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着“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和政策实践。由于农业生产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古代社会一直都非常重视农业，上至天子朝廷，中至官吏士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农业是社稷之本，是国民之本。所以，“重农”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基本国策，从商周到明清皆是如此，直到现代社会，依然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商业文明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当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一定会催生出工商业生产活动。随着农业生产工具进步和经验的积累，农业产出不断增多，能解决越来越多人的吃饭问题。人吃饱饭之后，就会衍生出其他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些需求驱动着更多样更丰富的商品生产、更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与协作、更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等。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来的富余产品（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之外的那部分），也需要通过商业活动来异地调配（比如把A地的特产品运到B地去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基本因素推动着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所以，农业和商业本身并不是天然对立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有时会遭受到战乱或天灾破坏），古代的商业活动总体上是一种扩张趋势，当然也会因各种原因存在某些阶段性的萎缩，但整体趋势是向上的、扩张的。尤其是在唐宋以后，商业繁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领先的。▼图：《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宋朝商贸繁荣景象。图片来源于网络。
既然农业和商业并不天然对立，那为何古代强调“重农”的同时，还要“抑商”呢？为何会出现这种对立的立场，让农、商自由发展、齐头并进难道不好吗？我们这里从两个角度来解释“抑商”：一个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抑商”，另一个是朝廷政策实践上的“抑商”。思想观念上的“抑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对商人追逐利益的行为是十分贬低的，而统治者刚好是用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的（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所以，在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商人并不受人尊敬，经商也并不是普通百姓的理想选择（古代人的最优人生理想大都是学而优则仕，而不是经商发财）。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古代社会出现过一次商业活动小高峰期——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当时青铜铸币大量涌现，可以佐证当时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因为商品交换需要以货币为媒介。这一时期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还出现了许多有名大商人（如范蠡、子贡、吕不韦），这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在经商上没有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当时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独尊儒术之后，“抑商”思想才逐步渗透到人们观念之中，并深远影响着古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和看法。直到宋朝之后，“抑商”的观念才开始淡化，到明清时，商人的地位和经商活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许多人都羡慕发财的商人，商人群体壮大，由此还催生出了“儒商”这个新群体（儒家思想和商人身份的结合）。朝廷的“抑商”政策，更为准确地说，是“抑制不受控制的民间商人”，而不是“抑制商业活动”，更不是“禁止商业活动”。自商周到明清，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官营经济，其中就包含官营商业，由朝廷或地方官府负责管理一个地区的市场集贸或跨地区商贸交易。可见，朝廷并不是要抑制商业活动，朝廷自身就是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可从商业活动中直接获利。朝廷也清楚地知道，商业活动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商贸萧条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百姓的生产生活。生产力的进步驱使商业活动的扩张，朝廷自身是无法阻挡这一历史趋势的，禁止商业活动是不可能的。民间的商业活动是自发产生的，民间商人也是自发出现的。民间商人的许多“天然特性”，容易对皇权朝廷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构成威胁，所以需要对其抑制。这些“天然特性”是什么呢？第一，民间商人不易进行人身控制，朝廷不能任由其自由过度发展。第二，民间商人成为富商后，容易威胁到社会稳定和中央皇权。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基本以家庭自耕农模式为主（小农经济，自己有块地，自给自足），这种生产模式造就出了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用土地将人固定在某个地方，不迁徙、不流动，方便户籍管理，也方便征兵征税，这极大地方便了朝廷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图：古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利于长期维持社会稳定。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民间商人则不是如此，商人多迁徙、流动性强，且经商活动复杂而隐蔽，在古代没有电子通讯、没有信息网络、交通也不便利，朝廷对商人的人身控制较弱，官府对商人的经商活动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清楚商人的财产状况。而且，商人经商相比于农民务农，靠脑子赚钱、且获利甚多，商人更容易致富，而一旦变得有钱，人就会变得“不听话”。朝廷对民众的人身控制有一个惯用套路，就是牢牢控制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权，不能让百姓活的太舒服（自耕农就是这样，始终在温饱线上，饿不死，也不会活得舒坦，佃农雇农就更惨），这样一来，朝廷只需向百姓赏一点恩赐，百姓就会乖乖听话。商人有钱之后，自然就不在乎朝廷的“恩赐”，变得不好控制。此外，商人经商发财后，也容易诱使一些农民“弃农从商”，荒废农事生产，威胁到“重农”国策，所以，朝廷会刻意控制商人的总体数量，以保障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人口。对于民间商人这个群体来说，一般的中小商人对朝廷的威胁不大，只要他们不聚众成势，不刻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欺行霸市，老实本分做生意，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一般是比较宽容的。然而对于大富商，朝廷往往是比较警惕的，并会对他们采取一些打压措施。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执念，小商人赚到大钱、成为富商后，往往倾向于购买土地、田宅来积存财富（变成富商地主），由此造成土地兼并，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雇农或佃农，引发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威胁社会稳定。这种富商地主很容易成为皇权朝廷打压的对象。还有些富商会利用自己的财富笼络人心、聚众成势，或和地方官府勾结，形成地方豪强势力，这会严重威胁中央皇权，必定会成为朝廷的打压对象。此外，民间富商还往往牵涉着其他社会问题，比如：官商勾结腐败，商人骄奢淫逸、狡猾奸诈会带坏社会风气等等，这些现象都会直接或间接威胁到中央皇权的统治地位和利益。由于民间富商的威胁较大，所以，历朝对富商的态度都是比较严苛的，有的会将其“招安”，纳入的朝廷的监控之下（变成红顶商人），还可能会直接把他们的生意抢过来，变成官营。此外，有时朝廷面临财政危机时，也会拿富商“开刀”，比如汉武帝就强制没收过商人财产。▼图：沈万三雕像，元末明初的超级富商，不过遭到朱元璋的打压。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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