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史识成为常识

游彪

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历史研究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似乎易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于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高扬科学、民主旗帜，去审视古代社会，自然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言必批判专制腐败者，却似乎并未吸取教训，行事也往往并不民主、科学，反而更为独断专行，而且顺者昌，逆者亡。学术界的这类现象并不罕见，有些人道德学问并无过人之处，甚或一无是处，却能在某些人的提携和暗箱操作之下成为学术“带头人”。善言而不能行，言行不一，这大概是自古以来不少社会精英们的普遍状态，直至今日，似乎并无太大变化，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悲剧。

《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游彪著，天地出版社出版

在笔者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就算在朝廷之内，宋朝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37.5﹪，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了，这在中国古代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大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很难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必须谨慎应对的，宋朝自然也不例外。

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应该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才有可能从事学术研究。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

以宋朝历史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相关著作，这些书大概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应该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其成果不能只是大学里的教材和参考书，而应该是让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常识。任何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过于强调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