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

2020年12月31日 12: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甜甜 张建平儒学是教化之学。为达成道德教化之目的,儒家特别推重“礼乐”,故其有“礼乐教化”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虽合用“礼乐”以行教成化,然“乐合同,礼别异”,“礼”和“乐”发挥教化作用的形式却是有区别的。大体而言,礼使人有差有别,乐使人有合有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儒家的“礼乐之道”,如果说,其“礼”论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差等之美”的话,那么,其“乐”论思想中则潜藏着一种“中和之美”。当然,儒家所推重的“乐”,并非泛指一切音乐,而是能陶冶人之性情、涵养人之德性的“雅乐正声”。荀子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常闻儒家雅乐正声,不仅能“感动人之善心”,使我们摒除邪情恶欲,不断涵养德性、向上向善;还能节情养情、得美成善,使我们在声音高低起伏的变化中,在情与理、美与善的统一中体认其“中和之美”。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一是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儒家雅乐追求一种“和合”的审美境界,以“和”为美。如何才是“和”,才是“美”?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通过“和同之辨”,深刻阐明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所谓“和而不同”者,以“不同”为“和”,认为只有包容差异才能达成和谐。而这种和谐的状态才是“美”。儒家认为,“音”有高低、大小、轻重、清浊等变化,才能“合”(和)而成“乐”。我们很难想象,单一枯燥、缺乏变化的音调音符能够成其为“乐”。当然,尽管音有高低、大小、轻重、清浊等变化才有乐,但在高低、大小、轻重、清浊等之间又要持“中”,无过而无不及,如此,才又有乐的中正平和之美。儒家这种“持中贵和”的雅乐观,在《吕氏春秋》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其言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又:“何为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按我们的理解,这里所谓“适”正是儒家雅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适”的理想境界是“中”与“和”的完美统一,所彰显的正是儒家雅乐中正平和的中和之美。二是情理统一,发而中节。如果说在乐之形式上,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主要表现为中与和的统一,那么,在乐之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为情与理的统一。《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诚然,虽有外物所扰而不发喜怒哀乐之“情”的“中”的状态固然美好,然恐“持论过高”,一般人实难企及。“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平实而论,儒家更相信,乐是人之“情”(喜怒哀乐)的自然宣泄和表现,这是人所不能免的,只是“情”之所“发”应合乎理性规范(礼、理)之要求,否则“情”势必流于奸邪而致“恶”致“乱”。“乐”的作用正在于,一方面使人可以将“不能免”的“情”自然表现出来(发),此可谓“以乐养情”;另一方面又使人“情”之表现(发)能够合乎“理”、中其节(受到一定节制,符合理性规范),此可谓“以乐节情”。喜怒哀乐之情之所发,发而皆能中其节,儒家对雅乐的这种养情节情的教化作用的重视,彰显了其所追求的那种合“情”合“理”、情理统一的中和之美。三是尽美尽善,美善相乐。在音乐形式上,注重“中”与“和”的统一,主张“和衷共适”;在音乐内容上,注重“情”与“理”的统一,主张情理交融,这构成了儒家雅乐所追求的中正平和的艺术审美境界。不过,儒家雅乐虽有“中和之美”,然儒家并不认为,乐只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相对于对乐的美学化理解,儒家还特别重视其德性滋养作用,赋予乐以“善”的道德性评价标准。《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儒家创始人孔子看来,只有《韶》这样“尽美”又“尽善”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雅乐正声”。孔子对《韶》乐、《武》乐的不同评断,很大程度上厘定了儒家的音乐审美标准,即美好的音乐不仅要有艺术形式的“美”,还要有艺术内容的“善”。在孔子“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观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美善相乐”的思想。他说:“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孔荀之后,“尽美尽善”“美善相乐”成为了儒家最高的音乐美学理想。儒家雅乐所追求的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理想,亦颇能显现其中正平和的精神智慧。在儒家这里,如果说“尽美”又“尽善”的音乐才是美乐、好乐,才是真正的雅乐正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儒家雅乐还追求一种尽美尽善、美善统一的中和之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时下,各种摇滚、重金属甚至歇斯底里的所谓“流行音乐”充斥着我们的世界,在快的生活节奏下,人们有时也会沉溺于这种音乐所带来的情感宣泄。殊不知,在这种音乐的“熏陶”下,我们只会更加狂躁不安、难于平静。在音乐的世界哪里有净土?不妨多听听中国古典雅乐,多感受一下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吧。这种“寻根之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的享受,还有“善”的滋养。在这喧嚣的世界,让我们多聆听儒家古典雅乐,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恬静淡关注儒学视域中钢琴艺术的中国化2020年12月31日 12: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宁 艾峰打印 推荐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魂”。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虽然其理论形态与内涵随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演化,但儒学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并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因而对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钢琴艺术亦有深远的影响。“中和”观推动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礼记·中庸》反复倡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观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重要的审美价值取向, 这一观念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表演与教育影响甚大。“和”作为儒家思想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中国文化本质的体现,并在思想层面影响着中国作曲家们创作的钢琴音乐。与西方钢琴音乐相比,中国钢琴音乐更加追求神韵空灵的意境,其深层是音乐适中、不偏不倚的“中和”文化的积淀。“中和之美”的倾向在黎英海的《夕阳箫鼓》、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杜鸣心的《春之采》、陈培勋的《平湖秋月》等作品中得以传神地展现,在音乐作品的结构、节奏、速度以及音乐表演的各个层面,无不印证着中国钢琴作品的美学思想内核——“和”。“中和”文化渗透于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历程,从1915年创作初期中西音乐文化“和而不同”的交融萌芽;1919—1937年间探索中国风格与欧洲音乐理论、钢琴演奏技巧结合的“中和”发展;1950—1966年间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政策,钢琴音乐文化呈现出的“乐与政通”的文化映射;到1977年至今的多元化、国际化、政通人和的文化取向,中国钢琴艺术始终与西方钢琴文化融汇“中和”,以兼容并包的姿态持续发展。中国钢琴表演艺术在世界舞台地位愈渐提升,蜚声国际的中国钢琴艺术家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傅聪的钢琴演绎富有中国文化的意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气质便是源自孔子的“中和”思想;朱晓玫以温暖和谐的演奏风格,在音乐诠释中尽现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溪山琴况》,将丰富的琴艺理论践行于琴技审美,其“和”况中的“心通造化,德协神人”,以习琴修养性情;“雅”况中的“明心见性”,以习琴提升心性境界;“静”况中的“静由中出,声自心生”,以无尘翳之心领悟声中求静的真谛等古琴表演美学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对中国钢琴创作、演奏与教学亦可发挥巨大启示作用。在王建中的《梅花三弄》、赵晓生的《太极》、黎英海的《夕阳箫鼓》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古琴这一民族乐器的特殊音色,也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韵味和意境。中国钢琴艺术展现“仁爱”观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爱”思想由自我为起点,进而扩展到宇宙万物,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便是赵元任秉承儒家“仁爱”思想,以天下为一家,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艺术展现;钢琴协奏曲《黄河》中的《黄河颂》,饱含着伟大宽宏的母亲之爱,将中华儿女的心凝聚在一起;而将一种永存的、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普世之爱”作为艺术理想的黄安伦,在其《舞诗第三号》和两部钢琴协奏曲中都有体现普世仁爱的内涵精神。享有“中国钢琴教母”美誉的周广仁先生,在长期的钢琴教育实践中广施艺术仁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钢琴教育模式;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先生,立足于“真善美”合一的育人理念,以“仁义”之爱对待学生,创造出教学的奇迹,即“始于情,成于势,达于声,精于度,施于勤,归于一”。儒家的“吾道一以贯之”正符合但昭义强调的弹琴要“通”,唯达者知通为一;而“道”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这最终成就了但昭义以“养育”为特色的教育学说。儒家“弘道”观融入中国钢琴音乐历代儒学家们都认为“文” 可以“明道”“贯道”“载道”,可以成教化,主张融艺术以仁道、人格、政治和责任,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情感,实现社会与人格的和谐,达到“立身成德”的艺术理想。在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演奏与教学中,儒家“弘道”说也有突出的体现。秉承儒家“载道”思想,周文中先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音乐中立言,传承传统文化,其饱含家国情怀的《柳色新》便是明证;而努力探索中国音乐创新之路的杜鸣心先生,继承中华民族以“仁”“礼”为美的伦理观,其钢琴协奏曲《春之采》饱含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博爱,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以《皮黄》铸就钢琴作品经典的作曲家张朝,其《中国之梦》以钢琴承载中华民族悠远之历史文化,将儒家《易经》之“道”以审美意象的形式艺术化呈现。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获奖的钢琴诗人顾圣婴,将全身心倾注于祖国的钢琴音乐事业,以崇高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心,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以不懈刻苦的努力为祖国拼搏,成为中国艺术家永远的楷模。作为钢琴明星,郎朗在美国白宫演奏《我的祖国》,这也是对祖国深沉的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从本土文化思维构建钢琴艺术理论体系的专著《钢琴演奏之道》,是赵晓生先生为钢琴艺术的中国化作出的开拓性理论贡献。赵晓生从东方哲学层面领悟钢琴艺术之道,创立“太极作曲系统”及“音集运动理论系统”,这正如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当探究事物的本质、穷尽事物的道理时,就能明晰逻辑根源、通达宇宙万法的真理。总而言之,钢琴艺术的中国化,既是一种发出中国声音的话语自觉,更是一种表达中国智慧的文化自觉。在儒家“中和”观、“仁爱”观、“弘道”观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钢琴艺术在创作美学观念、演奏风格实践以及教育教学体系中,无不渗透着儒学的思想文脉,并正在走向人文关怀与美学汇流的未来之路。(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古诗词钢琴音乐审美意象的儒学探究”(19CWYJ1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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