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的发掘与认知（一）

作者：陈荃有

内容提要

就音乐史著的内容与形式特点来说，它应为音乐史学史撰写时格外关注的对象。自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各类基于史料基础而撰写的音乐史著不断涌现，其中的部分成果因社会经济原因、出版技术低下，或者因书著自身用途之别，仅以刻印本甚或手抄本方式存世。这批史著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场域发挥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而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印刷出版业的便捷，对于近现代历史中存世的一批音乐史著该要如何开展发掘、整理并使之发挥更为重要的学术功用，应该成为音乐史学史同人引为瞩目之事。

关键词

音乐史学史；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史著；冯文慈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近些年来，因采访并研究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而接触到冯先生的一些未刊遗作，也翻阅到了一些冯先生在数十年前曾参与编撰的未刊著述及相关资料，加上对学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的阅读学习，使得笔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中的学术资料问题产生了兴趣。现借助中国音乐史学会主办的音乐史学史专题研讨会的机遇，就此领域的话题略做阐述。

01

音乐史著的史学史价值

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而对于史学家在一定史观指引下依照各类史料进行论证、考述并据以编撰的历史学著述，又该给予何等的认知呢？

按照学界常识，史料乃“研究历史和编纂史书所用的资料”[1]，它体现了客观历史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密切关联事象的诸般材料显现；史著亦称史书，乃史学家基于各类史料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撰就的再生型成果。由二者的形成过程及材料自身所体现的属性而言，史料更多具有事物自然而生的客观属性，而史著则更多体现了后天的因人为参与而造就的主观特征。就当今历史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来说，对于客观性史料的挖掘、辨析、考证无疑仍是学者从学的重要一脉，且久已发展成为“史料学”；但其中对历史学自身理论发展与演变历程进行梳理、研究的史学史一脉，则相对滞后，这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不无关系——作为具有反思性质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史学史“研究既往的史学活动及其成果”，它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觉性达到新的高度的表现”。[2]因此，作为历史学家主观成果集中体现的史学著述，就成为史学史一域所应格外着力关注的对象；于音乐学术领域而言，音乐史著述（史书）就理当成为书写中国音乐史学史重要的基础性“史料”，以通过“寻找其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侧重于多学科的理论分析”[3]为首要。

作为史学史领域的一个发展阶段，历史学自中国近代以来随西学东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各类基于史料基础上的音乐领域的专门史著不断涌现，由此开启了以艺术化作为旨归的音乐史学建设之路。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尤其是处于20世纪早中期的中国印刷出版领域，同样处于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就民国时期（1912~1949）的出版状况来讲，政府长期实行的出版登记制度决定了出版业进入的低门槛，也形成了出版主体的多元化和出版机构的复杂化；[4]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多数的文本成果又因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出版技术低下等限制，或者只因原初用途的不同，至今仍以内部石印、油印甚或只是手抄本的方式存在，难于成为近现代登记在册的“正式”出版物。虽然如此，这批史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场域还是发挥了应有的学术功用，甚至为音乐史乃至音乐学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5]

就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音乐史学史领域来讲，面对近代以来各类已经广为人知的各部音乐史著，诸如叶伯和、郑觐文、许之衡、王光祈、杨荫浏等人的中国音乐史著作，重版、重印、推介者甚多，于学术研究而言虽然仍须加强对其时代特色与历史性纵向的学术观照，但毕竟已进入学人的视野并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典型”文献。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为了改变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的编写状况，学界开启了“重写音乐史”的学术反思与争鸣，其主旨虽为“重写”新理念新视野的音乐史学著述，为此而需的保障乃是对于史料的挖掘，而非对已有音乐史著的挖掘。

对音乐学界而言，即使以西学东渐之后的近代音乐史学的生发以来，除了对于音乐史料的发掘和丰富，是否存在对于已有音乐史著的遗漏或忽视呢？假如存在甚至非个例地存在这样尚处“隐性”状态的音乐史著，该要如何认识这样的史学著述并开展对其挖掘呢？此已然成为当下音乐史学领域应该认真面对的学术事项。

02

“隐性”音乐史著举要

近代以来，中国音乐史学史领域的关注对象主要围绕着已正式出版面世的史著，无论其印次、印数如何，影响怎样，只要正式刊行就易被纳入到史家的视野之中。以近代“首部”中国音乐史著作——叶伯和所撰《中国音乐史》为例，这部仅约三万字的著作前半部分1922年10月印行于成都的昌福公司，下半部分在时隔七年之后的《新四川日刊副刊》第25卷（1929年11月）方得见刊，但也因其印数甚微，直至1987年9月份才被艰难寻获全文。[6]就其当时的学术影响而论，王光祈在撰写《中国音乐史·自序》（1931年2月26日）时，曾提及了迟于叶著出版的童斐《中乐寻源》（1925）、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8）对他的影响，并在书后“参考书”目中再度列出两部著作，但王光祈始终没有提及作为自己同乡的叶伯和著《中国音乐史》。[7]即便如此，当代学术界对于叶著的了解已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音乐史著。

与上述相关的是，在近些年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音乐史材料中，发现尚存在一些较为“另类”的史著——它们并非由出版机构正式排版印行。但是，通过接触并阅读一些这样状况的音乐史学著作，使得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相关信息献诸学人。以下仅以三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的著述为例：

（一）顾梅羹《中国音乐史》

2012年仲夏，郑州市洞林大觉禅寺住持延若法师在山东德州的一家古玩店内发现了一部由琴家顾梅羹撰写的《中国音乐史》，因其正在修习琴筝等音乐技艺，便高价购买了这部音乐著作。随后，他在与顾梅羹弟子丁纪园女士谈艺时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引起丁女士关注并撰写了初步解读的论文投稿给《音乐研究》杂志。笔者在接触到这篇文稿后肯定了她的写作，同时为使文章的学术信息更加充实，嘱咐丁先生对文章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增补。随后，该文以《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为题，刊登于《音乐研究》2015年第3期（第5~11页及彩色版面）。

对于新发现的顾著《中国音乐史》，虽然对其具体撰写并印制的时间尚存在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但此史著面世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却是有诸多证据以使人信服这种结论的。[8]

图1 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绪论”[9]

图2 顾梅羹《中国音乐史》内页

从已呈现出的存本信息看，顾著《中国音乐史》由民国时期阎锡山设置于太原的山西军政人才培养机构“育才馆”石印线装成书，全书的内容共划分为五编四十四章，书的前部设置了一编“绪论”（内含五章：音乐之系统、音乐与政教、音乐与文学、音乐之分类、音乐史上之时代区画），书的后部设置“结论”（标题为：中国音乐史终）。在此著的绪论中，顾梅羹先生称“中国音乐……兹从其系统上求之，可总括为三项”，即雅乐、琴学、燕乐。由于他的这种认识与分类方法，在其著作中先后安排了六章的篇幅以专门论述琴学发展（标题分别为：琴学之独立、琴学之发展、唐代琴学之发达、有宋之琴学、明代琴学之极盛、清代之琴学），使得该著在中国音乐史一科的读本中“可称得上是一本中国古琴简史”[10]。

目前，该书的存本之中尚缺失两章的标题与内容（第十四、十五章），略呈“残本”状况。即便如此，这部或许为中国近代产生“最早”的中国音乐史学著述，无论其存世的文本呈现怎样的面貌，都应该成为学术界重要的音乐史学史研究对象。

注释：

[1]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第1463页。

[2] 周文玖：《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思考》，载《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第24、25页。

[3] 吕昕、陈应时撰“音乐史学”词条，载缪天瑞主编：《音乐百科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724页。

[4]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导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第4页。

[5] 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上海、北京两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所搜集、整理、编写的一批史著、史料，均呈油印或打印状态的“内部资料”形式，但它们早已被学界认为是“为创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起到了巨大的奠基性历史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几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著，具有学科开创性意义”，“宣告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中国音乐史学一个独立门类的新学科已经诞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第十一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张静蔚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第311页；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编：《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章“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戴嘉枋撰），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第146页；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载《音乐艺术》，1999年第3期。

[6] 顾鸿乔：《关于发现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下卷的说明》，载《音乐探索》，1988年第1期，第10页；《叶伯和和他的〈中国音乐史〉——纪念叶伯和诞辰一百周年》，载《音乐研究》，1989年第4期，第31页。

[7]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1934），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巴蜀书社，2009，第59~199页。

[8] 丁纪园女士认为，顾著《中国音乐史》初版面世于1920年春，于1923年作出修订但未及再刊；吴昊认为，此著应该编写于1922年至1923年仲夏之间。详见丁纪园：《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3期；吴昊：《也谈“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载《人民音乐》，2018年第5期。

[9] 图1、图2引自丁纪园：《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3期，彩色插页。

[10] 丁纪园：《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3期，第8页。

未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