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文王墓 | 文帝行玺,赵佗的隐忍与不甘

两汉盛行厚葬。因而留存下来的墓葬众多,举国之下非常值得一看的有满城汉墓,徐州汉墓、永城汉墓、临沂汉墓、长沙马王堆、南昌海昏侯以及本文将述及的南越文王墓。
广州南越王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赵胡)的陵寝。之所以称之为陵寝,主要是因为在墓中发现了“文帝行玺”的金印,补充了史书中对于神秘南越国的记载,印证了赵眜称帝是史实。
公元前204年,南海尉赵佗攻击吞并桂林、象郡后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南越国。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汉灭亡,南越国享国九十三年,传五代,即:赵佗、赵眜、赵婴齐、赵兴、赵建德。《史记》有南越尉赵佗列传,《前汉书》有两粤传,这是对南越国历史最原始的记录。
南越国的创立始于秦末天下打乱。“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项羽分封诸王,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汉王刘邦还定“三秦”,楚汉之争正式开始,中原大地进入群雄逐鹿的滚滚硝烟之中。此时的南海尉赵佗,已在岭南经营许久,他既不从楚,亦不助汉,而是“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自立南越国,实行“偏霸”的策略。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将赵佗视为心腹大患。公元前202年,刚刚取得楚汉之争胜利的刘邦便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为封地,将“至忠”吴芮封为长沙王。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塞岭南之口”,不让赵佗逾岭而向北,问鼎中原。其后,刘邦多次对赵佗采用怀柔与强势并存的政策,一面封赵佗为南越王,一方面又遥夺南越国而封南海王。因此,赵佗与刘邦之间毫无信任感而言。赵佗也对汉朝采用若即若离的政策。
公元前189年,汉惠帝病死,吕后开始专政。吕后强势的对待南越,采用禁粤关市等政策,使得赵佗在公元前183年自称南越武帝,与吕后断绝臣属关系,分庭抗礼。直到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才恢复南越王赵佗的王籍和“通使如故”,赵佗也取帝号,再次臣服于汉。这种臣服并非是赵佗心悦诚服的。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使用两面三刀的手段,一方面在给汉文帝的上书中,声称绝不称帝。一方面“其居国,窃如故号名”。
不仅赵佗本人仍称南越武帝,其孙赵眜即位后,也称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即位后,“即藏起先武帝、文帝玺”。主要因为赵婴齐曾以南越国太子身份在长安做人质,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赵眜病重,才货准归国。因“居长安久,益畏汉”,故而自南越王第三代起,才真正不敢称帝。赵婴齐死后,只谥为明王。
南越国和汉朝这种君臣关系,一直只见诸于史料,未实物印证。三国时期孙权听闻赵佗墓中奇珍异宝甚多,曾派人专门盗掘,但终不可得,只掘取了婴齐之墓。墓中有“金印三十六,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这一材料印证了南越王有称帝的史实,但仍无法确证。
直到广州越秀山西边象岗之上的南越文王墓被发现后,南越国的历史真实的浮现在眼前。出土的文物也确证了其称帝的史实。

墓室分前后两部分, 共七室。前部分为前室、东( 左) 耳室、西( 右) 耳室, 平面呈横长方形; 后部四室, 有主室( 后中室)、东侧室( 后左室)、西侧室( 后右室) , 三室平行纵列, 在主室的后端由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 整个后部平面呈方形。

南越文王墓中最重要的出土物即文帝行玺金印。此印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此印为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行玺是皇帝六印之首。《汉旧仪》载: “ 玺皆白玉蠕虎钮, 文日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凡六玺。”据此,南越王赵胡在位时的确称为南越文帝。

数年前曾前后三次造访南越王墓,其中还偶遇大汉楚王与南越王的特展。展览把徐州的一批东西拉来展览,很不错说。
南越文王墓的出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他不仅证明了《史记》所载的“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有遗漏。应当按照《前汉书》所记“即藏起先武帝、文帝玺”。同时,亦说明了南越国九十三年的历史中,有长达六十一年(前183—前122年)的称帝史。先后历经西汉高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时代。这对研究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文帝行玺”也使我们窥见真定人(正定)赵佗的聪明与机智,不甘与隐忍。他能够在秦末大乱的局势下,成就一番霸业,足见其谋略。其后,在强大中原王朝的压力之下,祖孙二代只能选择偏安岭南,在自己的小国度里过一把称帝之瘾,虽说是僭越,但对于南越国的老百姓而言,恐怕认的只有赵氏行玺,而非大汉的官印。
余曾三次造访南越王墓,其厚葬之丰,足见岭南之富庶。如有下次,仍会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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