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平——对父亲的思念

父亲是1973年8月去世的，距今已有45年的时光了。

当时部队为了修建沙通铁路已经搬到了辽宁省赤峰市（当时赤峰市还属辽宁管辖，现在已经划回内蒙）的建昌营子，我还在喀左县的平房子留守，部队要做一些辽西铁路的收尾工程，我在团指挥所临时工作，和团政委董德昌同志在连队下工作组。接到家里“父病危速回”的电报后，董政委立即批准我回家探望。我连夜启程坐火车往家赶，在历时几十个小时倒了两次火车，又步行几公里赶到家里时，父亲已经去世安葬两天了。

哥哥把我领到了父亲的坟前，我跪在父亲的坟头放声大哭， “爸爸，儿子不孝，我回来晚了，临死都没能见上你一面，我悔恨终生啊！”我边哭边喊。但任凭我怎样哭喊，回答我的也只能是那一抔黄土，几缕青烟，我与爸爸已经是生死两世界，阴阳两重天了。我那苦命的爸爸，辛苦操劳一生，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离开了我们。使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肝肠寸断，愧疚不已。

父亲属猴，1896年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朱村，祖辈世代都是农民。和他们那一辈许多人的命运一样，他二十岁左右时便开始了“闯关东”的历程。他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闯关东”开始于“闯崴子”。即在有经历的老乡的带领下，从山东来到东北后，在冬季冰封的季节徒步在冰封的海面上，从珲春越境到海参崴（现在就是偷渡），在那里落脚谋生，开始了他的“闯关东”之路。

据父亲讲他在海参崴的那几年，一无文化，二没手艺，干不了什么挣钱的活，只是给人打些零工靠卖力气挣口饭吃。在海参崴其间，他经历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他讲到老红党（苏维埃）打败老白党（沙皇政权），红党如何进城的故事。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他讲的一些事已经印象不深了。俄国政权的更迭，对于一个外来的“打工仔”，命运没有丝毫改变。他仍然是靠打工谋生，靠力气挣钱，几年的时间下来，钱没有挣到，倒是练就了一口俄语，这为他以后在哈尔滨站住脚并能给俄罗斯人干活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海参崴干了几年苦力后，父亲就来到哈尔滨，并且在哈尔滨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几十年。这期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换了多少工作，我也说不清楚了。只记得他说过他在哈尔滨做过更夫，拉过板车，做过厨师等等。据说作厨师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给俄国人做饭。他也因此练出了做饭的技艺，能够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煎烤烹炸，做出他们爱吃的饭菜。不过我没有见识品尝到他做俄餐的手艺，倒是记得他在家里做饭的情景，确实是非常干净，非常细致，绝不马虎对付。别人家里煳土豆都是洗干净就带皮上锅，而他从来都是先打皮再上锅，煳出来的土豆非常干净好吃。他包饺子的功夫不一般，两只手一捏一个，又快又好，非常整齐匀称，象一排排整装列队的士兵。

我记事的时候他就烧锅炉了，记得那时我非常盼望他下班回家，因为他每天都在锅炉的热灰里烧一个土豆，回家带给我。他把那土豆烤得黄黄的，又香又面，对一个几岁的孩子那个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们家有姐弟六个，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负担啊，六张嗷嗷待哺的嘴得用多少汗水才能喂饱？妈妈又没有工作，养家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了爸爸的肩上，他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我还记得他拉板车送货的情景。那时他经常给人送煤，不论几层楼都是人背着送上去，回来时满头满脸都是煤灰，汗水在脸上脖子上流出了许多道道，使他看上去像个黑人。他也参加过哈尔滨市组织过的防汛抗洪活动，发的面包、红肠他都舍不得吃，空着肚子参加抗洪抢险，把省下来的食品都留给了我们改善生活。

1955年的夏季我们家发生了重大变故，全家从哈尔滨“移民”到了勃利县的农村。为什么政府要组织城市居民“移民”？为什么轮到我们家“移民”？这是我几十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谜。我只记得那时哈尔滨同去的“移民”很多，整整一个长长的闷罐列车，拉的全是从哈尔滨搬出的“移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们姐弟几个人都晕车吐了。到站时正是晚上，又赶上大雨滂沱，来接我们的马车深陷在泥泞的土路上，行进十分艰难，费尽了千辛万苦，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几公里的路程，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叫“连珠岗”的小村子，从此开始了我们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农村生活。

刚搬到农村时，农村还处在单干户和互助组的年代，后来才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我们家刚刚搬去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房是村子里给临时借的一间草房，全家八口人挤在一铺土炕上，吃饭是轮流到村民家吃“派饭”。移民前在市里承诺的各种天花乱坠的条件早已子虚乌有，成为痴人说梦般的一派胡言。但那时农村忠厚淳朴之风浓厚，村里人对我们都很好，看到我们困难，乡亲们都出手相助，给我们送米送面，给与各种援助。春节前光是粘豆包就送了一大木箱。记得邻居有个张嫂，家境条件比较好，她来我家串门时总是在孩子的小被子里带点米面什么的给我们。有的乡亲还主动帮爸爸找一些帮工的活，以便挣点工钱接济家里生活。记得爸爸去帮工给人家起土豆时，我还跟着跑到地里看热闹，工钱给的是一麻袋土豆。

父亲虽然出生在山东农村，可是他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城市，他对农村并不熟悉，对地里的农活更是陌生，啥也不会干，根本就是门外汉。刚到农村的那几年，他每年都会回到哈尔滨，在一些单位作临时工，干的也都是一些出力气的活，如作更夫，烧锅炉等等。在农村时他也不会下地干活，只是做一些杂工，如铡草，看地，或者参加生产队组织的一些外出务工。而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也是一次外出务工。那次是六十年代初期，生产队组织他们到北兴农场割草，一次放假回家时，路上下起了大雪，其他人都骑马返回了住地，他不会骑马，只好步行往回走，在走了十几个小时赶到住地附近时，他已精疲力尽，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幸好有人发现，把他抬到屋里。从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从一个健壮的农村汉子变成了一个衰弱老头。

从那以后父亲就很少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了，还没有成年的哥哥顶替父亲成了在队里挣工分养家糊口的主要劳动力。父亲主要在家里种种自留地，收拾菜园，干点零活。那时候我年纪小，课余时间和父亲在一起干活最多，上自留地里摘菜，在家里夹樟子，还经常和父亲一起去甸子里割草。我最喜欢去甸子里割草。因为甸子离家比较远，去割草时要带饭，带饭一般都是细粮，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在大草甸上吃饭也挺有意思，闻着野草的清香，吃着油饼和韭菜炒鸡蛋，那感觉格外不一样。有一次割草时天要下雨，爸爸马上用割完捆好的草搭了一个小窝棚，我们躲在里面，看着外面的大雨哗哗的下着，雨水顺着小窝棚的顶上留下来，霹雳连着闪电，觉得非常刺激，非常有趣，爸爸怕我害怕，把我的小手紧紧地攥在他的手里。

父亲在1962年66岁那年得了一场病。民间有个说法，“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不知道是真应了这个说法还是巧合。父亲那年得病主要是腹部疼痛，肚子里鼓包，鼓胀得厉害。在乡镇的卫生院看过，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医生时而诊断为肠梗阻，时而又说是腹部肿瘤，现在看来后一种说法还是接近一些。农村缺医少药，看病也没有条件，犯病时就吃点药顶着。记得有一次犯病是在正月十五，父亲犯病痛得厉害，村里的医生让去镇上的卫生院买药。我和哥哥两人赶着个马爬犁就上路了。结果那匹马不听使唤，半路上就奔岔道跑了，我和哥哥追出了几里路才抓到它。不得已哥哥脱下秋衣蒙住马的眼睛，我们两个一人赶爬犁一人坐，奔波了大半夜才把几包止痛药买回来。

父亲得了这个病以后，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就那样挺着，时好时坏，时轻时重。那个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诊疗设备几乎没有，农村医生的水平也有限，加上我们家里也穷，根本没有钱看病，更别说上大医院看病了。 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诊断和治疗。得病以后，父亲又坚持了十年，最后还是这个病发作，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一生勤俭质朴，本份做人。他没有文化，不会说不会道，很少有和我们讲大道理的时候，更没有什么说教，他只是用他默默的行动，给儿女们做出榜样。

父亲的勤劳给我的印象最深，只要还能行动，他就很少闲着，总是做这忙那。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住的大院有一块闲地，他每年都在地里种一些菜，给全院的邻居们吃。每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就和姐姐哥哥一起用筐装满各种蔬菜给各家送。搬到农村后我们家的自留地和菜园子也都是父亲一手伺弄。别人家的菜还没有下来，我们家已经吃上了，别人家的菜都吃过了，我们家的地里还有。有时候地里菜吃不完，他还卖一些挣点钱以贴补家用。我上中学时在学校住宿，有一次没有钱了让同学到我家里去取，爸爸给我捎来了一元钱，我接过来一看，竟是厚厚的一小打，都是一分二分或者五分的分币，连成角的钱都没有。难以想象，这是父亲在卖菜后怎样几分几分攒起来的。拿着这点父亲的血汗钱，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无语凝咽。

父亲的一辈子性情耿直，脾气倔犟。父亲很爱我们，但他从来不说，很少表露出来。三姐结婚后有一次和姐夫吵架喝了农药，人昏了过去，在抢救过程中，父亲看到了三姐夫，不由分说劈面就是几个耳光，打的三姐夫目瞪口呆，想不到老爷子脾气这么大。我们姐弟对他的感情也挺深，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先后都离开了家，没能守在他身边尽到儿女的责任。我当兵时他挺高兴，但他也不说什么。我离开家时，他拖着有病的身体把我送到到大街上，默默地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看着我，始终不肯上前。我站在车上冲他招手，向他喊到：“爸爸，你要多保重啊！”他点点头向我摆摆手，眼里满含着泪花。两年后，父亲旧病复发拍电报告诉我，部队批准我探家。我回到家里时，刚一进院子他就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我亲着我的脸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的感情流露。

父亲劳累一辈子，受苦一辈子，一直也没有享过什么福。一直到72岁时他还在生产队里打更。他非常喜欢吃面食，特别是喜欢吃面条，可是那时农村太穷太苦，哪能满足他的愿望呢。记得在中学时，有一次他去学校看我，我在一家小饭馆花两角钱给他买了一碗白皮面（就是白水煮的挂面），他倒上点酱油，吃的非常香甜，吃完后心满意足的走了。他在哈尔滨生活了几十年，也养成了喜欢喝啤酒的习惯，搬到农村后的十几年里，他一口啤酒也没有喝过，他也从不提起。我从部队探家时曾给他带回去两双解放鞋，他看了很高兴，说这够我这辈子穿的了。事实上一直到他去世那两双鞋也没有穿坏。今年三月份时我去辽阳参加战友孩子的婚礼，遇到在勃利县农村的一位老同学 ，他还向深情地我回忆起回到“连珠岗”时父亲母亲用我从部队带回去的罐头做馅给他包饺子的情形，说的我们都唏嘘不已，感慨万端。

父亲去世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用翻天覆地形容也并不为过。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他看见过妻子的照片，也是不说什么，嫂子问他咋样，他也只是笑笑，说挺好挺好。现在我的儿子——父亲的孙子都有了女儿和儿子，那是他的重孙女重孙子了。可惜他没有福气看到这一切，不能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幸福吧。

孙继平：1969年1月入伍，原铁道兵九师四十一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

写于父亲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