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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hu.com/question/20689758/answer/117359165八王之乱以来，西晋中央政权崩溃，中国再次陷入长期的混战之中。经历了长达两百余年的民族交融，历史终于走向了新生的隋唐。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时代（尤以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顶峰），而其强盛的基础则在于极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通过控制编户，强有力保证了税源、兵源充足，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但自西汉元帝以来，伴随着官僚机构逐渐腐化，地方豪族出现，他们包庇人口、武断乡曲，他们的存在与秦汉帝国的体制相对立，到了东汉中期，部分豪族通过家传经学逐步转变为士族，逐步从地方进入中央官界，进一步巩固其势力。同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腐化，导致皇权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断争斗，导致中央权威丧失。在中央和地方两股离心势力影响下，国家对地方日渐失去控制，最终本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走向瓦解。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统一，但士族和豪族完全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控制极弱。晋武帝繁琐、细致的布局正体现了西晋局势一触即溃，最终在晋武帝去世后不久，毁灭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正式爆发。八王之乱看似为宗室间大混战，但实质上是被诸王引为幕僚的士族间的乱战。宗王本身并无自身势力，他们在出镇一方之后吸收当地士人进入都督府，成为地方势力代言人，通过地方士族对州郡进行控制，赵王伦之孙秀、齐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五公中四公籍贯不可考，身份难以认定）。因而八王之乱实质上是离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乱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综而言之，魏晋时代无法统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秦汉编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为了地方主宰，如何处理与其关系，成为魏晋时代最为严峻的问题。魏晋时代的北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其中北魏时代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又可分为“后五胡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北中国的具体事实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横一纵。（魏晋时代的民族矛盾与近现代以来的国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晋时代远远没有出现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此时的民族是以文化为基本区分标准的，因而断不可以近代视角观之）胡族的活跃造成其塞北体制、文化与汉地的强烈冲突，造成强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两赵时代，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五胡时代。长期以来士族都是官僚主要构成，胡族君主如何处理与士族、寒门、地方豪族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溃，并成为北朝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长期以来，北方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单于，而是帝国皇帝，如何处理胡族与汉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便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如刘渊这样的君主对汉文化有着丰富了解，但是胡汉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靠君主个人才能可以解决的。初期，胡族君主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办法，因而他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分治。所谓分治，顾名思义是对胡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行不同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族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单于-酋长-部落两套系统。大单于即是胡族机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诸如刘聪、石虎都曾任此职。两赵时期大单于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单于的专属机构为单于台，下设左右辅及其他官吏，【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属于胡族自治的范畴。应该说胡汉分治的体制极其简陋，并没有试图解决问题，只是将之搁置以图稳定，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体现了五胡时代前期，受制于时代的影响，胡汉矛盾的难以调和，而这种民族矛盾又深刻体现在两赵政权之中。如果说刘渊冒称汉室体现了他的汉化倾向，随着靳准之乱爆发，刘汉政权内的胡汉矛盾也显现出来。前赵虽与前汉一脉相承，但在政治认同上却属于两个系统。刘耀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实则意味着抛弃了刘渊所宣扬的刘汉宗亲身份，回归了匈奴传统，体现了五胡时代的胡汉对立。后赵政权的体制与前赵基本相同，同样以大单于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体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为严峻。除了胡汉分治以外，两赵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室之间的残杀。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直言，宗室在两赵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实则是继承于胡族部落传统，宗室掌握了军政大权，往往对皇权造成威胁，皇权为了巩固权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终加剧了政治内斗，引发了政权的衰亡。应该看到，宗室问题体现了五胡时代初期胡族传统和汉族体制的冲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强皇权成为五胡时代的重要命题。总而言之，两赵时代作为五胡时代前期，是胡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代。内乱、屠杀层出不穷，体现了胡汉冲突对于政权稳定的烈影响。就其体制而言，主要体现在胡汉分治和宗室掌权两个方面，显现出胡汉交融依然任重道远。冉闵之后，后赵政权趋于崩溃，北中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而继之而起的则是前秦和前燕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处于五胡时代后期，都对胡汉问题进行了一定解决，促进了民族交融。但是仔细考察两个政权体制，会发现由于地缘条件、社会结构不同，存在不同倾向。（同时存在的还有前凉政权，应当说诸凉政权保存了大量经学文化，为之后胡汉交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地缘独立性，与北中国政治主线关联较小，在此不论）前燕政权应当说是五胡时代汉化较为成功的政权，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息息相关。晋末以来，神州沉陆，地方势力较大的豪族以坞堡形式在乱世中生存。而那些势力较弱或是不愿忍受战火的汉族士人则开始逃离中原，去往边疆。陈寅恪先生敏锐的指出汉人迁徙大体有三个方向：向南投奔东晋、向西投奔前凉、向东投奔前燕。由于前燕所处的关东地区历来以文化见长，因而汉人士大夫的文化素养对前燕政权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也成为前燕政权入主中原的中坚力量。前燕政权凭借这一优势，积极推崇晋室、侨置郡县以便吸引、安置汉人，并建立一套汉族官僚体制，将士人吸纳进入前燕政权之中。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就体制而论，前燕与两赵相比，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其废除了以大单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统，整个政权的中上层只有一套统一的汉化体制，体现了五胡时代后期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整个前燕政权体制都是一元化，其中还设有军封（营户），即由宗室统领的军事特区。这一区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对其控制较弱，应该说是胡汉分治体制的改善版本，同时也是北魏军镇的先声。第一，军封与州郡只是军事与行政对立，而不是胡汉民族对立，其对立范围已经大大缩小；第二，两赵政权自上而下设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体制，而军封只是作为特殊行政区存在，不涉及中上层行政结构，中上层结构依然是一元化。虽然前燕大量吸收汉人，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多身处地方州郡或是中层官僚，真正占据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贵族。虽然前燕政权在体制上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相比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层宗室和皇权斗争依然激烈。在剧烈内斗和上层自身腐化之中，前燕政权最终被前秦所灭。前秦政权前期同样沿袭了两赵胡汉分治体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时这一时间前秦政权主要由氐族酋豪构成，【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定梁楞为前将军, 领左长史…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然而到了苻生时期，大单于一职便不再见诸于史籍，胡族体制也逐渐被汉化体制取代，也就是所谓【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到了苻坚时代，其行政体制更是进一步完善，应该说前秦政权同样改进了胡汉分治体制，为民族问题解决做出了贡献。然而同为五胡时代后期，前秦政权却显现了与前燕政权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象。前燕后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这样的景象哪怕即使是败亡之际也未在前秦出现。恰恰相反，史载其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让人想到了类似汉唐统一帝国的极盛时期”。如果说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前燕“士族政治”，那么关中景象却是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关中地区彪悍尚武，文化素养相对较弱，故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俗语。加之东汉以来，关中饱经战火，士族进一步凋零，前秦政权内部士族势力十分弱小，正是在这一特殊社会条件下，前秦政权创造了与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苻坚统治期间，重用王猛等汉人官僚，打击氐族权贵，建立了强大的专制体制。苻健皇后之弟特进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邓羌【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不禁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前秦的这番景象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同为关中政权的嬴秦与西汉，其厉行法治、打击豪强之决绝，仿佛使人置身于恢弘的秦汉帝国。那是一个君权强盛时代，也是一个文德昌明时代，在苻坚和王猛身上，人们重新发现了这种“关中性格”。在中国古代史前半期，北中国存在两个核心区域——关中和关东。由于地缘条件和社会风俗不同，二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正如战国时代秦国与六国的对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着关中和关东再次对立起来，这一次的对立，也成为北周、北齐对立的先声。自秦汉而魏晋，汉族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当民族问题逐渐缓解，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摆在胡族君主面前，是回归秦汉帝制，还是接受魏晋现实？这样的争论从燕秦延续到北魏时代，成为贯穿北朝史的重要议题，而此时仍只是萌芽。然而秦汉帝国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士族与豪族纵横的魏晋时代，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北中国的户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汉时代“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前秦政权打击士族、豪强，却无法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最终导致了淝水之战。可以说，前秦政权的败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政治上的矛盾。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及前秦败亡，认为之前苻坚迁徙氐人分守重镇的政策导致了中央地区实力虚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坚之所以要迁徙氐人，恰恰是因为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阳谋反，因而才希望通过这一政策稳固关东。对于前秦政权而言，迁徙氐人是叛乱，不迁徙氐人同样也是叛乱，这与政策本身并无关系。前秦政权本身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这个死局的关键就在于其所追求的秦汉体制。综上所论，前秦政权是民族矛盾和体制问题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此时民族间矛盾极深，五胡贵族在无法真正融入前秦政权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前秦打击豪强的政策，他们对地方控制能力极弱，一旦叛乱爆发根本无力阻挡。苻坚和王猛向往着那个恢弘的秦汉时代，他不顾所有人的阻拦一心南征，只是因为他用一生追寻着那个【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许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在在一个士族桀骜、夷狄奸诈的时代，追寻着不合时宜的理想，徒留后人凭吊。关中与关东、皇权与贵族，在五百年后，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秦与六国的时代。五胡晚期的燕秦对立，意味着胡汉矛盾开始逐步缓解，胡族君主开始探寻历史的出路，开始尝试建构一套全新政治体制，待到北魏重新统一北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淝水之战后，统一的前秦政权开始崩溃，各个政权纷纷复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魏政权，道武帝拓跋珪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队，自此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北魏前身代国，在五胡时代前期并无特殊之处，距离中原核心区也十分遥远，那么北魏政权究竟凭借什么样的特质才会如此迅速的崛起呢？【道武平中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所谓离散诸部，顾名思义，即是将原有的塞北部落体制彻底打碎，由中央进行直接控制，以此达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认为北魏就此便实现了中央集权，能够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与事实不符。这既印证了苻坚恢复皇权体制的志向，却从侧面证明了制度与现实政治的脱节，前秦最终便亡于社会整合的失败。魏晋时代之所以难以统一，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拥有强大势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编户十分稀少，王朝的财政、军事力量得不到保证，如果不能将这些中层社会整合进政权之中，帝国的统治根本无法稳固。而在胡族政权之中，以君长、酋豪为代表的部落首领同样是与之性质类似的中层领袖，想要利用一项改革就彻底击垮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始同编户】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罢了。胡族体制被打碎之后，如何尽可能的整合胡汉中层社会力量便成为摆在北魏政权面前的重要命题，由此产生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对汉豪族权力的承认，也是对胡族酋豪的妥协，使之成为北魏政权的基层领袖，既吻合汉地的社会结构，也是北魏前半期国家力量的极限。北魏的历史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划分的依据在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汉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政权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开始显现。而到了后半期，随着孝文帝改革深入，民族整合逐渐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北魏政权的主要问题，开北朝之先声。自五胡后期以来，民族矛盾开始缓和，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亦即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巩固政权统治基础，维护帝国统治。这一问题在五胡后期便开始出现，前秦和前燕给出不同的解答路径。北魏即将统一北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恰恰相反，北魏政权内部出现了鲜明的政治分野。崔浩作为太武帝拓跋焘的首要文臣，为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仅是因为他屡出奇计大胜敌国，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作为北方士族领袖，积极帮助北魏政权吸收北方士族，扩大了统治基础，推进了汉化进程。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臣，最后却在国史一案惨死，近人对此事论述已多，尤以陈寅恪先生所论影响最广。“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陈先生敏锐的抓住了北魏前期的胡汉民族矛盾，可谓真知灼见，但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在于，在崔浩事件中太武帝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北史·崔浩传》记载：帝大怒，使有司按浩……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中国历来重视史书，但是因史书编纂而遭致如此灭顶之灾的事件却并不多见。崔浩为太武朝首臣，为北魏统一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面对鲜卑贵族的攻击，太武帝不仅没有保护崔浩，反而借机大肆打击汉人士族，试想氐族豪酋何尝不愤恨于王猛，但是即使他们想要诛杀王猛，苻坚又怎么可能会应允呢？可见鲜卑旧贵族对崔浩的不满早已存在，而太武帝却一心维护崔浩。那么何以在国史案中太武帝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崔浩所谓【分明姓族】直指恢复魏晋时代的门阀体制，让汉人士族进入进入北魏政治核心，是孝文帝分定氏族的先声，太武帝与崔浩关系的转变，或因于此。太武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同时重视儒学，设立国子太学，加之部落传统的影响，太武帝的政治倾向带有鲜明皇权色彩，强调君主权威。然而崔浩在得势以后，试图建立门阀体制，这与太武帝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二人虽然表面上关系如旧，但是暗地之中确实矛盾丛生，最终导致了国史之案中太武帝不仅不维护崔浩，反而将之夷族的惨剧。由此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崔浩事件所反映的现象：从民族矛盾的明线上来看，崔浩死于胡汉矛盾，但是从政治分野的暗线上来看，太武帝皇权政治与崔浩门阀政治的矛盾才是崔浩之悲剧的内在原因。在北魏政权内部存在皇权君主、汉人士族、鲜卑贵族三种政治势力，分别对应着秦汉帝制、魏晋门阀、塞北部落三种社会体制。太武帝与崔浩因汉化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崔浩帮助北魏吸收士人巩固其统治基础，太武帝则给予汉人高门以优待，二者共同合作，共同限制鲜卑旧贵族的反动。然而到了太武帝后期，随着士族大量进入政界，之前掩盖于汉化目标之下的太武帝和崔浩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决裂，太武帝最终借鲜卑旧贵族之力对崔浩及汉人士族进行强力打击。过去论及北魏政治，关注胡汉矛盾者多，重视政治矛盾者少。应当来说，在汉化集团内部，依照其政治理想的不同，又可分为皇权派和门阀派。因而北魏政权内部，既存在胡族势力与汉化集团的对立，也存在内亚部落体制、秦汉皇权政治、魏晋门阀体制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对立，而这样的斗争在北魏之后的历史中依然存在，影响了北魏后期的历史。崔浩事件后，原本相互平衡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北魏政权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动乱。宗室之间相互倾轧，甚至连太武帝本人也死于宗爱之手，而政权重新获得稳定，已经到了文明太后时期。因崔浩事件而一度减缓的汉化进程至此进入了发展更为迅猛的新时代，而政治倾向的矛盾也更见明显。文明太后（冯太后）虽为母系，但实则是北魏皇权的代理人，观其施政，也完全继承了北魏君主百余年来的集权政策，并通过太和改制将之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为隋唐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史载李冲为西凉王室后裔，然而西凉立国不久便为北凉所灭。后太武帝统一北方，李冲之父李宝投奔北魏，而李冲本人则【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于是始为富室】。可见李冲虽然家世显赫，但败亡甚早，到李冲之时只能作为官僚而非贵族从政。即使不是寒门，也只能算是次等士族。李冲其人，是太和改制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势力一直延续到孝文朝，其与文明太后的君臣组合，隐隐有苻坚、王猛之感。关于这两项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贡献近人论述已多，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作为社会组织体制的三长制的局限性。三长制重新规划了社会组织结构，层层分级设立管理官员，乍看之下仿佛回到了秦汉帝国时代。但是受制于时代限制，三长制和离散诸部一样，收到的效果与制度构想存在较大差异。【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可见李冲虽欲恢复汉制，但是仍必须向地方豪族妥协，由地方豪族担任三长，因而倘若认为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施使北朝政权完全实现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显然是不合适的。这里想要多谈一点的是，国人论及制度，往往将制度之变革视为重大分界线。然而考察历史事实，其实任何制度都是受政治现实影响而变动的。比如，曹丕实行九品官人法，论者往往认为这一制度标志着门阀体制的正式确立，然而最初曹丕设立此制目的正是希望将乡议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是由于士族力量的强大，逐步侵蚀了这一制度，才使其变成了我们熟知的样子。再如，科举制度，论者认为隋文帝创立此制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强化，甚至将隋文帝视为仅次于秦始皇的中国第二皇帝，但是必须要指出，科举制创立之初远远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直到唐朝中后期，士族依然是科举士人主要来源，随着中古士族的自身萎缩，直到宋代才真正成为我们所知道的完善的科举制度。应该说科举制的发展经历了隋文帝、隋炀帝、武后直到宋代长达三百年的流变，将其功劳全部归功于隋文帝显然是不准确的，这种看法忽视了政治现实对制度的影响，忽视了历史的动态演进。太和改制的挫折证明了在士族、豪族控制地方社会的现实状况下，想要通过打击、消灭豪族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就为孝文帝的门阀化改革埋下了伏笔。近人论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关系，往往以汉化为线索，因而大多认为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继承者。此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倾向全然不同：文明太后一心试图恢复皇权体制，然而孝文帝则重用士族，在北魏上层确立了门阀体制。孝文帝迁都洛阳，标志着北魏汉化政策进入到最终阶段，这一举动意味着孝文帝决定放弃胡族传统，彻底组建汉族社会，就此解决五胡时代以来困扰北中国两百余年的民族矛盾，实为五胡时代的真正终结。而其政策中对政治体制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分定姓族的门阀化政策。所谓分定姓族，旨在通过将以八姓为核心的鲜卑旧贵族划入新的门阀体制之中，与汉人士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统治集团，以此保证政权上层的稳定，维护北魏政权的稳定。同时对士族地位和权力予以确认，使之归入北魏政权之中，加强北魏对地方的控制力，以此在社会的上层和中层维持统治的稳固。应当说，孝文帝的门阀改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北魏上层社会的胡汉矛盾日趋消解，汉地以士族为代表的中层社会被纳入体制之中，对于巩固政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孝文帝的门阀改革却忽视了作为胡族社会中层力量的北镇武人，最终在三十年后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政权的体制大体以州郡为主，同时在边地或新征服地区等统治尚未稳固的地区设立军镇，即军政合一的军事特区，由此形成军镇-州郡的二元体制。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体制与两赵时代的胡汉分治截然不同。在北镇之中除了鲜卑武人，同样有大量汉人存在，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较早消除了民族矛盾，通过姻亲关系形成了类似于汉地乡里社会的中层社会关系，成为北魏政权独特的政治单元。在早期北镇体制中，镇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类比于具有强烈荣誉感的贵族亲兵。然而孝文帝门阀改制以后，上层统治集团日趋固化，随着鲜卑贵族日益门阀化，与汉地风俗格格不入的北镇武人不仅上升渠道被阻塞，甚至有日趋贱民化的趋向，而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地方，在中央同样有所体现。在孝文帝最初的设想中，【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然而制度构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北魏的门阀体制自确立以来便日益固化，在崔亮设立停年格制度以后，武人的上升通道被彻底阻塞，门阀阶层彻底固化，由此还引发了羽林军叛乱。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正是在门阀体制日益僵化、腐败大背景下，被排除于这一体制之外的北镇武人掀起了叛乱，最终吞没了北魏政权。我认为不可，任何对于历史人物的判断都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环境。首先，孝文帝改革以来，胡汉民族矛盾日渐解决，然而政治问题则日益凸显，如果说民族矛盾是一种横向矛盾，那么政治矛盾则是一种纵向、关于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北魏时代，士族在地方和中央都拥有极大势力，如果无法团结士族，那么政权的统治不可能稳固。如果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真正结合起来，那么只能再一次重演崔浩事件的悲剧。而太和改制的挫折更是证明了试图回到秦汉帝制根本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门阀改革是孝文帝唯一选择。其次，据毛汉光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统计，在太武帝统一北方以后，士族在中央的比例已经从36.7%上升至66%。而孝文帝时期达到了77.5%，可见孝文帝改革并不是北魏门阀化过程的起点，而是这一过程的完成。北魏时代，任何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都不可能彻底消灭士族势力，与之合作是唯一选择。胡族政权的士族化是这一时期无可避免的历史大势，即使太武帝一心阻拦，半个世纪后，崔浩的政治理想最终由孝文帝实现。总而言之，孝文帝面对的是一个死局，实行团结士族实行门阀统治，意味着门阀贵族的日益腐化；中层社会发生动乱，而不实行门阀改革，则意味着统治基础薄弱，国家国力弱小且受到社会力量的严重威胁。只有当北镇之乱后，缺乏士族传统的关陇地区出现一个整合北镇武人和汉人豪族两种社会中层力量的新政权，这一死局才会有答案。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对孝文帝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胡汉矛盾激烈，严重阻碍了北方政权的社会整合，而孝文帝几乎以一己之力，将胡汉社会全方位的整合到一起，从此彻底解决了困扰北方社会将近两百年的民族问题，功莫大焉。在北魏的残骸与遗产之上，宇文泰和他的关陇集团即将继承苻坚、文明太后、孝文帝对于新世界的伟大志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出版专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
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专题论文：
杨术晖：《西晋八王之乱与士族关系研究》
闫旭梅：《胡汉分治问题试析》
崔一楠：《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
仇鹿鸣：《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陈琳国：《前秦政治制度与民族政策》
何兹全：《崔浩之死》
李明刚：《关陇集团形成过程研究》
钟盛：《关陇本地豪族与西魏北周政治》
熊伟：《府兵制政治过程论》
王玉来：《承续与更始：隋代统一过程中的地域集团和政治整合》
汪笺：《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
张欣：《皇权政治视野下的关陇集团研究》
李君：《李世民功臣集团研究》
李虎：《李唐政治军事集团研究》
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