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超：《夷坚志》前四志误收他志小说考辨——以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刻元修本补刻叶为线索
南宋洪迈（1123―1202）编著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共四百二十卷，按照编写的时间顺序分为四个大志“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大志又按照天干的顺序分为十个小志（其中“四志”仅有两小志），共三十二小志。
洪迈手迹
从初志的《甲志》到最后一志的《四志乙》，编撰时间长达四十年，四十年间各志随着洪迈的宦海沉浮而“随所寓锓版”，洪迈每编完一小志，即于书首撰写序文，又因为其内容广受欢迎，故每志当时又有若干版本，仅《甲志》即有蜀本、闽本、婺本、浙本等诸多版本，这就构成了卷帙繁多的《夷坚志》成书与出版的一种特殊模式。
现存的《夷坚志》十四志为“初志”的前四志（甲志、乙志、丙志、丁志）八十卷，“支志”的七志（支志甲、支志乙、支志景（丙）、支志丁、支志戊、支志庚、支志癸）七十卷和“三志”的三志（三志己、三志辛、三志壬）。
现存诸本的前四志（本文所言前四志均指初志的前四志，即《甲》《乙》《丙》《丁》四志）均来源于南宋刻元代修补的八十卷本（以下简称“宋刻元修本”）。
据书首的刊行序文，此本为元人沈天佑以南宋雕梓的《夷坚志》前四志的“闽本”的书版为底本[1]，又将“古杭本”《夷坚志》中若干小说补刻成四十三叶，一同印行的。
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上海图书馆藏黄丕烈校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张元济校《新校辑补夷坚志》的前四志共八十卷均来源于该本（详下文）。
然而，此四志中存在大量的小说与前四志的成书时间无法对应，如《乙志》卷三《浦城道店蝇》篇中，小说发生的时间为“淳熙十一、二年间”（1184—1185）而《乙志》成书于二十年前的乾道二年（1166），又如《甲志》卷七《周世亨写经》篇记载为“绍熙三年五月”（1192），而《甲志》成书于绍兴年间，相差四十余年，很明显这些小说本应属于淳熙、绍熙年间成书的他志（如“三志”），而被误收入前四志中。
严元照藏书印
第一个发现此问题的是清人严元照（1773―1817），严氏曾手抄一部宋刻元修本的副本，并在此钞本的校记中指出其中有元人补刻叶，又七篇小说与序文所述成书时间不符，当是元代修补时误收他志的小说（此钞本已佚，其校记被张元济保留在《新校辑补夷坚志》中），只是当时严氏未能看到前四志以外的二十八志，无法做出确实的判断。
1927年张元济整理《新校辑补夷坚志》时，用严氏依据宋刻元修本过录的钞本，与从友人处借观的其他十志（即现存的“支志”的七志与“三志”的三志）的钞本对校，发现其中有十五篇果与其他十志的小说重合，张氏遂于重出小说下加注“此条见某志卷第几”的按语。
张元济发现的此十五篇虽有助于判定误收，然而《夷坚志》尚有十八志散佚，特别是大部分小说未注明时间线索，所以前四志中误收的他志小说的具体数量，以及篇目无法确认。
完整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即是将宋刻元修本的补刻叶全部调查清楚，并对误收他志小说的原因进行考察。
然而宋刻元修本的唯一存本（即严氏钞本之底本）于1907年入藏日本静嘉堂，学界对于其误收情况未有所发明，在流入日本之后的书目著录，如《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以及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均著录其存在补叶，而未提及其中有他志小说的混入，故此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夷坚志》
清人严元照在校勘《夷坚志》时曾指出宋刻元修本中有七篇小说的内容与成书时间存在着矛盾：
此志序乃乾道二年（1166）所撰，而此所补者则淳熙年间（1174-1189）事，知是元人妄取他志之文以入之也。[2]
此卷中有补叶三，《甲志》自序已失，考《乙志》有乾道二年序。此志定在乾道二年前。此卷所载多绍兴中（1131-1162）事，而补叶多载及庆元间（1195-1200），必非文敏元文，乃元人杂取戊志以后事掺入之耳。[3]（括号内为笔者所加）
除了严氏指出的七篇小说，笔者在阅读中亦发现有九篇小说存在问题，其中一篇为重收（《丁志》卷十二《王㝢判玉堂》），八篇与成书时间不符，如《丙志》卷十五的《周昌时孝行》中有“绍熙二年中秋夜，周与妻侍母饮酒赏月”的片段[4]，绍熙二年为公元1191年，而据洪迈《丙志》序文所述，《丙志》成书于乾道七年（1171）五月，《丙志》中竟出现了二十年后的故事；
又如同卷《岳侍郎换骨》篇有“淳熙间，持湖北漕节，鄱阳胡璟德藻监分司粮料院”[5]，《丙志》成书时尚未有淳熙年号，故此小说亦从他志混入；
内阁文库藏《新编分类夷坚志》
《朱氏蚕异》篇中“绍熙五年，所育蚕至三眠”[6]均与成书时间不一致，可以判定为由他志混入。
以上三种小说因为有明确年号，故较易判断，而大部分小说中未出现明确纪年，这一类则需要从故事的人物以及事件的发生时间入手。
如《甲志》卷六《史丞相梦赐器》一篇，叙述南宋丞相史浩（1106-1194）四十岁之前科场蹭蹬时，曾夜发一梦，谶兆自己将来“穷极富贵”。之后果然于四十岁中举，为建王府（宋孝宗潜邸）直讲，三年后孝宗登基，于是位列辅相，穷极富贵。其中有以下一段：
史丞相登科之时，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时，清贫特甚……至己卯岁，自秘书郎除司封郎，为建王直讲。财（才）三岁，际遇飞龙在天之恩，遂跻位辅相，穷富极贵三十余年。[7]
据《宋史》卷三九六史浩本传，史浩于绍兴十四年（1144）登进士第，其时正四十岁，而后“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除浩权建王府教授。”[8]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后不久，除参知政事，即辅相。
这之后，因为潜邸旧人的身份，史浩在孝宗一朝，恩眷优渥，官至尚书右仆射，绍熙五年（1194）去世后，又追封会稽郡王。从孝宗登基至史浩去世，正是三十余年，因此这篇小说应为史浩死后所追述，也即1194年之后所写，然而这篇小说却被收录在数十年前成书的《甲志》中。
光绪五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刊本《夷坚志》
《甲志》成书的绍兴二十九年（1159）前后，宋孝宗尚未被封建王，而史浩也未入建王府，故这篇小说的原出处亦可判定为绍熙五年之后成书的某志。
《乙志》卷三《韩蕲王诛盗》一篇，述韩世忠宣抚淮东时，获凶盗事，此文称韩世忠为韩蕲王，考韩世忠亡后，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被追封为“蕲王”[9]，而《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故此篇亦不应在《乙志》中。
《丙志》卷十二《蛇犬毙》篇，此篇故事亦见于《宋史・五行志》卷六十六、《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二，均记“庆元二年”（1196），而《丙志》成书于乾道七年（1171），故此篇故事为《丙志》误收。
《甲志》卷一《宝楼阁咒》、《柳将军》，此二事论者多以为是洪迈之父洪皓被羁留在金国时从孙九鼎处而得，孙九鼎与洪皓同陷金国，之后在金国登科入仕，故此二事亦为金国之事。
然而其中所言时间与《甲志》成书时间、孙九鼎经历均不符（详见以下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1927年刊本《夷坚志》
上文已述，张元济将前四志与后十志比勘，发现其中十五篇重出，故认定此十五篇为从他志混入。除此以外，南宋张杲所编医学类书《医说》，将《夷坚志》中医药类相关小说编入，并于小说末尾记明出处，如现存于通行本《丁志》卷十二的《王㝢判玉堂》亦在其中，其后注“癸志”，由此可知此篇小说原属于初志的《癸志》，而被元人混入《丁志》中。
以上混入问题不仅为宋刻元修本所有，而且现今诸本均沿袭之。
笔者管见所及，现存前四志的足本如下：
静嘉堂所藏宋刻元修本八十卷
阮元《宛委别藏从书》本八十卷
上海图书馆所藏黄丕烈校钞本
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八十卷
张元济校《新校辑补夷坚志》
中华书局整理本
中华书局整理本《夷坚志》
其中，中华书局本以张元济《新校辑补夷坚志》为底本加标点整理，而张校本前四志的底本正是严元照从宋刻元修本（即静嘉堂本）影抄的钞本[10]。
又宋刻元修本在入藏日本静嘉堂以前，先后经过阮元、黄丕烈、陆心源之手，因为此宋刻元修本已为孤本，所以阮元将是本刊入《宛委别藏丛书》，陆心源刻入《十万卷楼丛书》，而黄丕烈亦请人精抄一本。
这就是以上现存诸本前四志的底本状况，由此可知前四志均来源于宋刻元修本的系统，也均沿袭了宋刻元修本的误收问题。由于以上诸本均属翻刻抄录，没有保留修补痕迹，故学界无法把握其修补的信息。
严元照曾在钞本的中缝处注明某叶为补叶，后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编撰《新校辑补夷坚志》时，由于静嘉堂本已经流入日本，故其使用的底本正是严元照抄录的钞本[11]，可惜这个唯一保存了静嘉堂本补叶情况的钞本，在出版后亦散佚，故一直以来国内可以看到的静嘉堂本信息仅为张元济以校勘记保存的“此下至某处，严本於中缝处均注补字，宋本作几叶”，又因为其钞本已佚，底本东传至日本，故此校勘记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沈天佑《夷坚志序》
在静嘉堂本的刊行序文中，元代沈天佑阐述了宋刻元修本刊印的经过：
《夷坚志》乃番（鄱）阳洪公迈之所编也……分《甲》、《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十三四事，譬诸小道，亦有可观。载考其序，乃知此志镂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闽本，而古杭亦有本，公随所寓锓梓。今蜀，浙之本不存，独幸闽板存于建学。然点检诸卷，遗缺甚多……幸友人周宏翁，于文房中尚存此书，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似与今来闽本详略不同，而所载之事亦大同小异。愚因摭浙本之所有，以补闽本之所无……遂即命工镂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编。[12]
《夷坚志》至宋末已散佚严重，宋末元初人陈栎言“今坊中所刊仅四，五卷”[13]。《宋史・艺文志》也只著录了一个仅有前三志的六十卷本和一个丁戊己庚的八十卷本。
洪迈墓
到了元代，沈天佑获得了闽本《夷坚志》（实为《夷坚志》前四志）的书版，他也许并不知《夷坚志》尚有二十八志，故在此仅言《夷坚志》“分《甲》，《乙》，《丙》，《丁》四志”，而此书版又遗缺甚多。
之后又从友人周宏翁手中获得所谓洪迈刻于浙地的“古杭本”，两者比勘，发现有存于古杭本，而不见于闽本的小说，故将这部分小说新刻成四十三叶，收入闽版中一同印行，这即是宋刻元修本出版的经过，由此可知宋刻元修本实有“闽本”与“古杭本”两个来源，那么现存诸本中源于两本的文本各占多少比例，补刻叶以及补刻的小说具体有哪些呢？
笔者2015年赴静嘉堂文库调查所藏宋刻元修本之际，对静嘉堂本的补刻叶情况进行了考察，以下为静嘉堂本版本信息。
册数：二十四册
装帧：线装
原刻叶版式 ：左右双边，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注文与小说提供者小字双行，版心白口，双鱼尾，版心下方有刻工姓氏，上方无本叶字数。
序跋：沈天佑序，陆师道、黄丕烈、钱大昕等跋文。
刻工姓名：余川、黄中、罗定、蔡方、余文、丘文等。
补写卷数：甲志卷五第十二叶，卷七第五叶表，第六叶里，乙志卷三第七叶，丁志卷八第八叶里，卷十五第二叶里，卷二十第六、七叶。
藏书印：严氏修能、梦华审定、阮氏伯元、梅溪精舍等。
静嘉堂文库
此外，还有另一版式的补刻叶散落于诸卷，与原刻叶版式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其版式为左右双边，版心细黑口，双鱼尾，版心下无刻工姓氏，版心上方有本叶字数。据笔者点检，属于此版式的书叶共有四十三叶，存于其中的小说共六十八篇（参考下表）。
据出版者沈天佑的序文所言，此宋刻元修本所补刻的来源为“古杭本”（即浙本）中有而原刻本闽本所无的部分，并未言及这部分小说的数量和所补入的卷数，那么以上四十三叶补刻叶的六十八篇小说是否均为误收的他志小说呢，换言之，元代修补时从古杭本中收入的小说是否均来源于他志？据沈天佑言“摭浙本之所有，以补闽本之所无”。
则此六十八篇小说当为原刻闽本以外的“古杭本”的小说，但是在序文中，沈天佑又言闽版“遗缺甚多”，这与静嘉堂本的情况是符合的，只要核对卷首注明的小说书目，再比对现存的小说数即可知，前四志中依然有大量的小说散佚。
如《甲志》卷七卷首注明有小说“二十三事”[14]，实际卷中只有二十事；《甲志》卷五记“二十事”，实只十九事；《丁志》卷一记“十二事”，实只九事；此外静嘉堂本中极为漫漶的《丁志》卷十五、卷十六，《丙志》卷十九阙叶阙行亦随处可见。
进步书局校印本《夷坚志》
笔者仔细核对过这部分补刻叶，其中有二十篇小说的一部分刻在原刻叶，一部分刻在补刻叶，如《甲志》卷七的《岛上妇人》以及《丁志》卷八的《宜黄人相船》，所以此二十篇小说应该本属闽版，修版时因为散佚或者版片漫漶不清而由沈天佑从古杭本中补刻，这些小说应该原即属于前四志。
据以上考察，可以将元代修补时所刻六十八篇小说分成两类：1.误收的他志小说（仅存于古杭本）四十八篇；2.前四志小说（并存于古杭本与闽本）二十篇。
下表为笔者此次调查的补刻叶以及补刻叶中收录小说的情况。其中◎为与他志重出的小说，△为严元照以及笔者依据事件的时间线索所确认的非前四志的小说。补刻叶以一叶为单位，一叶包括表、里两个半叶。
明清平山堂刻本《夷坚志》
经过与现存的后十志以及《医说》所引的文本比较，已知前四志中共有十六篇小说与他志重合，分别来自《癸志》、《支志甲》、《支志戊》、《支志庚》、《三志己》、《三志辛》、《三志壬》，再加上严元照以及笔者所发现的十五篇与成书时间存在矛盾的小说，无一例外均在这补刻的四十三叶中，也就是说，此四十三叶补刻叶正是引起误收的“祸首”。
这些误收小说的确认，有助于对《夷坚志》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如《甲志》卷一所记十九事，之前学者多以为是洪迈之父洪皓被羁押于金国所记事，“《夷坚志》开篇即以北方异闻为主，原因是其父洪皓于绍兴十三年（1143）终于从北方归来，洪皓不免向洪迈谈其羁留北方十五年的见闻，洪迈所记上述内容基本上都得之其父。洪皓归来及北方的奇闻异事，是《夷坚志》最初始的创作契机。”[15]
其实，现存的《甲志》卷一中并非全为北方事，如《宝楼阁咒》、《柳将军》，均发生于南宋境内。
之所以得出为金国事的结论，是因为本卷开篇的《孙九鼎》一事中，介绍孙九鼎与洪迈父洪皓有太学同舍之谊，又一起同陷北地，后来在金国登第入仕，又于第二篇《柳将军》、第三篇《宝楼阁咒》之后用小注注明“两事皆孙九鼎言，孙亦有书纪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清刊本《夷坚志》
论者遂多以为此二事为孙九鼎言金国事。其实严元照在校语中已经指出，此叶“与三叶不相连”[16]，即此叶为元人后补入。
仔细阅读内容，即可知此二事必非孙九鼎言。孙九鼎靖康元年（1126）陷于金国，洪皓建炎三年（1129）出使金国，随后被羁押十年，期间孙九鼎于金国登科入仕[17]，之后一直生活在金国，而《宝楼阁咒》中载南宋士人袁昶“绍兴三年夏，隶业府学，方大军之后，城邑荒残”。显然是指南宋绍兴年间遭金军攻掠，实为南宋事，而此时孙九鼎正困于北方。
又《柳将军》一篇记蒋静任饶州安仁县令时毁淫祠事，此事《宋史》卷三百五十六蒋静本传亦载，为哲宗年间事，距《甲志》成书的绍兴二十九年（1159）相隔数十年，何以言孙九鼎所言“皆近年事”？
可见原刻《甲志》卷一中有孙九鼎提供两事，而所载版片亡佚，只剩洪迈末尾小注，故沈天佑将发生时间较为早的两篇小说补入小注前，从而导致研究者误以为此两事亦为孙九鼎言金国之事。除以上《甲志》两事之外，其他元人所补入的小说，在作为史料或者论述洪迈生平时亦应该特别加以注意。
清乾隆四十三年泾县洪氏刊巾箱本《夷坚志》
元代以后，《夷坚志》三十二志的流传渐少，沈天佑仅仅收集到南宋时刊刻的“闽本”的书版（前四志）和“古杭本”（刊行时代不明[18]，收录小说范围包括《夷坚志》初志、支志和三志），将古杭本与闽版对照，发现其中存有闽版所未收录的小说，虽然无法判断其原始出处和来源，沈天佑依然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如上文所论《柳将军》、《宝楼阁咒》）和每卷损失版片的多少，补入闽版中，这次补刻直接造成了后世诸版本的混乱，其误收问题也一直沿袭至今。
本文考察了现存《夷坚志》前四志的祖本静嘉堂本的刊行过程，并通过判明静嘉堂本中元代补刻的书叶，对一直未能明确的误收小说的具体篇目和数量、以及误收原因做了考察，最终判定四十三叶补叶中的四十八篇小说本为他志小说，为元人沈天佑修版时所误收。
清耕烟草堂刊本《夷坚志》
此外，六十八篇中剩余的十八篇小说虽仍属前四志，但如前文所述，其中一部分的文本来源因为元人的补刻已发生了变化。
在讨论一部文学作品时，注明研究者所见的版本并在具体的“某版”、“某本”中讨论文本，已是今日学界的共识，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同一版本中可能出现的因原刻与补刻所造成的文本差异？这是很值得进一步讨论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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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关于此闽本的性质，参见拙文《上海図書館所蔵明抄本＜夷堅志乙志＞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7集，2015年，第105-118页。
[2]洪迈：《夷坚志》，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05页。
[3]洪迈：《夷坚志》，第一册，第63页。
[4]洪迈：《夷坚志》，第二册，第490页。
[5]洪迈：《夷坚志》，第二册，第496页。
[6]洪迈：《夷坚志》，第二册，第496-497页。
[7]洪迈：《夷坚志》，第一册，第45页。
[8]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12065页。
[9]脱脱等：《宋史》卷三十四，第643页。
[10]严元照云：“此本非今世所刊行者，世人莫得睹，因重录此，以为之副。行款字画，补版夺叶，一遵原文。”《夷坚志》，第四册，第1837页。
[11]张元济于《新校辑补夷坚志》序文言：“宋本不知散落何处……暨严氏所录副本八十卷，均归吾友湘潭袁伯夔。今存天壤间仅此矣……伯夔既以所藏严，黄两本假余，乃尽发涵芬楼所藏参互校雠。”则商务本所用底本正为严元照抄录的宋刻元修本之副本。《夷坚志》，第四册，第1842-1843页收录。
[12]见于静嘉堂藏宋刻元修本《夷坚志》书首，又中华书局本此处断句有误，这里“四十三”即指补刻的叶数，与笔者调查的补刻叶数目相合。
[13]陈栎：《勤有堂随录》第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静嘉堂本《夷坚志》正文前的目录亦刻有小说数，与正文数目略有区别，此目录为元代所刻，非闽本原貌，故此处参考正文的小说数，下同。
[15]胡传志：《<续夷坚志>:<夷坚志>的异域回响》，《江淮论坛》2013年第1期，第156页。
[16]洪迈：《夷坚志》，第一册，正文第3页。
[17]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8年，第559页。及《夷坚甲志》卷一《孙九鼎》篇，《夷坚志》，第一册，正文第1-2页。
[18]元代以后《夷坚志》散佚严重，而《夷坚志》的三十二志又几乎是随写随刊，所以即使是与洪迈同时代的何异、元初人陈栎对于《夷坚志》具体有多少志亦模糊不清，故沈天佑可能并不清楚《夷坚志》尚有二十八志，所以他在序文中仅言《夷坚志》“分《甲》、《乙》、《丙》、《丁》四志”，又因为“古杭”为元人称南宋临安的习见之语，所以沈天佑认为自己所持有的“古杭本”即“洪公所刊”的临安本。他在序中言“载考其序，乃知此志镂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闽本，而古杭亦有本……幸友人周宏翁，于文房中尚存此书，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似与今来闽本详略不同，而所载之事亦大同小异。”此处，沈天佑所言“载考其序”指的是洪迈乾道二年（1166）为出版《乙志》所写的序文，其中有“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的记载，而实际上《乙志》序文叙述的是《夷坚志》的初志《甲志》刊印之后，大获成功，之后陆续在福建、四川、金华、临安等地（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刊刻的事实，即洪迈在此处所述的“临安本”实际上指的是《甲志》一志的某临安刻本。而《甲志》刊刻之时（乾道六年），前四志的《丙志》、《丁志》均尚未成书，因此从成书时间上来说，沈天佑获得的 “古杭本”不可能是洪迈在《乙志》序文中所提到的“临安本”。又据前章考察，此古杭本补刻的小说中，有四十八篇原属于他志，故此古杭本必不可能与只有前四志的闽本“大同小异”，其刊行的时间和性质仍然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