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游击 队的故事岁月留痕之13: 生死博弈，到地方豪强蒋余荪家过夜
岁 月留痕——我的尘封红色往事
口述人：原桂北游击总队三大队政治服务员、桂林地区轻工业局局长、享受厅级离休待遇老干部汪庆霖，现年95岁。
整理人：原柳州（南宁）铁路局政法委、综治委，广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巡视员、高级政工师、退休干部赵荣朝（汪庆霖係其姑丈）。
1949年7月一天晚上，我和三哥汪记德在隔着一条江的地头镇伪乡公所对面的山沟地头放暗哨。半夜时分，在我们隐蔽藏身的对面50米远的包谷地里传来瑟瑟的声响，接着又出现一个黑影，我怀疑是敌人来摸哨，就瞄准黑影开了一枪，黑影倒下后就一动不动了，我慢慢靠近目标用手一摸，原来是只来偷苞谷吃的豪猪（俗称箭猪），这也算是一次意外的野味收获。第二天中午，我们游击小组5个队员聚在一起，难得美美地改善了一次伙食，还高兴地喝了几斤米双酒。饭后其他4个游击队员去执行其他临时任务，我有点酒后头晕就留了下来。天黑后，我肩背一支步枪、腰插一支左轮手枪独自回外枧村家里想取点粮食。路过小江边时，偶遇住在六源里村的姐夫王有卿，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就各走各的路。回到家我倒头就睡，昏昏沉沉的一觉睡到半夜，当我酒醒座在板凳上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我心里琢磨：今晚在家呆的时间这么久，如果哪个坏人发现向敌人密报，那么后果无法想象。我又想起江边碰到姐夫的他那不自然表现，联想到过去我们曾经怀疑过他有问题，因为他好吃懒做贪财、思想品质不好，是个六亲不认只认钱的家伙，且社会关系又比较复杂，他的亲外甥名叫夏西元，据说是个中统特务。还有群众反映王有卿每月接受外甥10个大洋报酬，专门探听收集密报共产党游击队情况。思来想去，我不寒而栗，为防万一，我与起床小便的二哥汪记云打了声招呼，背上枪支就溜出了家门，躲进了离我家不远的富裕户雷家牛栏上搭有床铺的牛棚，与在床上睡觉的村民雷秀振搭铺过夜。刚开始我情绪紧张怎么也睡不着，鸡叫两遍的时候，我看没有什么动静也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远处“嘭嘭嘭”的急促敲门声，加上“快开门、快开门”的嚎叫声，杂夾枪托击打屋门的碰撞声，瞬间震响整个村子，也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感到情况不妙，便光着脚悄悄地下了床，提着枪小心翼翼地摸到距离我家房屋约100米远的地方，仔细观察周边情况。借着明亮的月光，我清楚地看见伪乡公所保安团约七、八十名士兵把我家房子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前后门和耳门前还各架着一挺轻机枪，枪口对着门里面，一片杀气腾腾，欲来一个滴水不漏、瓮中捉鳖。当时我心想，如果自己还留在家里，就是再有本事也插翅难飞。几个大个子团丁用枪托砸开屋门，一帮保安队士兵像疯狗似的冲进屋里，个个拿着手电筒东翻西照，一个带队的人挥舞手枪指挥这次搜查围捕行动。解放后在剿匪中抓到了这个人，他承认自己是当时带队的乡保安队中队长，那晚是根据线人王有卿的密报消息才带队伍来抓汪记霖的。他们屋里房外搜、牛栏猪圈搜、楼上楼下搜、翻箱倒柜搜、谷仓床铺搜、拆开木板搜，总之是搜了个底朝天。他们没有搜到我半个影子，就把搜到的各约十斤左右的烟熏腊肉和烘烤干鱼仔当成战利品拿走了。
这些保安团前后大约折腾了两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就气急败坏的将我的父亲和二哥双手用棕绳向后捆绑起来，吊在家门口的柚子树上拷打逼问。这时候天已经渐渐放亮，我在暗处注视着他们的一切行动。我看到这些情景顿时怒发冲冠，想与敌人博命。当时敌人的两个机枪手离我只有60米左右，我将步枪架在刺篱上把子弹推上膛，恨不得打两枪过去干掉那两个机枪手。但转而冷静一想，天放亮能见度清楚了，加上寡不敌众，枪声一响我就难逃敌人的魔掌，自己牺牲不要紧，父母亲和二哥二嫂也肯定被作为敌人人质招到报复杀害。想到这些，我便转移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继续窥视敌人的动向。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的我父亲和二哥到伪乡公所审问拷打关押。这次由于我的酒后突然惊醒，才侥幸避免了被敌人围捕抓住，也算是躲过了生命一劫。
顺便还要提及的是，我的姐姐后来知道上述情况后，就与那个出卖我和害得父亲及二哥被抓挨打的歹毒“亲姐夫”离了婚，再也没有任何来往。解放后，王有卿受到良心的谴责，心情复杂、后悔不已，说当年干那事是逼迫和收买的，并非出自本意。我们虽然没有对他这桩通敌告密行为进行追究，但他的无耻行为还是长期受到了乡里群众的唏嘘耻笑和鄙视谴责。听说他那当中统特务的外甥夏西元解放前随国民党溃军逃到海南岛不知下落。
1949年11月17日，全州成为广西第一个解放的县城，新生的县、区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后，面临百废待兴艰巨任务，工作力量还很薄弱，我们不得已还要留用刚投诚归顺过来国民党伪政权中的旧职人员，让他们协助配合区政府干部到乡下去征收公粮支援前线，以保障解放广西战役全面胜利的军需供给。当年11月底我调至秦家塘区（七区）任财粮助理，安排原国民党伪乡长唐有济陪同我专门跑白石、山川等地村屯向地主土豪筹集粮草支前。唐有济开始表面上工作积极，私底下却一肚子坏水，他背地四处散布传播谣言惑众，后来竟然在官僚地主恶霸蒋余荪的指使下，背地里当上了股匪大队长，企图组织暴乱反攻，颠复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剿匪时我们抓到他据他供认，他已经策划好在陪同我一起下乡征粮夜宿新山乡公所时，趁我不备下手杀人夺枪，作为“投名状”邀功树旗上山为匪。恰巧那天因为我临时联系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协助保护我们路上运粮安全，晚上在村公所门口加派了岗哨，唐有济才不敢贸然下手。可以说我在毫无预兆、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一次歪打正着地幸运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9年12月28日上午，有群众跑到区政府报告，我们仓储存放在山川锡福村禁山里的公粮被土匪抢走了不少。当时区政府（刚从秦家塘迁到田心铺四维乡公所）只有我一个干部在家，区武装中队战士也都外出去执行任务了，我只能独自赶往那里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我背上一支冲锋枪、并带上一把手枪、配备足够子弹就匆匆忙忙上了路。从田心铺到禁山里，约有8里多路程，中间都是山间小路，还要穿过一大段松树林和灌木丛。我走了两里多路到黑石村附近，发现从板屋往草堂方向走来8个土匪，他们每人都扛着一支步枪，但没有看见隐蔽在草丛中的我，我心想寡不敌众，就放他们走了过去。我绕过老余家村来到禁山里村后，就看见事发地的两个公粮仓库都被土匪打开，被抢走的稻谷约有二千多斤。我找到粮仓临时看护员了解完情况，再把粮仓大门插紧关好，就准备返回田心铺区政府。这个时候暮色已笼罩大地，当我来到村南近二里路远的山川河边要乘船过渡时，相熟的船家对我打招呼：“汪同志天黑了，你单枪匹马回田心铺，还有那么远的山路，土匪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夜间走路很不安全，你还是在我家住一晚明天再走吧”。我想他蛮关心我、讲得也有道理，也知道他是个穷苦人家，比较拥护支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住他家肯定是不会出卖我的。但我转而想到他家住房在江边是单门独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进退两难，生命安全更难以得到保证。想来思去，我觉得还是返回禁山里过夜的好，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全州县最大的官僚土匪头子蒋余荪的大院老宅，虽然他不常在家住，但他的管家弟弟（蒋仕咸、俗称三老爷）总是住在老宅里，我带武器住在他这个“老虎窝”里应该还是安全的。他手下的那帮土匪是不会搜查他家、更不敢在他家开战的，于是我决定冒险到蒋家大院老宅暂住一晚。当我摸黑来到蒋余荪老宅时，蒋家“三老爷”和他的老婆正面对架在火隴上的一大扒锅鸡肉在举杯喝酒。他们看到我的突然出现，都感到奇怪震愕，但立即装出很热情的样子招呼说，汪助理快来喝酒吃肉。他们以为这只是客套话，我是不会参与他们共同吃喝的。我心想，一来赶得凑巧，他们正在吃喝，不可能在酒菜里下毒。二来我中午、晚餐还没吃，肚子正饿得慌，便顺水推舟地说恭敬不如从命。我警惕地先把大门两道门栅插紧关严，再将子弹上膛的手枪放在大腿边，以便随时出枪射击。当我滴酒不沾地拒绝了他们的再三端杯劝酒，坐下拿起碗筷狼吞虎咽地吃饱饭菜后，就对三老爷说，你带我在你家找个房间住一夜，他极不情愿的推脱说没有地方住，我便正告他：“天黑了我没有别的地方去，今晚就住在你家不走了”。他无奈地只好带我去院子里看房间，我瞧见有一间四面是墙、砖头厚实、房门牢固的房间后，就直白地表示就住这一间房了。他老婆说那是留给女儿住的房间，意思是不行。我不由分说地指明不管是谁住的，我今晚就住这间房。他们见我态度坚决、口气很硬，便不敢推拦了。
我进房间后，立刻用房门口旁的一堆石块砖头把木门再顶牢加固，并把手枪和冲锋枪压满子弹放在床上身边，做好足够的防范准备。夜宿“老虎窝”使我整夜时睡时醒，心里总感不够安稳踏实。第二天大亮时，“三老爷”来敲门叫我起床，我持枪开门观察房前屋后四周动静，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后，就一溜小跑离开了禁山里村，平安返回了区政府田心铺驻地。
我们秦家塘区几个月的剿匪斗争取得胜利后，在审判抓获暴乱土匪大队长唐有济时，他交待出：他们一伙土匪那天下午也在秦家塘、山川河一带出入活动过，并发现我晚上住进了禁山里村蒋余荪老家宅院，他们曾经商议要动手围攻活捉我，实在不行就乱枪打死。但被“三老爷”极力劝说阻止，说在他家里抓住我会被人民政府认定是他向土匪报的信，如果开枪更会造成血光之灾，酿成直接大祸，共产党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全家。因为这是土匪们顶头上司的兄弟所言，又是其所在老家宅院，他们没有胆量不听话或在这里造次开杀戒。那天晚上十二点多钟，这伙土匪竟在我眼皮子底下的“三老爷”家里吃了一顿宵夜才倖然离开。这些过程，真是险象环生，步步惊魂，听后都心悸后怕，而我却不明就里，可以说是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条命。战友们也为我庆幸，说我命大福大逢凶化吉，当然这是戏言。但我还是暗自总结了经验教训：有时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是革命的机智果敢助我战胜死神、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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