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回归有其根源》

历史理论的兴起与社会的危机和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视为人们对这种危机与转型的自觉反思，以及为了提出因应之道而对未来进行的设想和规划。西方历史学家对这种代表了总体性和统一性的历史理论问题的再次关注，同样可以在近年来西方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危机中找到答案。

首先，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危机，而这些矛盾和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会带来全球性的不良后果。比如，令人担忧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和环境恶化问题，等等。上述危机促使西方历史学家重新反思当前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意义及合理性，历史理论问题因而受到重视。

其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它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反而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动荡与不安。不仅如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这对西方引以为豪的政治和文化建制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状况也推动历史学家去重新考量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态势，并重新评估人类历史统一性背后的动力与机制问题。

最后，后现代主义、当下主义和短期主义对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持续解构。在这一情景中，人们将难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从而加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而确定性的丧失，将进一步加剧当前的社会危机。人们因而需要新的宏大叙事，借此重建历史的整体性，并获得值得期待的未来。以上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历史理论问题在西方史学界的再次兴起。

历史理论的回归虽然是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动向之一，但它对中国历史学家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尽管历史学家一向轻历史理论而重史学理论，但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理论问题有着天然的热情和持久的兴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更有志于将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融入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的探求之中，寻找它对国家、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今天，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处时代的激流中，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思考和建构统合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新的理论形态，在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中尽到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