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天津知青在围场看到的学校是：两个孩子一只鞋
前排中间为李小芹，1969年1月19日初到承德
1.
几天前，老羊铲史写了一篇《四十多年前，承德有四万多名知青上山下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很多知青和我联系，讲述当年的青春岁月。
有朋友和我说，天津知青的朋友圈里都在转发这篇文章，文章中涉及到的李小芹大姐也在公众号的私信和我联系，并联系现在双滦居住的董老师又给了我一些资料。
其实，第一次接触知青这个题材，还是去围场扶贫的时候，村里的李书记给我讲他们村里的土匪任芳伍和匪首白金辉等人，一起制造了“柴胡栏子事件”，在若干年后的一个晚上，天津知青李小芹参与了对一个土匪的秘密调查的记录，这时，我才知道当年有那么多的天津知青在围场。
我的扶贫联系户——王玉大哥
2
昨天是小年前一天，我去村里看望我的扶贫联系户王玉。
王玉今年65，我问他当年村里有天津知青吗？
他说有四个，当时他还小，记得天津知青来村里的时候，先是住在老乡家里，后来单独给他们盖了房子，2007年的时候，这几位知青还回来看过老乡，这些年没有联系了。
他还记得那四位知青的名字。
我回来查资料，当年在道坝子公社红要子大队下乡的是：靳立华、苗长丰、汪永年和郭庆生。
不知道这四位天津知青现在哪里，红要子的老乡还记得你们。
道坝子大集
3.
1987年，《中国教育报》组织了一个“我当教师第一年”的征文，其中白水写的文章《梦中往事》获得了二等奖。
白水本名杨联嘉，天津市第一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他下乡的村是道坝子公社查子下大队。
到村里不久，队长就派他到村小学校当老师。文章写得是他初当老师的事情。
满载而归
查子下大队与我们单位帮扶的红要子村是同属围场县道坝子乡，昨天是小年前的腊月二十二，正是道坝子大集，乡亲们都在购置年货：
年关已近年味浓，满街春联似火红。
呼姑唤嫂赶集去，且待三十鞭炮鸣。
现在丰衣足食的乡亲们，还记得五十年前这里的情景吗？
白水老师这样写到：
塞北穷、山沟沟更穷。一天，上课时我发现两个男孩子呆呆地坐着，我就训斥了他两俩一顿，他们低着头一言不发，可就是不动手写字。我急了，气呼地问道：“铅笔呢?”他们伸出小手，每人手心里都握着一个鸡蛋，我更恼了，这不是戏弄我吗?于是我又发了一阵火，直到他俩抽抽搭搭地落了泪。
一下课，他就跑来请假，说去供销社换铅笔。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小的鸡蛋，竟是他们的笔和纸呢。
只一节课的工夫，两个小孩子就回来了，通红的小脸挂满汗珠，望着那高高举起的花铅笔，还有那脸上淌着的小河，我说不出话来。这时我发现地上的四只小脚有三只是光着的，仅有的一只鞋，又小又破，只关住了两个脚趾，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背过脸去... ...
读到这里，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前排左一为常喻南
4.
从1968年9月到1970年8月，围场共安置来自天津、南京、北京、承德等地知青1896人，其中天津知青1733人，因为当时的农村状况太需要知识青年，有很多知青很快就被安排为基层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等。
常喻南是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学的1967届初中毕业生，下乡的地方是姜家店公社二道沟大队。
二道沟大队有八个生产队，围场地广人稀，从一队到八队将近十里路，因为居住分散，这个大队就有五所小学分别在二、三、四、五、六生产队。在校学生多的二十多人，少的只有几个。
常喻南很快被选为二队的民办教师，他后来写的文章《大山里的文化》，记录了当时的学校：
二队的学校在二队下营子，与住家户一样的连三间土房，西边一间是办公室，另两间中间的秕子墙被打通作为教室。屋内没有吊顶棚，露着黢黑的房柁、檩条、椽子，两个不太大的窗户糊着窗纸，采光效果很差。不同时期造的课桌椅都已很破旧，高低不等地摆在一起，坑洼不平的地面使桌椅总是摆放不稳。学生们的文具非常简单，就是两支铅笔一块橡皮，没有哪个学生拥有文具盒这种奢侈品，书包也都是家大人用破旧衣裤剪裁缝制的。冬天的采暖就靠一个小炉子烧些牛粪啥的，在塞北的寒冬里只是聊胜于无，实在冻得不行就在老师带领下蹦跳一会儿，几乎每个孩子手背上都布满了皴裂。
各学校全部实行“复式教学”，就是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内，由同一位老师分时段给不同年级授课。大部分老师都是民办的，工分加补贴的那种，老师的素质良莠不齐，整体而言最多可算是差强人意，倒是从知青中选出的老师普遍有着较好的口碑。
业务能力只是体现老师素质的一个方面，有的老师很懒，讲不了多少课就让孩子们自习，自己去休息抽烟。还有的给学生布置一些习题，就去拾掇自家的自留地了。更有甚者，利用上课时间让学生帮自己干活，干自留地的农活或是干家务。孩子们一般都爱听老师的话，帮着老师干活比干自家的活还积极。家长们听到或看到这种情况，大多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他们对孩子上学的要求不高，能识些字算个加減乘除就可以了。
这就是当时的农村教育，能有一个知青老师太是学生们的幸运了。至于学生给老师干活，稍微个子高一些、体格壮一些的，基本都给老师干过。
那个时候的民办教师也不容易，我小时候上学，我的老师白天上课，早晨还要去和社员一起出工干活，这样，一天才能拿到十个公分。
民办教师也不易。
徐晶被推选为老师，村里才有了学校
5.
徐晶是天津市第六女子中学1967届毕业生，她下乡的地方是塞罕坝机械林场联营生产队。
当年的下乡上山也是不一样的，1968年去丰宁坝上下乡的知青仇承轩，后来做了《承德日报》的记者，他今年已经70岁了，前几天我见到他，说起上山下乡时，他说，1964年8月的“六女上坝”是有工资的，和我们挣工分的不一样。
1969年，徐晶来到羊场村时，村里没有小学校，全村一百多人没有几个识字的。村里的孩子们，十来岁的就参加劳动挣工分了，岁数小的就像放羊一样，每天在山里、地里疯跑。徐晶到村里第三年的时候，村里决定建一所小学校。
徐晶写的《当年我是“孩子王”》这样写：
坝上一年只有四五个月不用穿棉衣，那时生活贫困，无论大人孩子都穿着空心的棉裤棉袄，棉衣从不拆洗，穿到一槽烂。孩子们没有袜子，光脚穿着漏脚趾头或漏脚后跟的棉鞋，很多孩子的脚后跟都裂着深深的口子，像张着的小孩嘴。无论男孩女孩，头发都蓬乱地粘在一起，脸蛋由于长期不洗，灰土和着乱抹的鼻涕，在脸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嘎巴。那年春暖花开后，我在家烧了一大锅开水，把男孩和女孩分成两拨，给他们洗头洗脸洗脖子和手脚。我给脚后跟裂口的孩子擦上蛤油，盼望他的脚能早日养好。洗干净的孩子们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他们都那么漂亮可爱，一个个大大的眼晴，白皙的皮肤，面颊上的两片高原红，显得他们更加清纯美丽。
羊场小学采用复式教学，从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孩子，在一间教室里同时上课，由一个老师授课，学习各自年级的书本知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给这个偏僻的方圆二十几里都没有人家的小山村增添了无限生气。老乡们纷纷来观望教室里面自己的孩子，欣赏着老师漂亮的黑板字。
6.
事实上，知青们在村里做民办教师的时候，正是承德教育遭受巨大的损失的时候。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思想指导下，河北省不顾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盲目提出“上小学不出片，上初中不出村，上高中不出社”的口号，致使全区出现大量农村民办小学、教学点及教学班，大量发展七年一贯制或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学的恶性膨胀，大量挤占小学校舍，大批优秀的小学教师被拔高到中学任教，其结果，造成中小学两败俱伤的局面。
因批判列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农职中、技校全部停办，造成中学教育结构的单一化，全区大中专学校基本上被撤并或停止招生，财物损失殆尽。成人学校形同虚设，青壮年文盲逐年增多。十年内乱，全区教育事业元气大伤，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恶果。
——焦廷勤 刘占广《承德地区史录·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