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

我的朋友们时常因为我对她们的领域有兴趣而欣慰，跟我说是不是受到她们专业的影响，我回答多少会的。

像我一个做书匠，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的，都是这里看看那里挖挖，浅尝辄止，而每每遇到专业人士，就会虚心讨教。但大多数都很谦虚，总是说我们看的书跟编辑比起来太少了，你们的阅读量和知识面都是很广泛的。虽然属实，但都是客套话。

一晃半年过去了。把重点的笔记罗列下，作为结束。这目录学的一本入门书，可以用来检索，特别是最后的一些代表性的专业目录，比如艺术、历史、敦煌学和金石学，这是我关注比较多的，宗教的部分，只是简单浏览了一番。但这本书毕竟只是一个阶段的研究目录学的成果，只能借鉴一部分。之后相关的书准备再翻看一两本即可。我不喜欢这么细化的研究，可能本身兴趣不大，虽然跟自己从事的领域相关。

以下是笔记中的简短摘录。

读到序言的最后，讲到姚先生的身世，不仅潸然泪下，对日本人又多了一份憎恨。若不是他们，中国的文人不会惨遭这样的境遇。替姚先生悲哀，也替国人悲哀。如今的学者，多是为教学及琐事缠身，真正能踏实做学问，又对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寥寥无几。

校雠学，亦作“校仇”。亦作“校仇”。1.一人独校为校，二人对校为雠。谓考订书籍，纠正讹误。汉刘向《＜管子＞序》：“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唐韩愈《送郑十校理序》：“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讎官，曰学士，曰校理。”《宋史·职官志四》：“﹝元祐三年﹞十二月，詔礼部，本省长贰定校讐之课，月终具奏。”清吴翊《洞庭山馆呈司寇东海公》诗之二：“锦堂恩詔许归休，妙选宾僚佐校讐。”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自隋以降，书府失其守，校讎之事，职诸世儒。”

(2).比试；比较。清和邦额《夜谭随录·潘烂头》：“或谓潘曰：'汝素以术自衒，今天师至矣，敢与之校讎乎？’”鲁迅《书信集·致蒋抑卮》：“事物不相校讎，輒昧善恶。”

理清几个概念，以及目录学、目录的种类和目录学的范围，并对目录学家的分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看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对于学科专目的细分产生了灵感。文献学与文学相比，细化程度更高，就像拿着显微镜在看一个古老的世界。因为本身就不是研究古典这块，有些语言上的障碍和古典文化的陌生感。需要时间来打破。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定义解题为“不同于一般的目录摘要，不仅记录书名、卷数、作者、成书时间，更重要的是叙述了学术渊源，介绍了书的内容，有的还作出简要的评价。此外，还著录了版本类别、款式、版刻特点、得书经过等内容。”最早以解题命名的提要式书目是《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现存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撰。

现在可以考证的最早的有解题的目录应当为西汉刘向《别录》。《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是为《别录》。现存的尚有《战国策叙录》、《晏子春秋叙录》、《管子叙录》等。解题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使目录达到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古代兵书和一些代表性兵书值得关注。从春秋战国看，目录学可从《兵书》中寻到一些痕迹，还是要再细读司马迁之《史记》。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为《礼记》。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从远古留存下来，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做学问做研究还是不能脱离了对孔子的了解，主要是文化贡献和治学理念，包括教育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古籍的研究和教学运用。

《通志》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郑樵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其中《校雠略》评述了历代各家目录，总结了自刘向、刘歆以后千余年目录学的实践工作，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

在目录的著录方法和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书，通录古今，不应遗漏亡佚之书，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在解题和编目上，认为“书应有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谈，提出了“泛释无义”的原则；提倡编次目录要著录全面，一书中如有多种学科，应分别标出名目，编次应分先后。

这些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类例可以剖析学术源流的思想，为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著《校雠通义》把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向高潮打下坚实基础。

将来会重点研究一下章学诚这个人和他的研究。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此外，古人的读书方法、书目分类，包括今日一些知名出版社的新书书目都值得研究，会了解一些出版的结构和发展方向。研究历史和文献，需要更持久的耐心和时间积累，操之过急是不行的。我一面有高师引导，一面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相信终能寻到一条光明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