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登峰造极的两宋文明（六）
（续上期）
八是辉煌的文化成就
宋代在哲学、史学、文学、书画艺术、音乐、舞蹈、戏曲以及科学技术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厚的底蕴、深邃的思想、恢宏的气势、绚丽的色彩，把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推向高峰，并给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正如明人徐有贞所说的：“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中国文学繁荣昌盛，诗词、散文、话本等都有突出的成就。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述中国“中世文学”时，充满激情地写道：“欧洲文学史上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我们的中世纪，却是那样的辉煌绚烂的一个大时代，几乎没有一纪一年不是天朗气清的'佳日。”宋代无论是作家的人数、作品的数量，都明显超过唐代。至于文学流派之活跃、文学社团活动之频繁、文学生态结构之均衡、文学批评理论之兴盛，都有不容忽视的上佳呈现。
词作为一种可以演唱的文学形式，兴起于唐代，经五代至宋，达到了全盛，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数量巨大，唐圭璋《全宋词》共收词人1494家，词21055首，涌现出柳永、张先、周邦彦、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李清照、朱淑真、辛棄疾、陆游、张孝祥、陈亮、朱敦儒、张元干等一大批艺术成就卓著的优秀词人。他们在词坛开拓创新，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格调清新，或慷慨悲壮，或清丽典雅;或旷达豪放，或凄婉沉郁;或激越奔放，或妩媚缠绵，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人民性和丰富多采的娱乐性。词人们怀着炽热的爱国激情，慷慨悲歌，写下了大量豪迈奔放、气势磅礴的忧时爱国的作品，特别是在南宋词坛，更是呈现出强烈的抗金气氛和爱国主义精神。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几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后人对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载体、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民族精神的宋词推崇备至，周笃文先生在《宋词》一书中说：“在三百余年的两宋文坛上，最为成功，最有创造性，最蔚然成风气，也最能表现人们真实感情生活的，就莫过于词了。词至宋代，真如娇花放蕊、丽日中天，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和光彩。”而自古以来所谓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更成为千古之定论。
诗歌经唐代极盛之后，到宋朝则别开生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从诗人和作品来说，可谓盛况空前。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编纂委员会历数年之艰辛，编成约4000万字的《全宋诗》，洋洋洒洒50册，收录作者9000余人，约为《全唐诗》的4倍，卷数和字数约为《全唐诗》的5倍。如就个人的诗作数量来看，像陆游、杨万里这样的大诗人，各人所作的诗篇均在万首左右，可谓前无古人。再就宋诗的内容而言，更加广泛而深刻，表达技巧精细，思想缜密，更趋于散文化、议论化，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苏轼、黄庭坚、梅尧臣、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为宋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在中国诗坛上闪耀着光辉。其艺术价值并不逊色于唐诗，二者各领风骚数百年。钱钟书先生评价说：“（唐诗与宋诗）不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正是宋代诗人的自我省觉，方能于唐诗之后独树一帜，自辟蹊径，自开户牖，以理入诗，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哲理诗，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从而使中国古代的诗歌宝库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多姿。
在古文运动中，宋人扮演了主要角色。后人所称的唐宋八大家，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占有六家，即：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散文家，倡导文风改革。他们在与骈文的斗争中，一扫宋初浮靡空乏之弊，把散文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使宋代古文的内容和技巧更加成熟，文章朴素自然，婉转流畅，从而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代的话本小说，在延续唐代话本的的基础上，比唐代话本内容更加丰富，读者对象更加广泛，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名作。从话本小说的内容方面来说，它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和思想，扩大了小说反映生活的领域，标志着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成熟。从形式上说，它开辟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新纪元，为元、明以后小说进入繁盛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名作。
宋代是中国史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隋唐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邓广铭先生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其突出标志，一是史官制度更为完善，史学名家辈出，史学体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宋代史官制度的庞大组织和丰富内容，是前朝所不能及的。朝廷先后设置相关机构，形成了一整套史官修史制度。史家辈出，知名的有司马光、欧阳修、范祖禹、刘恕、刘攽、李焘、李心传、郑樵、徐梦莘、袁枢、王应麟、熊克、陈傅良等。其时，“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史家的头脑里，成为史家的共识，影响着他们的治史活动，其显著标志是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史评意识表现得非常明显。二是宋代史书体例趋于完备，体例上新意迭出，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借鉴历史智慧的杰作。刘敞、欧阳修开创金石学，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朱熹所创纲目体，所著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为编年体体例的又一重大发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先河，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明清两代史家广为采用的史体。
作为史学分支的方志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宋代方志上承史、汉之余绪，下为后世的方志编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张国淦先生在 《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而不像隋唐以前那样“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门类只限于“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修志成就也十分突出，如李宗谔等编《祥符州县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宋敏求《长安志》、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等，都是著称于世的名作。
宋代官私所藏典籍，达到中国中古史的顶峰。这一时期，目录学繁荣，史目不仅数量上远超前代，而且开创了当代史志目录的先例，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宋代私家目录的代表作。
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着我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首先，从画家的人数来看，宋代画家多达千人左右，如《佩文斋书画谱》载有986人，《古今图书集成》“画部·名流列传”载有943人。而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及其补遗、续补，则载有宋代画家853人，就画家人数来说，几乎是唐五代总和的两倍多（唐192人，五代110人），元代的四倍多（元代190人）。这些画家遍及宋代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娼优奴婢，旁及释道，反映了宋代绘画艺术的鼎盛。郑振铎先生在其主编的《宋人画册》一书前言中指出：“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其时，绘画在内容上比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山水画、人物画、风俗画、花鸟画等都并盛于世，真可谓“群山竞秀，万壑争流，法备而艺精”了。
宋代的书法艺术，虽不及唐代之繁盛，也远远逊色于同时期的文学和绘画艺术，但就整体而言，“别有一番新的局面、新的意趣、新的成就”，开创了一代新风。它是继魏晋以后书法艺术的第二次自觉和再认识。帖学盛行是宋代书法昌盛的一个重要方面，尚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其间书法名家輩出，而成就最高者为北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此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
在音乐艺术方面，宋代体现出远迈汉唐、自成一体的时代特征，教坊制度较唐代有了质的飞跃，发展中心由隋唐时期的宫廷内府和庙宇转向两宋时期的市井民间，由贵族转向平民，由单纯的礼仪性和娱乐性跻身于商品经济舞台，并呈现出勃兴之势。音乐雅俗兼备，甚至因俗变雅。其时，市民音乐勃兴，新音乐形式层出不穷，成为引领时代文化潮流的先锋。器乐合奏或独奏，成为宋代文人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转变，正是宋代音乐商业化、专业化、多样化、世俗化等时代特征的真实写照。
宋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个伟大转折。其队舞、大曲、雅乐、民间舞蹈等都体现出人多、群舞的性质。舞蹈技艺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舞蹈动态和舞式非常繁杂，令人眼花缭乱。以宫廷舞蹈为例，出现了包括手、袖、眼神、身段、步态和舞蹈队形等九类六十三项动态舞式。史桂花《宋代舞蹈商业化发展探究》一文认为，宋代不仅“队舞”高度程式化、规范化，带来舞蹈艺术的高度成熟，而且这个时期的舞蹈以商业化来规范自身的发展。这种现象使得宫廷舞蹈越出了宫墙流入民间，与民间舞蹈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进一步融合，使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摆脱了贵族化倾向，向民间靠拢，使宋代舞蹈民间色彩更加浓烈，并呈现“雅俗通融”“雅俗共赏”的可喜局面。它开辟我国舞蹈娱乐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职业化之先河，为后来元明清戏曲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音乐、歌舞一样，宋代杂技也是中国杂技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在唐代吞刀吐水、绳上舞蹈、跳弄车轮、盘舞等节目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始从宫廷重新回归民间，特别是市民文艺的兴起，更给杂技艺术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从而带来了一次新的变革。表演惊险奇特，杂技节目有上竿、打筋头、踏跷、舞剑、踢磬、弄花鼓捶、踢墨笔、弄球子、教虫蚁及鱼、弄熊、烧烟火、放爆仗、火戏儿、水戏儿、壁上睡等杂手伎四五十种之多，满足了百姓的精神需要。
宋代戏剧十分兴盛，杂剧、傀儡戏、皮影戏以及与这些戏剧有关的诸宫调、唱赚、杂扮、小说、讲唱等歌舞百戏，与南戏竞演争胜，共同构成宋代戏剧的繁盛局面。其时的戏曲艺术，作为一种熔歌舞、讲唱、文学诸多因素于一炉的综合性艺术，体现出宋代戏曲音乐的最高成就，也成为中国近世戏曲文化的主流。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戏剧的生成期，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温州杂剧”，即于南宋之初或稍早前首先诞生于浙江温州，因唱南曲又名“南曲戏文”，简称“南戏”。其时，温州地区的“九山书会”根据《状元张协传》改编而成的《张协状元》，已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曲折起伏的戏剧矛盾、齐全的角色行当以及丰富的表演形式、较完整的表演结构等，这都是以前所无法比拟的，其专业性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因此，它标志着中国戏曲的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