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强大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无人不知，另一位被司马光视为小人

秦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建国，可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秦国只在第九代国君秦穆公时期曾有过短暂辉煌，此后每况愈下，到了秦孝公执政初期已经积贫积弱，在战国群雄中排名垫底，长期受近邻魏国的欺凌。秦孝公自知照此下去，秦国迟早会被其他强国吞并。于是他采纳卫人商鞅的建议，用雷霆手段开启变法，这便是世人皆知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从军事、民生两方面入手，通过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等措施极大调动了秦人奋斗的积极性。经过二十多年变法改革，秦国国力迅速增强，成为“战国七雄”中的佼佼者。因此，秦国强大的第一位关键人物自然是商鞅。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不断变强，但这个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诸侯国也出现过，比如魏国、齐国都曾称霸一时。所以“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假，但如果把秦国统一天下的功劳都归于变法则有点言过其实。事实上，在秦国变强的过程中还有一位极关键的人物，他便是秦国后期的名相范雎。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大增，所以就产生了东出称霸的野心。不过在范雎之前，秦国虽然在军事史已天下无敌，但总体战略方针还很凌乱，经常是盯着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忽略了全局考虑，比如秦昭襄王的舅舅、穰侯魏冉竟带着军队去攻打齐国。熟悉战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秦国和齐国中间还隔着赵、魏、韩这几个诸侯国，越过他国去攻打一个强劲对手，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何况即便能打下来，这么远的一块飞地又如何守得住。

有鉴于此，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即秦国应该先攻打地处中原核心地带的韩国和魏国，以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实力。然后再北谋赵，南谋楚。当这些国家都逐个被秦国吞并后，齐国就再也没实力能与秦国相抗衡了。

范雎的“远交近攻”之策为秦国奠定了总体战略方向，自此以后秦国才开始真正有计划地推进扩张策略，最终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范雎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帮助秦王实现了中央集权。此前秦王虽然是秦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国家大权却未必都掌握在秦王手中。比如秦昭襄王在位早期，先是宣太后芈八子主政，后是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芾、高陵君公子悝等贵族擅权。权力这东西过于集中虽然会产生独裁专制的危害，但高度集权也有减少内耗，集合力量办大事的好处。

在范雎的协助下，秦昭襄王终于成功将大权从宣太后、魏冉等人手里夺了回来，秦国王权实现了高度集中。在其他诸侯国国君还在为与宗室、权臣争权夺利不断内耗的时候，秦王已经集大权于一身，可以从容谋划东出吞并六国的大计了。

值得一提的是，范雎在史学大家司马光眼中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司马光认为范雎怂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是个没心没肺，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很大危害的人。司马光是个铁杆封建卫道士，所以在他眼中一切有违纲常伦理的事情都是十恶不赦。不过司马光的评价虽很刻薄，但他倒是说不出范雎这个“倾危之士”究竟倾危在哪里。

秦国历史上有三对很重要的君臣组合，他们是：秦孝公与商鞅变法图强；秦昭襄王与范雎继往开来；秦始皇与李斯实现统一。不过在这里面，秦始皇与李斯虽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要论使秦国走向强大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商鞅与范雎两人才是真正居功至伟。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