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历史的碎片（四）
刘德：“富，民之怨也。”（《汉书》卷36）
抛开纯粹的嫉妒心理不说，产生仇富情绪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富人的钱财来路不明或者不正，是谓不义之财，钱财到手之后又不能正确利用，是谓为富不仁，富人的“不仁不义”导致了仇富者的“杀富济贫”，从这个意义来说，仇富者并非疾“富”如仇，而是疾“恶”如仇。其二则是受平均主义影响，认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社会才是人间天堂，否则就是天道不公，就必须损有余而补不足。平均主义的实质是扼杀个人价值，仇富的后果是“仇己”，断绝别人的财路，等于断绝了自己的财路。问题不在于财富本身，而在于赚钱的手段和花钱的方式，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也应该成为常识。
宋季雅：“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南史》卷56）
宋季雅在吕僧珍隔壁买了一所住宅。吕询问房价，宋说花了一千一百万。吕认为太贵了，宋解释说：“我花一百万买房子，一千万买您这位好邻居。”这段故事历来被传为“佳话”，有人由此还联想到“好邻居对家居养生的重要性”，实在是误解。吕僧珍是梁武帝宠信的重臣，史书上说他公私分明，但他儿子出生那天，还是收了宋季雅一盒子黄金的贺礼，并向梁武帝推荐宋季雅出任衡州刺史。可见吕不是彻底的清官，宋多花一千万也不是为了“修身养性”。当然，吕和宋的名声都不坏，宋在刺史任上还“大有政绩”。也就是说，宋季雅在一个清廉的高官那儿走后门做了官，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谋幸福去了。在吏治败坏的梁朝，这倒真是件值得“咀嚼”的事情。
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卷97）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堪称暴力的盛宴。皮日休《读司马法》开篇即说：“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那么，夺取政权之后，治理天下还要不要暴力？陆贾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主张“文治”。事实上“文治”的靠山仍然是“武功”。吴思先生提出“元规则”的概念，言简意赅。所谓“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治理天下的教化制度，当然由暴力最强的统治者制定，否则统治者就成了傀儡。因此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实质是暴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妨称为“隐暴力”。暴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剩下的选择只是：它是大多数人利益的保护神，还是独夫民贼专用的私家打手。
叔孙通：“人主无过举。”（《汉书》卷43）
徐坚《初学记》：“皇者，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皇上是天之子，人中龙，所以皇上永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皇上就是真理的代表，正义的化身。皇上即使错了，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错”解释为“对”。叔孙通就是这么一位“解释真理”的典范人物。马基雅维里说，大臣是否贤良，取决于君主是否明智。《汉书》对孝惠帝的评价是“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我看他其实是闻叔孙通之马屁则欣然，真是“明智”。不幸的是，皇帝老早就死了，只知道“解释真理”的马屁精却至今还在吃香喝辣，穿金戴银。
颜延之：“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可使无坚。”（《宋书》卷73）
这句话说的是事物的“本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一句类似意思的话。老人圣地亚哥钓到一条大马林鱼，归航途中遭遇鲨鱼群。在第一条鲨鱼咬去大约40磅马林鱼肉后，老人想：“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不能给打败，就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本色。有本色的人，就是有独立思考精神，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品格、原则和立场的人。当然，没有品格、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也是一种“本色”，但不是正面意义的本色，人们用“墙头草”一词来形容这种“没有本色的本色”，并有顺口溜云：“墙头草，随风倒，东南西北望领导，领导哪刮咱哪倒。”
刘昫：“敬业败，（骆宾王）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旧唐书》卷190）
李敖《把敌人出版》一文认为，武则天派人寻访骆宾王的遗作，表现了女皇的大度。跟着他又援引了乾隆出版史可法遗著的例子，以此讥讽国民党没有度量，压制出版言论自由。另外一层意思，李敖没有细谈。徐敬业属于“败寇”，骆宾王之忠姑且不论。而史可法之忠，却是连乾隆也不得不深为折服的。乾隆曾经说过：“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表彰史可法，不光是为了展示“度量”，更要紧的是肯定他的“忠君”。敌人活着，会危及新政权的根基，所以要杀掉；敌人死了，其“忠君”思想则对教化新政权治下的臣民大有利用价值，所以要宣传。非政治老手，不能耍弄如此高明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