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星堆给“新生”文物上“户籍”！探寻消失的隐秘

　　记者从三星堆考古队获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经发掘过半。其中，8号坑被认为埋藏文物，比重器频出的3号坑可能还要丰富。目前，8号坑已清理到器物层，一大批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显露出来。截止到9月5日，8号坑已经提取文物4288件，其中铜器3508件，金器345件，玉器253件，石器117件，骨角器24件，陶器21件，其他器物20件。之所以数据清晰统计及时，是因为三星堆的每一件文物出土前，都已经上了“户籍”。

　　我在三星堆给“新生”文物上“户籍”

　　这个在8号坑内正在对文物进行编号的小姑娘，叫彭思宇，1997年生人，目前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今年3月开始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她就想出了草图编号先行、正式图上编号落听的做法，这样，就能给他们节约出一半的时间，现在他们每发掘一层仅用9天左右。彭思宇说，办法虽好，但最大的挑战就是“费眼”。

　　彭思宇介绍说，三星堆祭祀坑是按照一层一层地来揭露、来提取。8号坑面积最大，他们将坑划分成63个60厘米长的小方格。第一步叫“给号”，她要按照顺序，以每一个小方格为单位，首先用平板电脑对显露出来的文物拍照，在这张简易的照片上，用笔标出每一件文物的序号。同时，要将这件文物是什么、编号是多少、保存状态是什么等信息，告知舱内的顾旭涛，两人紧密配合，完成对每一件文物的登记造册。另外，有一名考古队员手持全站仪，按照编号采集每一件文物的三维坐标。给号完成，彭思宇就转战下一个小方格，这时，其他考古队员就开始提取给号完毕的那个区域。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彭思宇：666号，就是我们出土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小铜人，我们给了一个金器的250号，它是一个金面具的大鼻子。如果说刚好比较巧的话，我们会把比较好的号给一个比较特殊的器物，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记，也方便我们到时候去库房取东西。

　　每一层“给号”耗时四五天，文物提取则用八九天，这中间的时间差，彭思雨就要稳稳地坐在舱内，打开每一张带编号的草图，同时打开正射影像图，也就是器物坑每一层扫描后生成的精确图片，将草图编号挨个在正射影像图上标注出来，这是她工作中最大的挑战。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彭思宇：一个区就有40多个号，那个就是比较抓狂了。指甲盖那么大这个小东西，有可能这些残片都是这些器物上的一些碎片，所以说都是很重要的，无论大小。为了防止标漏，每编50个我一般会检查一下，比较费眼睛。

　　时间差内，顾旭涛则将全站仪采集到的文物三维坐标，逐一对应地输入到系统内。1997年出生的顾旭涛，是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年龄虽小却已有4年的考古经验，去年他参加的吉林磨盘山遗址发掘，还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以往，在考古现场他一个人要负责一个坑的给号、画图、记录、提取等全流程工作，三星堆让他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他每天都陷入爱恨交织的矛盾里。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顾旭涛：每一个器物相当于是有三个坐标，要一个一个粘贴。有一天系统崩了，连着崩了三次，然后你就得再重新再输一遍，就很烦，然后不想输。这个也从侧面证明说我们坑东西多。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就和我们平常做户籍是一样的，我们对每件器物，不管是多大，还是多小，都要进行一个登记，形成一个号码，那么这个就作为这件器物的永久的编号。

　　“上户籍”：探寻三星堆业已消失的隐秘

　　为什么彭思宇他们要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件文物“上户籍”？除了便于专家今后开展文物修复和文物安全有序管理，文物“户籍”的背后，更隐藏着我们眼睛完全看不到的历史信息。

　　和1986年三星堆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相比，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内，埋藏的文物也经过焚烧损毁，多为残破状态。而祭祀坑本身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只有发掘过程中，对每一件文物进行细致的编号和信息采集，才能保存住“案发现场”，这直接决定着历史专家今后开展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成败和深度。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以前的发掘，可能只是提供给研究者一张简单的平面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扫描成高精度的三维扫描之后会形成模型，比如说我可以把覆盖在象牙之上，或者压在象牙之下青铜器以及其他的与象牙无关的这些器物，从模型上剔出来。当只剩下象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观察和统计这个象牙的倾斜状况，分析这个象牙当时是多个人在多个方向在扔，还是少量的人集中在同一个方向在扔。

　　赵昊表示，三星堆祭祀活动是抽象的，但通过这些反向推演，才能研究出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祭祀现场的具体礼仪规程。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所以我们对于登记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文物本身，登记的实际上是现场的遗迹现象，而遗迹现象本身才是我们做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些信息。

　　另外，专家介绍，给文物“上户籍”，还能帮助专家学者发现最隐秘的信息。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能用有机材料的绳子，挂满了装饰物，由于当年发掘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泥土以及文物间的位置关系采集起来，究竟这些挂饰是如何挂在神树上的，至今困扰着文物专家，造成修复无法继续下去。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解答这些问题恰恰需要证据，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才称为这是科学的考古发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挖宝的一个行为。

　　据介绍，1921年，中国考古学开始伊始，“上户籍”就成为考古发掘的标配。国家文物局于1984年、2009年颁布、更新“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修订后更加鼓励在我国境内进行的考古发掘，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发掘现场给文物“上户籍”。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 赵昊：像全站仪使用的方式，以及现在最新的高精度三维模型的扫描结合在一起，综合在了同一个项目、同一个遗址中进行应用。三星堆可以说是近20年来，就是中国考古学，尤其在田野发掘部分、田野信息记录部分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

　　（总台央视记者 张立雷 田云华 王帅 闫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