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女儿的反叛：我偏要画出女人的“丑”
2020年的春天，Iago发现自己新添了一个小动作——擦嘴。不是因为吃过东西，也没有不舒服，而是下意识地抬起手来，抹过嘴唇。
手总是趁着脑子没注意，就完成了一次擦嘴的动作。她偶尔注意到这个细节，一次又一次，终于想起这个动作的缘由。那是去年秋凉时候的一次聚会，某位相识的男性喝得醉醺醺，凑近，Iago没来得及躲开就被亲到了嘴。旁边的人眼神惊愕。
她当然知道应该当面表达不快。但身体的反应远远快过大脑，她笑了笑，擦擦嘴，就走了，还在心里已经为对方找到了理由——喝多了。但身体记住了这次令人不快的妥协，打了个结，一次又一次地重现当时的场景。
半年之后，Iago找到这个结，也顺着绳结找到了更久远的记忆。那是作为潮汕农村的女儿必须遵守的准则——做一个舒舒服服的、让大家都愉快的女人，即便被什么人冒犯，下次与对方见面也得是和和气气的，个人感受则被忽略不计。人的身体有那么多细节与动作，她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细节与这个社会的规训相呼应。
左图是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右图是Iago所画的维纳斯，她流着经血，因生育而乳晕变大、出现妊娠纹。
Iago是九零后，她学了四年古典油画，两年表现主义绘画，毕业后的两年一直在做策展人。在过去的两年里，她办过三场“身体形状与拒绝”的工作坊，与朋友们探讨人的行为如何在规训中被塑形。最近半年，她因疫情而无法回国而一直在泰国居住，与此同时，她开始画传统意义上“不美”的女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女权主义的议题很细碎地嵌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妈看我的眼神，像是是看一碟黑乎乎的腌萝卜”
我最近画了不少女孩，夜里在灯下一直画，一晚上就可以更新一期公众号。她们几乎全是黑黑的皮肤，只有一个是白的。
她们的肤色与我相似。“怎么这么苦啊，”我妈总是对我这么说，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碟黑乎乎的腌萝卜，她觉得这会让我很难嫁人。她的焦虑传递给我，哪怕后来觉得白人刻意晒出的蜜色皮肤好看，也没法承认自己的肤色是好的。海边风吹日晒，对肤色的不满是我和其她女孩共同的焦虑。等上了大学，哪怕是很白净的女孩依然在敷美白面膜，后来被曝光，新闻里说面膜里有荧光剂，而敷过的脸则在灯下一片蓝光，很惨很好笑。
不只是肤色。我男孩子气的脸型，吃过饭会鼓起来，有时候会比胸还要鼓的小肚子，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焦虑。学习油画让我变得更苛刻，我不喜欢和上半身相比更粗壮的下半身——如果胖得匀称些也就罢了，我怎么能这么不协调？
她身上集合了女性的烦恼：皮肤黑黄粗糙、头发稀疏、颧骨高、肿眼泡单眼皮、身材胖。Iago以自己的着装为她搭配衣服，她没穿文胸，外面是一件日式衬衫，里面是针织竖纹背心。（图源：Iago的公众号 Mundanus）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动手搜索女性的照片，那些女明星的照片肚子都凹着，拍照的时候在努力吸气，神奇女侠的剧照蜂腰肥臀，我上过解剖课，受过人体结构训练，看一眼就知道这不是正常人的体型，连接胸和腰之间的是两道直线，肋骨被强力的束腰约束起来了。普通女性的照片很少——而那些正常的身体特征或者生物性状，被冠以不同的称号，“乳房下垂”，“假胯宽”，好像不长成芭比娃娃的样子就是有病、不正常。
但问题在于，你哪怕意识到了这些错误的存在，也很难有勇气纠正它们——我出门以前即使不化全妆，也会画个眉毛，口红也有三四支。
改变有外在的契机。我和男朋友小泽在一起之后，他经常会夸奖我，“你这样看起来好帅”，他并不追求所谓的“女人味”、美白和网红脸，他说我的身材很正常。这个态度缓解了我的焦虑，也让我更能接纳自己了——现在吃饱了，肚子凸出来有什么关系，我还要拍一拍。
我决定画真实的女性，她要有所有不受人喜欢却真实存在的特征。她几乎有我身上的所有特点，下半身胖过上半身，黑皮肤，有男性气质的方脸，骨节粗大的手。
但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油画，肌肉已经记住了女性的画法，我要时刻小心，才不会把一个女性画得线条玲珑。回想起来，女性在美术史和当代美术里太边缘了，画下维纳斯的，都是男性艺术家。
我画她们，就是在画自己，也是在画过去我在街上看到的，心里想过的却从未出现在画作里的所有女性。我甚至不用找图片，她们就在我脑海里：或者剪了短发，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去送外卖，或者在小吃摊上动作灵活地工作；还有那位在泰国难民营里居住的克耶族女人，她织了很多色彩鲜艳的围巾，站在挂满织物的小摊上，我说“好看”，请她戴上自己的围巾，为她拍了一张照，你不觉得，她整个人都在发光吗？
铺开纸，不费多少工夫就画好了。以往我在教室里画过很多女模特，她们很美，可是我当时注意的是色彩对比、是笔触、是画面整体的美，那是属于油画本身的语言，离具体的人是很远的。可现在我意识到，具体的人、具体的经历和遭遇，她们的经血与妊娠纹，皱纹与肚腩，都是很美的。
难民营里的克耶族女人。2000多克耶族人因缅甸内战来泰避难，至今已经有三十年，他们住在难民营内，无土地可耕种。（Iago 摄）
“拒绝工作坊”：改变毛孔里的顺从
在2019年夏天办的“拒绝工作坊”上，话题打开，类似的经历就像水一样流出来。
我谈起以前母亲的语言暴力——她总是用“嫁不出去”威胁我，不会做饭，或者做错点什么小事，就嫁不出去了，“没人要的东西，还是个垃圾东西”，偏偏不是个人。
可是嫁出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一个潮汕农村的女人就是大清朝的奴隶，我父亲每天睡到中午12点，她就把粥做好。我放学回家，用小桌子把粥端到他的床前，还要帮他捶捶背。除了料理家事，还有无数的神要拜，每个月十五都要——管土地的神，管商业的神，她要采购水果和零食，还要煎炸丸子当祭品。如果来了月经，就什么都不能碰，站在一边看着，别人看你像看一个废物。
奴隶或者废物，这就是潮汕女人的命运。
后来我从微博上接触到女权主义，才慢慢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典型的父权的家庭——就连每一个毛孔都很典型，也知道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和我有相似的命运。
可是这种理解却难抵无意识的顺从。那些从小就存在的规训，即使是我这种直率外向的人也难以完全抵制。
性骚扰是更典型的场合——在遭遇骚扰的时候，哪怕女权主义者的反应或许也可能是为对方开脱，“他是不小心的，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下意识的。
一位参加拒绝工作坊的女孩画下一只眼睛，眼睛中心是一个白色的小人。（图源：Iago的公众号 Mundanus）
这一点来自于一位朋友的倾诉。她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在任何场合下都会维护控告刘强东性侵的Jing Yao，和男性起争执的时候也会寸步不让。可是当一个男性的手放在她身体上，让她感到不快时，她依然没有当场拒绝，而是沉默了。事发后的几个小时，这个细节一直在她脑海里徘徊。
于是2019年的夏天我办了三期“拒绝工作坊”，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借一位朋友的客厅，与几个人聊天、学习并重复拒绝的动作与表情，以及画下这个主题的画。话题总是围绕着家庭展开，而大家的语气都很无奈——不情愿，也没办法。
一部分人扮演男性，对对方使用那种熟悉的眼神：油腻的打量，直勾勾地盯过来。那是男性常投在女性身上的目光，而女性在这种时候往往是不敢直视对方。我们就要一遍又一遍地接住这种眼神，表情严肃地盯回去——可是我记得一个女孩，哪怕对着我，哪怕重复多次，依然带着羞怯的表情躲避我的目光。
另一个女孩在绘画的环节画下了一只眼睛。那是一只卡通的、少女的的漂亮眼睛，有长长的睫毛和五彩的光，可是在眼睛正中，她画了一个小小的人，白色的，面目模糊。
我看着她的画，忍不住想起她所提到的母女关系。她的母亲期待她成为一个乖巧的淑女，在生活里定下很多细碎的规矩，那个像绵羊一样白白嫩嫩的身体，就是她对自己的真实描绘——在母亲的控制背后，是父权话语体系的操控。
自我了解的绘画只是个开始，而身体的记忆也不知需要多久的训练才能被改变。工作坊在夏天结束，但就在那个秋天，我被一位男性骚扰，他亲了我的嘴，而我只是抹了一下嘴，笑笑走开。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好多这样的结，而这又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