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清政府任命的台湾巡抚）
刘铭传(1836.9.7—1895年.1.12)，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朝名将。
1836年(道光十六年)9月7日，刘铭传生于安徽合肥大潜山麓(今隶肥西县)一个世代务农的的家庭。他上私塾时，无心诵读先贤圣语。十二三岁的时候，读了一些占候、堪舆一类的杂书，尤其喜好治兵家言。
19世纪50年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军，捻军起义席卷大江南北，清朝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刘铭传身处乱世，先是加入当地贩卖私盐的团伙，接著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1856年(咸丰六年)8月，纠集起几百名贫苦青壮，当上了结寨自保的武装头目。两年后，以“捍卫井里”为旗帜，在大潜山西面建起寨堡，成为这一带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一股团练武装。
1859年9月1日，太平军一部攻打合肥的长城镇、官亭，刘铭传奉命率部“协剿”，将太平军击退。后被安徽巡抚福济褒奖为千总，赏五品顶戴。1861年11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合肥招募勇丁，编练淮军。刘铭传受荐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号称“铭字营”，随同出发。
1862年(同治元年)4月，李鸿章奉命援上海，刘铭传带著「铭字营”，乘英国轮船由安庆到达上海。
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著手更换军械。至9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11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他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著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
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6营，共18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募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
1864年12月，“铭军”奉命移师安徽六安、霍山一带，参加镇压捻军的战争。刘铭传接受僧格林沁马队全军覆没的教训，向“剿捻”主帅曾国藩提出“定长墙圈制与扼要设防、分道兜剿”的建议，被曾国藩采纳，遂以运河、黄河、贾鲁河、沙河，淮河为界，沿河筑起长堤碉堡，分兵防守。刘铭传部负责防守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河南沈丘)的地段。为了追击捻军，刘铭传率先组建了马队，配备了双响短洋枪。但仓促组成，远不如捻军的骑兵。1866年9月，捻军突破清军沙河防线，宣告曾国藩计划破产。
12月，淮军统帅李鸿章接办“剿捻。军务，他继承曾氏故伎，用“扼地兜剿”之法，重新策划对捻军的围攻。1867年2月，刘铭传奉命自湖北宜城拔队，与自樊城南下的湘军鲍超部，合攻旧口、尹隆河地区的东捻军。19日拂晓，刘铭传图功心切，提前由下洋港渡过司马河(今天门河)进攻捻军。结果，遭到捻军的分割包围，总兵唐殿魁等部被歼灭。刘铭传与幕僚逃入一个废堡，脱去衣冠，坐地待死。后因鲍超一军赶到，架劈山炮连环轰击，将包围刘铭传残部的捻军击退，救出了刘铭传及部下2000余人。
1867年6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毒计，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300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濠沟，每营负责3里宽的防御正面。8月，清军王心安部营垒初成，河墙未筑的情况被捻军侦知，趁机由此突围，向南转移。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年底覆败于扬州东北瓦窑铺。
东捻军被围告急之际，正在陕北作战的西捻军闻讯回救，取道山西，进入直隶，威胁北京。清朝廷慌忙调集多路清军围堵。而刘铭传则怨恨朝廷赏罚不明，愤而南还合肥养病，在曾国藩的坚决催令下，方于1868年?月27日回到铭军老营，参与镇压西捻军。这时西捻军在各路清军的围堵下损失殆尽，又局处黄河、运河，陡骇河间狭窄地域，8月16日，刘铭传部淮军和郭松林部湘军，与西捻军在陡骇河边决战，西捻军覆败，领袖张宗禹不知所终。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血腥战争中，刘铭传的“铭军”已扩编为1.2万余人，分步、骑、炮诸兵种，全部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淮军及整个清朝军队中一支十分凶悍的武装。
1872年2月，刘铭传顶著一等男爵的头衔衣锦还乡，回到老家养病。谁知不久，驻扎在陕西的“铭军”突然哗变，几天内溃散殆尽。清廷拟予将刘铭传革职查办处分。刘铭传四下活动，求得开复，却从此被解除兵柄，闲居了13年。
他虽然远离清朝军事政治权力中心，但对祖国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甚感不安。他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仔细阅读，还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间，结交洋务派人士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等人，思虑中国富强之道。他拍案惊呼：“中国不变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刘壮肃公奏议》卷首)这种直率深邃的见解在当时是不多的。
1880年，清廷以沙俄霸占伊犁，并对我进行武力威胁，便召刘铭传入京征询对策，并准备必要时派他统兵作战。刘铭传借这个机会，呈上思虑已久的《筹造铁路自强折》。他认为：铁路不仅利于漕务、赈务、商务诸业，而且可以迅速提高清军的机动能力，使18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可惜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刘铭传不得施展抱负，依旧返归故里“疗疾”。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法国殖民者从越南南方不断向北方扩张，企图进窥中国西南边疆。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次年6月，法军除在陆路节节进逼中国边境，海上则派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炮舰20余艘，企图攻占福建和台湾海口，以逼迫清政府在谈判中让步。这时，清廷终于再次起用刘铭传，让他负责台湾防务。
1884年6月24日，刘铭传乘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之机，提出了“整顿海防以济当务之急，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的建议，并指出建设国防的具体措施：严密防守各商埠及产煤地区，断绝敌舰之源，改建各海口炮台，配备炮队、水雷，裁撤长江、太湖水师，筹办中国海军，以严防守；速派精；通业务者到外洋购买新式枪炮，以应战时急需，酌裁无用的募勇、绿营，编练新式军队，对统兵将领实行严格的考核和赏罚制度，设局译刻西洋实用，书籍以备参考。
两天后，刘铭传受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他从铭军部队中抽调陆操教习100人、炮队教习30人，水雷教习4人，并令铭军旧将王贵扬等10余人携带毛瑟后门枪3000杆，配齐子弹渡海赴台。7月14日夜间，他趁著雷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乘军舰躲过法国舰队，于16日在基隆港口登岸。
刘铭传认为，法军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基隆和沪尾(今淡水)两海口，故到台伊始，立即著手重新组织海岸防御：首先在基隆外海口门两山对峙之处，增筑社寮岛，仙洞山和沙湾炮台，阻遏敌舰入口。沪尾除原有沙仑旧炮台，又新筑中仑和油车口两座新炮台，填塞港道口门，阻止敌船突入。其次，由于台湾清军兵力单薄，刘铭传在全台推行团练之制，陆团在内陆驻守，渔团在海上巡逻。同时，划全台为数个防区，分兵设将，各负其责。此外，在台北府设支应局，在上海设军械粮饷总局，保障后勤供应。
8月3日，法舰4艘载海军陆战队近千人抵近基隆海口，企图占领基隆及附近的煤矿。刘铭传闻报，连夜从台北府城赶往前线。5日上午8时，法国舰队发炮猛轰各岸防炮台。基隆守军奋起还击，命中法旗舰“拉加利桑尼亚”号和巡洋舰“费勒斯”号。法军因正面攻击不能奏效，改由侧面进攻，连续轰击4个小时，摧毁了基隆诸炮台与火药库。刘铭传下令大部分守军暂退至山后避炮，另一方面以水淹没基隆八斗煤井，焚毁厂房及存煤，不给法舰队补充能源之便。法海军陆战队200余人先后换乘小艇登陆，占领大沙湾附近高地。
刘铭传鉴于法舰火力猛烈，决定待登陆法军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再进行反击。6日上午，他传令诸将到大营商；议破敌之计。众人进屋时，却见他正在吃早饭，满面愁容地对身边幕僚叹息说：“我曾经以数千人破10万军，都得力于唐殿魁和刘盛藻二人。可惜他们都死了。如果这二人还活著，我怎么会忧患法军呢?”一席话说得部将章高元，邓长安高声抗言：我们跟随你也有十来年了，你今逢绝境，我们也义不生还1刘铭传立即放下筷子，站起来握住二人的手，说：“好男儿，勉立功名!唐、刘不得专美于前矣”。随即提出了“诱之陆战，两面夹攻"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具体部署。
下午2时，马丁中校率领“巴雅”号军舰的陆战队员，猛攻清军曹志忠营所据守的田寮港西侧高地。曹志忠营迎头阻击，苏得胜，章高元和邓长安率亲军从东西两面袭击，成三面合围之势。不久，在山巅军旗之下的法军指挥官被清军击倒，全军大溃，伤亡近100人。残部狼狈逃回舰上，许多人落水而亡。
基隆抗登陆作战的胜利，使法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暂时改对台湾北部进行海上封锁，把舰队主力集中于福建水域。8月23日，法军舰队在马尾海战中获胜，清朝福建水师惨遭覆灭。9月30日，孤拔按照法国海军部的指令，率舰5艘(连同先期抵达的“梭尼”号等3舰共计8艘)，陆战队1000余人重返基隆口外，准备登陆后派兵绕袭守军侧翼，夺占狮球岭和基隆城，尔后进犯台北。为了分散守军力量，由利士比率三舰驶往沪尾(淡水)，以攻势行动促使清军主力往援。
在法军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下，刘铭传在台湾的处境日益艰难。但他仍决心孤军抗敌。他判断法军得不到基隆之煤，万难用兵中国，遂决定亲率主力扼守基隆，以孙开华主持沪尾防御。
10月1日晨，法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在舰炮掩护下，在仙洞山海岸登陆，企图抢占仙洞山顶，安设炮位，配合舰炮掩护步兵沿岸边的山脊绕袭基隆守军侧翼。仙洞山阵地指挥宫毕长和率100余士兵顽强抵抗近2个小时，终于失守。法军从山巅抄袭清军章高元，陈永隆部，并在山顶展开炮队，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坚守二重桥一带，顶住了法军的攻势。中午，法军另2个陆战大队相继登陆，准备次日继续进攻，这天夜里，刘铭传连续接到沪尾发来的三封告急信，内称：法舰直犯沪尾口门，发炮如雨，新筑炮台全被击毁；形势十分危急。刘铭传考虑到基隆法军舰炮火力占绝对优势，且该地距府城较远，而沪尾距府城仅30里，遂决定放弃基隆，援助沪尾，固守台北，确保全台大局。
刘铭传的这一决策，遭到清廷、清军将士和社会各界的反对。但他力排众议，不改初衷，派人焚毁塞隆煤矿，仅留300人守狮球岭高地，自率主力连夜往援沪尾。
10月2日，法军轻取基隆和狮球岭，因兵力不足，未敢进据基隆港东岸煤矿。刘铭传后来发现沪尾形势尚未明显恶化，即以章高元部增援沪尾，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在水返脚一带扼守，阻止法军继续南下。
此时的沪尾战场，由于得到4个营增援，实力大增，守将孙开华决心在北岸浅近纵深内利用丛林和高地设伏，待机歼敌。
10月8日上午9时，先后调集到沪尾海口的8艘法舰的舰炮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陆战队登陆。按照计划，法军应避开丛林，经红炮台山坡绕到白炮台东侧，夺取水雷点火站。但由于法军在滩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宜扑白炮台。孙开华待敌军接近丛林、立即率两营从正面拦击，并下令埋伏于红炮台山后的章高元部和刘朝枯部从右翼出击。法军以密集火力阻止清军冲锋。章高元等裸身衔刀，大呼突入敌阵，法军退入小山进行抵抗，又突然遭到埋伏在草丛中的台湾“土勇”的攻击，法军惊溃，纷纷向海边逃窜。此战，法军被歼100余人，被俘10余人。此后，法军司令孤拔转而采取海上封锁的手段，围困台湾军民。
从11月7日起，法国侵略军向暖暖、鸟脚峰、石梯岭等地发起进攻，企图将清军逐出基隆河上游北岸的三角地带，扩大前哨阵地。为此，台北清军与当地土勇与法国侵略军展开了长达4个月之久的拉锯战。为了在基隆山地消耗法军有生力量，刘铭传短衣草履亲临前线，深入士卒间吊死问疾，同饮共食，激励士气，一次次打退了法军的进攻。
但是，清军内部在作战方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焦点集中在是否“不惜一切牺牲收复基隆，”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清朝廷严旨催促，“务须克复基隆”。另一方面，一部分驻台将领也受人鼓励，擅自用兵。早在11月2日，曹志忠不经刘铭传同意，趁夜领兵仰攻狮球岭九芎坑法军营垒，结果伤亡40余人，被迫撤退。刘铭传认为收复基隆，必须冒险仰攻，易损精锐，所以坚令曹志忠稳扎五堵营卡，切忌图功轻进。
1885年3月1日，湘军王诗正部抵达台北，淮军聂士成部850人也在后山卑陆登陆。援兵的到来，给主张收复基隆的将领官员们增添了信心。4月3日，王诗正擅率大队人马远离阵地寻求决战，企图一举克复失地。但这时法军作战部队已增至3000余人。他们以杜塞斯雷率法军新锐力量1000余人，配属重炮从八斗登陆，突袭月眉山清军阵地。而守军在月眉山、深塽坑17里宽的防御正面上，仅有1400余人分守要卡。前线指挥官曹志忠一面集中700人坚守戏台山，一面飞书向刘铭传告急。5日晨，法军2000人由枕头山、竹蒿山、龙潭堵三路进逼月眉山，清宰伤亡甚众。月眉山顶阵地失守，余部退往基隆河南岸。
夜里，刘铭传急率聂土成部400余人驰赴六堵，扼守台北大道，才使战局稳定下来。16日，法军派工兵数百人架桥开道，试图向河南发展，遭到清军阻击。此后战事遂成胶著状态。
3月24日，清军老将冯子材在中越边境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促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并匆匆结束战争。法国侵略军陆续从中国领土上撤走。
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刘铭传认为台湾是东南7省的门户，需要认真加强防务。他确定了台湾防务建设的原则：以澎湖为前沿，台北为重点。依靠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工事。建立独立防御体系，为此，他先后做了四件大事：兴办军器局和军械所，兴筑新式炮台，加强澎湖防务和整顿台湾军制。
台湾孤悬海外，军械全靠大陆供应，一旦敌国封海。难以持久坚守。刘铭传鉴于中法战争中的深刻教训，于1885年7月在台北府城北门外大稻埕建立了军械机器局。后来又在府城偏西地方设立一个军械所。另外，还设立水雷局和水雷营，负责管理和布设水雷。
炮台是海口防御的关键设施。1885年8月，刘铭传下令在台湾各主要海口砌筑坚固的新式炮台，安装新式大炮。到1888年7月，已筑成炮台10座。次年，将31尊阿姆斯特朗后膛岸防炮安置在各新筑的炮台上，加上各种型号的碰雷、沉雷，有效地加强了台湾各主要海口的防卫力量，
刘铭传认为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他打算建设一支海军，控制近海制海权，增加台、澎防御能力。因清政府财政拮据，这一建议无法付诸实施。于是，只得以加强岸防能力来弥补：他下令在澎湖修建新式炮台4座，配备17尊阿姆斯特朗后膛大炮，又把澎湖驻军指挥官提升到总兵级，派骁将吴宏洛率3营水师进扎，联络炮台，以助防御，并将唯一的“海镜”号兵舰专拨澎湖调遣。
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刘铭传还将台湾的陆营裁汰，整编成35营，全部改用洋枪，仿照欧洲方式进行训练，严格考核制度。台湾的团练也改为常设，设团练总局于台北，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设团，使之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佐助官军御敌。
此外，刘铭传还在台湾铺设铁路，架设电线，发展工商种植送输诸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防务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1891年6月4日，刘铭传在外国列强与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共同排挤下，离开台湾，被迫辞职返乡。
刘铭传二次隐居之后，仍时时牵挂国防大事，尤其担心日本的侵略扩张。退隐之初，他多次上书李鸿章，请他转告朝廷，对日本为患要多加提防，特别是要加强海军建设。1894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中日战争。一些清廷官员考虑到刘铭传系淮军宿将，对日本情况研究颇深，交章奏请起用刘铭传指挥抗日军务，遭到光绪皇帝的师父翁同鲧的阻拦，仅向他询问战守之策。刘铭传亟盼清廷能够重新起用他，驰骋沙场，抗击日军。他立刻复信李鸿章，建议练兵407，一半分屯沿海，一半扼守鸭绿江。不同日军在朝鲜争一城一池，重点保卫东北三省，不使日军越江，而后观敌破绽，相机行事。这一颇为清醒的用兵方略也并未为朝廷所重视。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不啻给刘铭传当头一棒。他忧思郁结，旧病增剧。11月下旬，台湾军民抗日斗争失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全部土地。消息传来，刘铭传顿时昏厥过去。
1896年1月12日，刘铭传去世。作为一名有爱国心的沙场老将，最令他抱恨终天的是：不能驰赴疆场，抗击日寇，而是眼睁睁看著多年呕心沥血建设的台湾宝岛被拱手割予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