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版本的流变
中国古代小说从故事流传到整理成书，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复杂演变过程，其间要经过说书人、编辑者诸人，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的加工修改。侠义公案故事曾经主要以说书、听书的形式传播，当时真正能买得起作品直接阅读的人很少，往往是些达官贵人、富家子弟或家境富裕的知识分子，而普通百姓却只能望书兴叹，他们主要通过听书的形式来欣赏扣人心弦的故事。《三侠五义》长期在民间流传，最后经一人加工而成，其版本在流传演变过程中，又经过多人校编整理刊印，呈现出不同的版式风貌。
《三侠五义》的蓝本是石玉昆常说的《龙图公案》。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是道光年间在北京享有盛名的说书艺人，他将宋元以来广为流传的包公故事加以增饰编纂，首尾贯通，演为大部。石玉昆就是以说唱包公故事而出名的，故富察贵庆《叹石玉昆》诗曰：“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现存《龙图公案》的版本分繁简两个系统，不题撰人。其中繁本十卷一百则，其版本主要有：清初刊大本，藏北大图书馆；四美堂刊本，藏大连图书馆；雨余堂刊本，藏天津图书馆。简本主要有：乾隆书业堂刊本，藏辽宁图书馆；嘉庆七年（1802）刊本，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简本系由繁本删削一些故事而成，文字并无大异。根据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和王虹的《〈龙图公案〉与〈三侠五义〉》可知：《龙图公案》文字比较“笨拙”，书中有不少“节外生枝的废话”，时常穿插一些闲话和笑料，全书有白有曲，基本上没有回目，较多地保存了说唱时的原貌。
从说唱本《龙图公案》到章回体《龙图耳录》，是《三侠五义》版本演变的重要一环。在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时，有人听而录之，故曰“耳录”，遂有《龙图耳录》。《龙图公案》的整理者在听记说唱故事的基础上，必然进行二度加工、创作，不仅删掉《龙图公案》中许多累赘的话，而且删去了几个与整个结构无关系的故事；两书地名、人名多有不同。孙楷第认为《龙图耳录》“全书尽是白话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龙图耳录》有较系统的情节结构，有对仗工整的回目，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小说。此书一直未刊印，仅有抄本。主要抄本有：孙楷第藏本；汪原放藏本，亦即谢蓝斋本；傅惜华藏同治六年（1867）抄本，已佚。汪原放将所珍藏的当时已成海内孤本的《龙图耳录》捐献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傅氏所校汪原放藏本刊印发行。
尔后，问竹主人复加以修订，取名为《忠烈侠义传》，集成一百二十回，退思主人后赞曰：“文正诸臣之忠也，金氏等辈之烈也，玉堂多人之义也，命之以《忠烈侠义传》名，诚不诬矣。”光绪元年（1875），入迷道人公余时又“重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光绪四年（1878），问竹主人又同友人退思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光绪五年（1879）由问竹主人、追思主人、入迷道人先后稍加修订的《三侠五义》，一般题为“石玉昆述”，由北京聚珍堂以活字本刊行，书名题为《忠烈侠义传》，扉页镌《三侠五义》。光绪己卯孟夏问竹主人《侠义传序》云：“且其中烈妇烈女，义仆义鬟，以及吏役、平民、僧役人等，好侠尚义者，不可枚举，故取传名日‘忠、烈、侠、义’四字。”“惟是书篇页过多，钞录匪易，是以藉聚珍版而攒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书讹字，读者宜自明之。”《三侠五义》删去了《龙图耳录》中所有批注及大量议论累赘之词，二者相比，《三侠五义》约少了十几万字，但语言更精炼，情节更紧凑。《三侠五义》最初刊行时名为《忠烈侠义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之《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论曰：“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有不必背于忠义。”精辟地概括了是书特征。版本主要有：光绪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原刊活字本，首有问竹主人、退思主人、入迷道人序；光绪八年（1882）活字本；光绪九年（1883）文雅堂复本；光绪十年（1884）东昌宝兴堂刻本；1925年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1889年，经学大师俞樾读到《三侠五义》，倍加赏赞：“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摩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同时，他又认为开头一段“狸猫换太子”故事“白家老妪”，“殊涉不经”，乃重撰第一回；又以为书中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所谓“三侠”，实为“四侠”，而艾虎、沈仲元亦足以称侠，遂改题为《七侠五义》。嗣后，这两种本子并行于世。经俞樾一赞一改，《七侠五义》遂声价倍增，以至后来《三侠五义》之名渐被《七侠五义》所湮没。《七侠五义》主要版本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广百宋斋排印大字本，六册，二十四卷；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六册，一百回；上海大成书局石印本，六册，一百回；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六册，二百二十回。以上版本均藏天津图书馆。
上世纪20年代由俞平伯校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三侠五义》，是该小说流传以来最优秀的版本。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小说的地位遽然提高，整理出版古典白话小说蔚然成风。1920年亚东图书馆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法整理出版的古典白话小说面世，“开标点书先河”。1924年亚东图书馆准备重印《三侠五义》，主持人汪原放将标点工作托付给俞平伯。他之所以选择俞平伯担此重任，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他是俞樾的曾孙，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得过曾祖的指教，小时候便读过曲园重定的《七侠五义》，对是书版本流变及内容稔知于心。其次，俞平伯既是当时蜚声文坛的新诗人，又是学术领域的一颗新星。他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功底扎实，《红楼梦辨》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新红学”中的地位。俞平伯在点校之初，对书名的取舍“有些踌躇”，毕竟《七侠五义》是曾祖重定命名的，倘再恢复为《三侠五义》的书名，岂不是有违祖训？内心犹豫不决，遂与胡适函商。胡适除了肯定俞樾改定的《七侠五义》对这本书的流播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也指出《七侠五义》存在的不足：“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些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其实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至于书名的取舍，他认为不论“三侠”还是“七侠”，都是虚数，并非实指，并以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为例说明。他认为，在“三”与“七”的问题上，“曲园先生太拘泥了”。1924年3月7日胡适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建议书名“似宜用‘三侠五义’”。俞平伯经过反复斟酌，觉得“适之的意见已有可采取”，于是就用了“‘三侠五义’之名”。
俞平伯在校点过程中，以“《三侠五义》为底本，而以《七侠五义》校之”，取长补短，择善而用。在版式体例上，《三侠五义》正文前有俞平伯拟写的《本书所用的标点示例》14条，向读者介绍用法并举例说明。还有胡适《序》、问竹主人原《序》、俞平伯的《校读后记》。书后附录俞樾《重编〈七侠五义〉传序》和由他重撰的《七侠五义》第一回。一部版式全新的《三侠五义》于1925年3月问世。胡适在序中说：“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校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流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平伯是曲园先生的曾孙。《三侠五义》因曲园先生的表彰而流行于南方，现在《三侠五义》的原本又要靠平伯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王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