位划分，传统上采用了两个体系，一个是十二时制，一个是百刻制。
十二时制 ▲
十二时制把一个昼夜平均分为12个时段，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地支来表示，每个特定的名称表示一个特定的时段。百刻制则是把一个昼夜平均分成100刻，这样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4.4分钟，古人以此来表示生活中的精细时段划分。[31]百刻制虽然体现出了古代计时制度向精密化方向的发展，但由于在日与刻之间缺乏合适的中间单位，而且百刻制与十二时刻制之间又不成倍数，不能方便的进行换算，所以使用的人不是很多。传教士介绍进来的时间制度，改变了这种局面。明末，传教士进入中国，在其传入的科学知识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有新的时间单位。他们取消了分一日为100刻的做法，而代之以九十六刻制，以使其与十二时制相合。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进一步引入了HMS（时分秒）制，康熙九年（1670）开始推行九十六刻制的时候，一开始推行的就是“周日十二时，时八刻，刻十五分，分六十秒”之制[32] ，这实际上就是HMS制。有了新的时刻制度，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计时仪器，新的时间计量方式也不可能深入人心。
漏刻 ▲
中国传统计时仪器有日晷、漏刻，以及与天文仪器结合在一起的机械计时器，后者如唐代一行的水运浑象、北宋苏颂的水运仪象台等。不过，这些计时仪器要么不够准确，要么无法与天文仪器相分离，都不能适应现代时间计量的要求，只有当传教士引入机械钟表之后，才使中国的时间计量出现了质的飞跃。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来的是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33]。罗明坚是意大利耶稣会士，1581年来华，他进入广东后，送给当时的广东总督陈瑞一架做工精致的大自鸣钟。传教士引进的机械钟，使中国人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利玛窦曾在其北京的寓所中开设私人钟表展览，引起轰动，一时门庭若市。在上层社会的影响之下，制作钟表的热情也普及到了民间，康熙时期，在广州、苏州、南京、宁波、福州等地先后出现了家庭作坊式的钟表制造或修理业，出现了一批精通钟表制造的中国工匠。[34] 不过那时的钟表还远不够精密，甚至17世纪中叶，钟面仍只有一根指针，而且只有小时和刻两种刻度。有人开玩笑说，除了停止不走，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两只走时相同的钟。[35] 此时的中国钟表业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缓慢发展着，同时，西方钟表制作技术也在不断向前进步。1656年，惠更斯制造了第一个能规则摆动的摆钟[36]，1680年，伦敦的钟表制造师克莱门特（Clement）把节摆锚即擒纵器引入了钟表制作[37] 。17-18世纪的海上贸易需求量日益增大，由于远洋航海迫切需要解决测量经度的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则在于造出误差极小的钟，因此在约翰·哈里森及其后继者的不断努力下，时钟的精确度终于达到了以秒为测量单位的程度。18世纪初哈里森兄弟造出的钟在整整一个月内误差没有超过1秒钟。[38] 1785年，英国的钟表制造家约翰·阿诺德在伦敦南部开办了一家工厂，对精密计时器进行批量生产，而他的竞争对手托马斯·厄恩肖（1749—1829）则引导世界进入了真正现代化计时器的时代。18-19世纪，钟表制造业已逐步实现工业化生产，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珐琅嵌宝石、白料石西洋式座钟 ▲
据乾隆五十六年（1791）一份海关文件记载，这一年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嵌表鼻烟壶共1025件，另据今人统计乾隆朝进贡皇上的钟表总计约为2700只，其中大多是英国出产。[39]到了19世纪的后半期，坐轮船乘火车都得按照时刻，《申报》上登的戏院广告，也刊有开演的钟点，可见当时钟表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已经成了须臾不可少的物品。[40] 随着机械钟表在中国的普及，西方国家中对于时间的强烈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化中精确到分秒的时间节奏感也开始感染每一个中国人。在被称作“技术时代”的现代,代表时代特征的时间观念即是“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的某种结合”[41] 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之中，时间以非常精确的西方计时体系的面貌出现，并且在小说中被给予高度的关注，是与中国传统计时制度的逐渐式微以及西方时刻制度和西洋机械钟表的传入分不开的。
与西方计时体系相适应的，是西方人的线性时间观念。西方人观念中的“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的“自然”,它不是循环往复永不变化的,也不是脱离开人事独立存在的,它和人的主动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创造力量也同上帝一样,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人的创造活动不停止,世界的变化也不会停止。在人的创造活动中,时间在变,世界也在变。世界是与时间俱进的。时间像条河,不论怎么流,都只能向前流,它再也回不到它的发源地了。[42]到了近代，西方产生了很多建立在线性时间观基础之上的理论学说，其中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其深刻影响的一个即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是在它的影响之下，“未来”才得以作为一个可以预见的时间概念，出现在中国人的意识之中。
《天演论》▲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43]出版，使得晚清的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这种与现代时间观念相符合的理论认为，事物可以以直线的方式朝着单一明了的结果前进，人们可以由现在推知事物今后的发展状况。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一种新的进步历史观念逐步形成。从此，中国人开始接受线性的时间观念，“未来”得以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之中，时间具有直线方向性即历史进化论的观念逐渐占据了思想界的王座，并且成为中国人接受其他各种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前提和支援。
这样看来，时间观念的改变也是随着西方计时单位、机械钟表的传入而逐渐发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对于时间的关注与描写之所以会与传统小说有如此大的不同，就在于作者所处的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社会，西洋钟表已经在大城市中得到普及，人们的生活也开始离不开西方的现代计时体系。正是以已有的现实为基础，《月球殖民地小说》才有了可以进一步构筑其想象世界的可能，因为在直线时间观的指引下，未来不再是飘摇未定的虚幻梦境，而成为可以预见的、某种程度上必将到来的一种真实存在；同时，小说中的各种时间观念又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被不断加深强化，与现实的变化（西洋钟表的普及）一起遥相呼应，巩固了它们在读者头脑中的地位。
或许在晚清以前，传统时间观与现代时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到了晚清时候，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小说文本的介入与传播，就使得现代的时间观念逐渐在中国确立起它的霸权地位。《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时间观念是以西方的时间观念为模版的，体现出“现代性”的种种特质。“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44] 我们确信，《月球殖民地小说》肯定包含了“现代性”的因素，它不仅体现了文学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还折射出文学生产的物质形态即晚清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
三、想象的共同体：过去、现在和未来
《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新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不仅体现出小说自身包含的某种“现代性”，而且借助于这种全新的时空观念，小说还成为了晚清时人想象新中国的最好场所。
传统小说是不需要也不会承担想象中国的任务的。在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中，世界的图景非常稳固，中国位于这个世界的中心，周围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国，统统臣服于天朝上国的威仪之下，在这样的空间观念的统摄下，一切早已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坚实的结构，根本没有必要再去想象什么；同时，由于传统中国没有关于“未来”的时间概念，他们也不会去想象“未来”的中国会怎样，历史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不用去想象“未来”，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曾产生。显然，传统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都注定了小说家们不会去想象中国。不过，到了晚清时期，原先的图景却发生了改变。新的时空观念进入了人们的头脑之中，世界上的国家原来有这么多个，中国原来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空间范围原来如此之大，在这样的空间结构下，中国的地位不但并不稳定而且充满着动荡；时间原来是直线向前的，原来可以根据事物现在的情况推测出未来的发展状况，原来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会不断向前进步的……
晚清的对外战争 ▲
在晚清时人的意识之中，他们原先的稳固观念已经完全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不稳定感、动荡不安的危机的生存空间，这样的一种空间知觉是他们所不习惯的，所不堪重负的。“世界”的出现，摧毁了传统空间秩序的稳定感，古老中国终于沦落到“天崩地裂”的危机理念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内在的应付危机的方式是什么呢？只能极力去创建、想象一个新的空间形态来应付眼前的危机。很显然，如果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那么，提前想象一套改革后的中国前景，这不仅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策略，也是一种内在的冲动。[45]也就是说，为了让这种动荡的、不稳定的、危机的空间感消失，让中国人的心灵得以安定下来，在新的视野格局中重新认识或想象中国，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而且，这种想象不是毫无根据的，由于新的时间观念的帮助，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获得了一种现实性，因为时间是直线向前的，历史的发展是遵循进化论的，所以任何对于“未来”的想象都有可能成真，“未来”在此时获得了一种“意义”。
( by Monika Lipinska )
具体到《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作者关于未来的想象也清晰可见。由于世界各国列强争霸，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而中国内部由几个腐朽的权臣当政，已经腐败落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危机，小说作者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飞往月球，到那里去建立殖民地。既然月球是一个太空里的桃花源，是天使往来的神仙洞府，环境优美，物产丰富，而且社会制度异常先进，法律严明，不得擅用私情，那么中国人到那里之后必将重获新生。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月球无疑成为作者想象未来的投射对象，到月球去殖民无疑满足了国族的欲望，解决了重塑世界图景的问题，使得中国人的心灵得以安定下来。
在晚清众多小说文类之中，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新的时空观念体现的最为明显的一类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原本就是西方的产物，中国传统小说中是没有这种文类的。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它最大的特征就在于，赋予了“幻想”依靠科技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极大可能，甚至有些“科学幻想”在多年以后，的确在科学上成为了现实。因此，科幻小说就具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预言性”。科幻小说的时空范围往往非常广大，时间上打通古今界线，空间上打破中国与外国、地球与星球、太空与海底的界线。在这样的时空观照下，科幻小说就成为了晚清时人用于想象未来中国的最好的文学类型。除了《月球殖民地小说》之外，老少年的《新石头记》(1908)、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1906)、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我佛山人的《光绪万年》(1908)、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1909)、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1909)等都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
《新石头记》插图 ▲
比如《新石头记》中，中国靠仁义礼智与科学发展重新成为了世界强国，而且还召开了万国和平会，各国一致公举中国皇帝做会长；《新纪元》中的中国改用立宪政体，国力强大，全国人口计达一千兆，单是常备、后备军人，即有六百万，此时的中国早非世纪初的边缘弱国，而是回复了以往的世界霸主地位；在《光绪万年》中，中国靠一颗撞向地球的彗星被移到南半球，却总算因此实现了立宪；《世界末日记》中，中国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大家考虑的只是如何保存全人类的生命，阻止人类的灭亡；而《新野叟曝言》中的中国则征服了欧洲七十二国，还欲图到金星、木星上去殖民；《电世界》中，中国靠着电学的威力重新称霸世界，还往海底开辟了殖民地……种种想象都源自于时空扩大后的一种危机意识，中国人想要强国保种，就必须在新的时空观下重新想象中国，重新构筑国族空间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其实，这种想象已经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创造。晚清科幻小说依靠大量的想象，将神秘的“西方”和迷人的现代性展示于文学形象的活生生的感性空间，如政治立宪，兴办西式教育，开设女子学堂，星际旅行，飞空艇、催眠术、地下隧道、人造天气……这些陌生而充满现代化意味的审美空间，为晚清读者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即通常的文学想象都有很大距离的现代化的生活场景以及陌生化的话语世界，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与价值观念。[46]从古代的“嫦娥奔月”到现在的“乘气球（飞艇）上月球”，虽然两者都是想象，不过由于后者的想象构筑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可能在今后变为现实（事实证明也的确变成了现实），这种想象理据的变化，就已经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区别。
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从现实出发，遵循科学的逻辑推理，幻想出一些现在没有将来却可能存在的事物，这样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才真可称之为“现代性”的想象。晚清科幻小说形象地记载了晚清时人对于中国未来现代化图景的种种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第二章中提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政府和主权建立之前还需要经过一个文化上的想象过程，这一想象空间是经由小说和报纸的发展而形成的。换言之，是先有文化和社会的空间，由此促成现代性新知识的传播，然后才产生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具体制度。[47]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48]而其借助的印刷媒体——晚清的报章小说绝大部分刊载的都是通俗小说，其中科幻小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由此再来看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会发现它们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创造。这种创造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所不可或缺的。以《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代表的晚清科幻，不仅仅传播了新的时空观念，最重要的还在于它们创造出的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世界，正是通过这些对理想的现代化模式的想象，才逐步构建出了中国“现代性”的基础。
结语：观念论、物质性与文学的现代性
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月球殖民地小说》都是一部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小说。
在空间观念上，《月球殖民地小说》已经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学中“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空间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将中国纳入世界之中，成为世界之一员的空间观念，不仅如此，小说的空间视野还从地球世界扩展到了宇宙空间，去描述月球的环境，将月球当作一颗可供人类移居星球，这种空间观念显然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大不相同，可以说体现出了小说的某些“现代性”因素；其次，在时间观念上，不同于以往中国传统文学中“一治一乱”的循环时间观，《月球殖民地小说》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作为建构小说的依据，而且对于精密时间的充分关注以及使用西方的计时体系等等，都体现出小说带有的某种“现代性”。
更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小说中时空观念的变化是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在西方传教士不断进行“学术传教”的过程中，在各种西洋技术与器物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其实已经悄然发生着转变。直到晚清时期，外国列强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切变化到此时走向了顶峰。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以已有的物质现实为基础，《月球殖民地小说》才有了可以进一步构筑其想象世界的可能。只有在现代地理学与宇宙观的指导下，小说才可以想象世界各地的旅行，想象去月球建立殖民地；只有在直线时间观的指引下，未来成为可以预见的、某种程度上必将到来的一种真实存在，小说才得以畅想未来。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各种新型时空观念又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被不断加深强化着，与现实的变化一起遥相呼应，巩固了它们在读者头脑中的地位。或许在晚清以前，传统时空观与现代时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到了晚清时候，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小说文本的介入与传播，就使得现代的时空观念逐渐在中国确立起霸权地位。
时空沉浸 ▲
《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新的时空观的运用，还使得晚清时人想象力的疆域得以无限扩大，这种想象多半是对于新中国的想象，是在扩大的领域里再重新界定未来中国的形象。因此，恰恰是晚清科幻小说完成了晚清对于现代性的初步想象。随着晚清科幻小说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新观念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之中，“现代性”的感觉已经悄然植根于晚清时人的脑海之中。也就是说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基础。而且其中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清科幻小说还借此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创造。所以，我们确信，《月球殖民地小说》应该被纳入到现代文学史之中，它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原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年第1期
为作者的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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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著，《绣像小说》1904年21-24期、26-40期，1905年42期、59-62 期(1904.3-1905.11)，计35回未完。
[2] 东海觉我(徐念慈) 通过上海小说林出版社出版了《新法螺》一书。这本书由三篇小说构成：《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和《新法螺先生谭》。前两篇是吴门天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从日本岩谷小波的德文日译版转译的，原著者不详。而《新法螺先生谭》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全文13000字，主要写一名为新法螺的人御风而起，周游了月球、水星、金星，同时其分身又游历了地心国，最后一同返回地球的故事。小说由上海小说林社于光绪乙巳(1905)年6月出版。
[3] 英文版1997年，大陆简体中文版1998年，本文参考的版本为：(美)王德威.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文化.1996年，第1期.
[5] (美)王德威.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6] 林健毓发行. 王孝廉等联合主编.晚清小说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说[M].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69页.
[7] (美)王德威.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1-332页.
[8] 同上，第334页.
[9] 参见林健毓发行. 王孝廉等联合主编.晚清小说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说[M].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53页.
[10] 以上关于中国没有真正的“地圆说”的论证，主要参阅江晓原的专著《天学外史》。见江晓原.天学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134页.
[11] 江晓原 钮卫星.中国天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12]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3] (法)路易·加迪等.郑乐平 胡建平译.文化与时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14]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15] (意)利玛窦 金尼阁.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180页.
[16] (意)利玛窦 金尼阁.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页.
[17] 江晓原.天学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1-213页.
[18]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一)——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J].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一期：第7页.
[19] 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页.
[20] 钱钟书.钱钟书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
[21] 参见林健毓发行.王孝廉等联合主编.晚清小说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说[M].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4页、第8页、第14页、第24页、第32页、第3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2页、第57页、第59页、第61页、第65页、第71页、第84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39页、第175页、第190页、第191页.
[22] 林健毓发行.晚清小说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说[M].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4页.
[23] 同上，第31页.
[24] 同上，第69页.
[25] 同上，第205页.
[26] 同上，第57页.
2[7] 同上，第43页.
[28] 林健毓发行.晚清小说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说[M].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198-199页.
[29] 同上，第206页.
[30] (法)路易·加迪等.郑乐平 胡建平译.文化与时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9页.
[31] 关增建 孙毅霖 刘治国 苏敬.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32] 《嘉庆会典》卷六十四。转引自关增建 孙毅霖 刘治国 苏敬.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33]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34] 关增建 孙毅霖 刘治国 苏敬.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35] 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36] (美)戴瓦·索贝尔.汤江波译.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37] (英)亚·沃尔夫.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上册，第128页.
[38] (美)戴瓦·索贝尔.汤江波译.经度——寻找地球刻度的人[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39] 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
[40] 同上，第223页.
[41] 吴国盛. 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J].方法.1997年第1期：第29页.
[42]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四)——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J].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四期：第11-12页.
[43] 1989年严复译述了十九世纪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取名《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来阐明中国必须变法图存，此书影响思想界至巨。
[44]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收入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页.
[45] 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8页.
[46] 杨联芬.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选自杨春时 俞兆平主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308页.
[47] 参阅(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章.
[48]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