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炎：匡超人原型人物考论
匡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人物。就故事所占篇幅而言，从第十五回一直到第二十回，匡超人的故事几乎占据了六回的篇幅，这在全书的人物中是最多的。
连环画《匡秀才》
从性格呈现的角度来看，从“孺慕之诚，出于至性”的孝子到最后成为背恩弃义、“停妻再娶”、“丧心昧良一至于此”的小人1，匡超人经历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性格转变，这在全书的众多人物中也极为鲜见。
匡超人和紧接着他出现的牛浦郎可以合观：后者极端地表明了最不堪的士人是怎样的状貌，而前者则充分显示出士人如何跌落到这样不堪的境地。
据金和所说，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姓汪”2。在《清稗类钞》之《著述》类中载有汪容甫出妻之事，并明言“而《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或谓即指容甫”3。汪容甫也便是清乾隆年间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提及了这一说法，并断定“匡超人决不是汪中”，其原因在于“吴敬梓死于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于乾隆九年”4。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显见的原因，在《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等著作中，都没有将汪中作为匡超人的原型人物纳入，甚至也不在“附录”的存疑者之列。
实际上，金和所说的匡超人原型人物姓“汪”并没有说错，而这位汪姓文人其实与吴敬梓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吴敬梓留存下来的诗词作品以及旁人有关吴敬梓的记述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他。
本文便从考证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入手，考察这一原型人物的行迹及其与吴敬梓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匡超人从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的形成过程。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在吴敬梓所写的《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中有一个小注，“荆门、跃舟同在山庄”5，这里提及的“荆门”也便是《虞美人·贵池客舍晤管绍姬、周怀臣、汪荆门、姚川怀》一词的题名中所写到的汪荆门6。汪思迴，字荆门，有时也写为“京门”7或“金门”8。
《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在露面之初曾自我介绍道：“晚生叫匡迥，号超人。”9可见匡超人应该姓匡名迥。“匡”与“汪”是同韵谐音，字形上也有相同的部分，这与书中将商盘之“商”写作向鼎之“向”的手法正属同脉。而“迥”与“迴”则是形近。
事实上，一些文献在提到汪思迴的时候，也往往会误写为“汪思迥”10。小说中的匡超人是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人，汪思迴则是安徽省池州府东流县人。“乐清”与“东流”的繁体写法字形略近11，并且“温”与“池”偏旁相同。
从《儒林外史》十六回的回目“大柳庄孝子事亲”以及此回中“认得便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之语可知12，匡超人在乐清所住的村庄名叫大柳庄。在东流县与“柳”之间也有一段渊源。
据《县志》所载“东流未建县先为彭泽地”13，地处东晋彭泽县的东北境，在后人看来，东流县几乎等同于东晋的彭泽县，甚至方志也可相通：“则是书也，以为志东流也可，以为志彭泽也可”14。
庐剧《匡超人》
因此，东流县在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人也便是曾担任彭泽令的陶渊明，正所谓“晋靖节渊明先生遗风余韵在焉”15。由于陶渊明爱菊，所以东流的地名多与菊相关：“故邑曰菊邑，江曰菊江。”16
除了菊之外，与陶渊明关系最为密切的意象自然是“柳”，不仅《县志》中载有陶渊明所写的《五柳先生传》，“如陶靖节五柳之居”17也是时人每每在谈到东流时的津津乐道之语。
在小说中，匡超人刚出场时做的是拆字的营生，马二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拆字与算命一样，都是“下等”18。而汪思迴也精于命理之道，据他自己所说：“比来游历江淮，谬为一二交知筮择修营，凡为避贫病夭绝之凶，造富厚多男之福，无不用之立效、如响应声”19。
正因为受到马二先生的劝导和资助，匡超人才放弃了拆字的行当，回到家乡。有感于马二先生的恩德，匡超人与马二先生“结为兄弟”20。在现实中，汪思迴与马二先生的原型冯祚泰之间也有交集。
首先，两人是钟山书院的同学21。
其二，冯祚泰曾“尝裹粮徒步出游，徧历沿河各地，探黄淮水道利弊。著《治河前后策》四卷”22，汪思迴则著有《河防存说》一书23，在治河方面，二人志趣相同。
其三，在冯祚泰客死京城的时候，“聚钱而敛者为汪思迴”24。
在回到乐清县后，匡超人受到知县李本瑛的赏识，并在李本瑛的帮助下考上秀才，李本瑛“叫他拜做老师”25，此后二人便以师生相称。
《治河后策》
巧合的是，汪思迴亦有一位李姓的老师，并且也是其家乡东流县的知县。汪思迴曾写有《登菊江亭太白书楼怀李石峰师》一诗，其中有“归去亭边思旧尹，呼来楼上忆先生”之语26，从题名和诗句中都可看出李石峰与汪思迴有师生之谊。
据《县志》所载：“李天柱，字石峰，号晓麓，湖广善化人。康熙五十八年由举人任县令。”27雍正元年，李天柱曾将太白书楼移建于菊江亭侧，这也是为何在他离任后，汪思迴会在太白楼上想起这位老师。
李天柱“立品端介，早岁有诗名”，“公暇，进邑士之贤者与论文讲学”28，而汪思迴应当是邑士之贤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会被李天柱收入门下。李天柱在东流颇有官声，在其升任信阳州守之时，“士民攀留，奉其名位祀于青莲座右。越五年，途出县境。百姓闻之，争相饷遗。凡十日，牵挽行舟，几不能去”29。
这种受当地百姓爱戴的程度也几乎和《儒林外史》中的李本瑛相类似，如小说中所说，当李本瑛被摘取印信之际，“百姓要留这官，鸣锣罢市，围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把城门大白日关了，闹成一片”30。
为了避免受到李本瑛之事的牵连，匡超人逃到杭州。在杭州，匡超人受文瀚楼店主人所托，批点了一部时文选，不仅由此成为选家，而且也因为批得“又快又细”，与各个书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书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请他选”31。
《沅湘耆旧集》
汪思迴也是当时著名的时文选家，在陆培为汪思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有“先是，生走八行，索余所为文，将入五科八家之选”之语32。《沅湘耆旧集》在叙及益阳人刘恩宠时有道：“是科33，有汪京门者，评选天下墨卷，多所訾议。于湖南独称先生与湛学正开涟无异辞，亦可见针磁之投契为不谬矣。”34
除了时文选，在汪思迴的著作中，还有不少与考试相关的科举用书，据汪思迴自己所说，一些书是应“坊人请”而刊印35，从中足可看出汪思迴和各书坊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
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匡超人回到温州应岁考，“考过，宗师着实称赞，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36。汪思迴则在乾隆五年“以优行荐”37，并于乾隆五年以拔贡的方式进入太学38。
被贡入太学的匡超人在京城与自己的老师李本瑛会面，并在李本瑛的帮助下考取了内廷教习。匡超人自称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勋戚人家子弟”，并且是“正途出身”39，可以参加选官。汪思迴在成为拔贡之后考取的则是“国子监正黄旗教习”40。
在汪思迴的好友张九钺所写的《移入正红旗官学》一诗中，对于国子监教习有这样的题咏：“国子先生分铎振，公侯世冑捧经趋”41，也正与小说中的所叙述的内廷教习相一致。而最后汪思迴则由候补教谕选任宝应教谕。
综上所述，“匡”产生于同韵谐音之“汪”，“迥”来自与其字形极为相近的“迴”；温州府乐清县由字形略近的池州府东流县生发而出；大柳庄的称谓则来自写作了《五柳先生传》的陶渊明与东流县之间的历史渊源；匡超人曾以拆字为生或是由于汪思迴精于命理之道；匡超人与马二先生之间的交谊也出自于现实中汪思迴与冯祚泰之间的友情；匡超人的老师乐清知县李本瑛指涉的是汪思迴的老师东流知县李天柱；匡超人的选家身份及其与书坊的良好关系是现实中汪思迴的真实写照；匡超人的优行与出贡来自汪思迴的优行和拔贡；而匡超人的内廷教习以及可以参与选官对应的则是汪思迴的国子监正黄旗教习、宝应教谕。
电视剧《儒林外史》中宗峰岩饰匡超人
因此，《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应当就是汪思迴。
汪思迴是《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但这样的结论还需要面对一个质疑：即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来看，匡超人最后彻底堕落成为一个厚颜无耻之人，而根据此前我们对于汪思迴的了解，他应该是吴敬梓身边最为亲近的好友，在吴敬梓最好的朋友与其笔下最令人不齿的小说人物之间似乎存在着情理难以解释的落差。
汪思迴是吴敬梓的好友，这一印象主要来自于程晋芳所写的《文木先生传》：“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42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43
樊圣谟，也便是吴敬梓的另一个好友樊明征，同时也是《儒林外史》中迟衡山这一人物的原型。
在吴敬梓邀请参加“暖足会”的五六人中，程晋芳单单列出汪思迴与樊明征两人的名号，并且汪氏还在前，似乎足以说明汪思迴是与吴敬梓关系密切的好友。
而这一印象也可以在吴敬梓的诗词中得到确认。在《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一诗中有“扁舟良友聚，施榻故人心”之语44，而这两句诗后面的小注便是“荆门、跃舟同在山庄”，可见汪思迴便是吴敬梓所说的“良友”之一。
《吴敬梓诗传》，李汉秋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
此外，《虞美人·贵池客舍晤管绍姬、周怀臣、汪荆门、姚川怀》一词中亦云：“几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寻桃叶”、“端阳节近旅愁牵，孤负秦淮箫鼓拥灯船”45，吴敬梓曾与题名中出现的这些旧友在金陵城探访古迹、夜游秦淮，这些都是吴敬梓念念不忘的快事，而汪思迴既然参与了这些快事，也理所当然应是吴敬梓的故知。
汪思迴既是吴敬梓的知交，同时却也是《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这样的双重身份似乎难以共存。从这一角度说，汪思迴性情究竟怎样以及他与吴敬梓的交情到底如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嘉庆年间修纂的《东流县志》中有一段汪思迴的小传，其中有这样的评价：“为人易直慈良，为文宏通渊博，有请业者无不告之且详，一时当道重其人又重其文，延请质疑者道相望也。”46
就此看来，作为东流县的乡贤，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汪思迴都很受人敬重。由于东流是“小邑”，汪思迴“患僻处而寡闻也”，因此“去井里，乔于金陵”47。
应该正是在金陵期间，汪思迴与吴敬梓结识，并成为吴敬梓身周朋友中的一员。
同样是吴敬梓的好友、同时也是《儒林外史》中武书原型的宁楷，曾写过《病中杂感十六首》，忆及十六位朋友，其中既有吴敬梓、吴烺父子，也包括程廷祚、涂逢豫、严长明、冯祚泰、樊明征等与吴敬梓交情深厚的契友。
吴敬梓《文木山房集》
而其中的第十四首写的便是汪思迴，诗中有道：“曾向皇都振羽翰，十年前已重鸡坛”48，前一句应指汪思迴曾贡入太学，后一句则是说汪思迴成名甚早，是金陵城中素有名望的士人。
可以印证汪思迴在士人圈中颇为活跃的还有岳梦渊所写《竹轩诗社即事》一诗的小序。这篇小序记载了乾隆丁丑（1757年）在金陵成立竹轩诗社之事。诗社中名流荟萃，袁枚、葛祖亮、陶湘、周榘、途逢豫等二十七位名士都名列其中，除了袁枚等三位发起人以及葛祖亮等四位“一时耆宿”之外，汪思迴在一众“名贤髦士”中位居第六49。
从有关汪思迴的诗文记叙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士人：湖南湘潭人张九钺曾在诗中提到“君独吹长笛，邀余坐板桥”50，可见汪思迴擅长吹笛；在张九钺之《题友人枫桥送别图二首》一诗中有一个小注：“乙丑自都门归广陵，汪京门为作《秋帆送别图》”51，能够看出汪思迴会作画；如前所论，汪思迴精于命理之学；而在汪思迴的著作中还有《地学薪传》一书，包括了堪舆、风水、五行等诸多方面的内容52。或许这些多方面的才艺也有助于汪思迴成为金陵城中的名士。
汪思迴在侨居金陵时颇为知名，也或许与其对待朋友热情周到有关。张九钺曾数次来金陵，其中至少有四次都得到汪思迴的招待53。
尤其是乾隆十六年（1755年），汪思迴找到张九钺在南京的客居之所54，陪张九钺游览了秦淮河、鸡鸣寺、瓦官寺等金陵名胜55，在张九钺离开时，又将其送至幕府山下方才依依惜别56。以至于当张九钺再来南京而汪思迴恰好不在时，张九钺会惆怅地写下“登台思旧侣，把酒送将归”的诗句57，表达对于汪思迴的怀想。
连环画《匡超人》
对待生友如此，对待死友也不例外。汪思迴曾颇为感动地与张九钺谈及另一位好友周两峰殁后由李殷相代为经纪其丧之事。而如前所举，当冯祚泰客死京城时，“聚钱而敛者”就是汪思迴，言谈与行事之间，都显现出汪思迴对于“生死交情”的追慕和践行58。
根据这些记载，非但正如同《县志》中小传所云，汪思迴“为人易直慈良”，而且笃于友道，是值得一交的好友。
但奇怪的是，尽管汪思迴是当时的名贤髦士，与很多士人也有相当密集的交往，但除了《县志》中的小传之外，对于汪思迴的为人如何，时人却少有更为明确的评价，对于汪思迴的为文如何，也少有赞叹或是褒扬。
在宁楷乾隆十年（1745年）所写的《钟山书院同学志》中，曾点评了书院中的诸多同学，例如冯祚泰“挟大志，著治河两策，行将上之天子，谋万世之安”，而顾雨荪“才颇疏忽，然古今各体无所不为，为人敦气节，固当世所仅见”，他们都是“进可以趋庙廊，退可以领风雅，而骚坛之望，翰苑之光不待既出而后可知也”之人。
而对于汪思迴，则仅将其放在“以文著者”的十位士人之列，与另外“以品著者”的六名士人相同59，未予置评。
对于汪思迴文章鲜见的评价可参考陆培所写的《汪荆门文集序》：“余观生之文，兖兖然有气，熊熊然有光。炊饭淘沙，镕金分滓，扩其所未至，毋狃于所已至。虽古人亦可到，岂直为逢时利器哉！”60
文章充分赞扬了汪思迴的文章，但由于这是为汪思迴文集所做的序言，这样的评价却也很难说没有溢美过实之辞。
从数量看，汪思迴著作颇丰，据《县志》所云有“凡百余卷”之多61，但其诗文集都已散佚，仅有的一些零散诗文作品多保留在《县志》中。就著述而言，其留存于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乾隆二十三年所修纂的《东流县志》。
乾隆《东流县志》
这部《县志》是时任东流知县的蒋绶主持修纂的。在修纂之初，蒋绶曾与汪思迴商议此事，并得到汪思迴的热烈响应。
当修志之事“布置既周，馆局咸定”之后，蒋绶将汪思迴“致之自江宁，属以掌修重任”62，因此，正如后人所云：“时国子教习邑人汪君思迴实综其文”63，这部《县志》最主要的修纂者便是汪思迴。
尽管乾隆年间这部《东流县志》的整理保留了很多的东流的乡邦文献，并且“方之前志搜访略备”64，但县志中存在的“繁简多失其宜”65、“因讹踵谬”66、“裁取未当”67等谬失不足之处还是受到了诸多批评，更有人评价道：“然其为书泛而不该，糅而无当，绘列虚景反疏疆域之图，条举细端乃失表志之例。好缘饰而不雅，标论议而不文，考文献者能无遗憾也哉！”68
对于这些指责，实际上负责修纂的汪思迴显然难辞其咎。
更为重要的是，汪思迴个人的性情也隐现在他所修纂的这部《县志》中。在乾隆《县志》的卷二十的《艺文·书目》里，一共收录了东流籍士人所著的三十种著述，其中有十五种都是汪思迴所著，恰与其他所有士人累积起来的著述数量相当。
嘉庆《东流县志》
而除了汪思迴之外，著述最多的士人也不过只有两种而已。仅仅着眼于这些数字对比似乎正说明了东流是一个“章缝之士不满百”69、“士多朴而少文”70的小邑，汪思迴则是邑中首屈一指的文人。
但即使现实的状况果真如此，在自己所修纂的《县志》中记载了数量和比例都如此之高的己著还是令人觉得不甚妥当。
退一步说，如果所有这些著作都是汪思迴集毕生之精力，呕心沥血、皓首穷经写成，那记载下来为桑梓增光却也无足厚非。保留在乾隆《县志》中的汪思迴著述如下：
《四书质义》、《增订四书衬义》、《古文质义》、《周易质义》、《历代帝王纪要》、《周易存说》、《尚书存说》、《诗经存说》、《春秋存说》、《曲台存说》、《四书存说》、《河防存说》、《诗学卿云集》、《有吾堂诗集》、《有吾堂文集》71。
这些著述少数是汪思迴的诗文集，如《有吾堂诗集》、《有吾堂文集》，多数则都是与“四书五经”相关的著作。
从题名看，这些与“四书五经”有关的书籍都是阐发或探讨儒家经典的经学著述，但其实却并非如此。
以《周易质义》为例，该书的体例是：
祗遵钦定折中，附以讲章定式，各卦、各爻、各章、各节悉仍今经本义。提明全旨，叙演顺文。其各卦、各爻、各章、各节之后详载传说，庶几居今道古，通变宜人。既可便于诵读，亦将广为刊行72。
《周易质义》
由此可见，此书并无汪思迴个人的新见，不过是将通行的经义和传说用较为清晰扼要的方式排列出来，而其目的则在于“便于诵读”、“广为刊行”，既为士人准备科举考试提供便利，同时也藉此成为热销书籍。
根据汪思迴为《周易质义》所做的序言，之所以会有这部书，是由于《四书质义》一书刊行后，“坊人请以周易质义尾之而出”，“名曰《周易质义》，仍《四书质义》以为言也”73。因此，《周易质义》与经学无关，只是科举书市场商业运作成功后的跟风之作。
在《四书质义》大卖之后，坊人还请求汪思迴编撰刊行了《增订四书衬义》一书。根据汪思迴为这本书所做的序言，在编撰之初，坊人的建议是：“不登《集注》，不列章旨、节旨与夫人物典故”，汪思迴否定了坊人的这一建议，决定采用“一章一节，循经衬义；一字一句，因文衬言”的方式编撰，并且“撮每卷中人物典故而摘其要于尾，以备参考用”。
此书的卖点在于与《四书质义》一书相互配合“其于余《质义》一书涵咏本文为主，有脗合无纰缪矣”。最后编撰这部书的则是汪思迴“与蒋子念劬同心商榷，增订成书”74。
从以上语句可以看到，这部书完全是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产生：其源起并非是出自汪思迴本人的研究兴趣或是心得，而是完全应坊人之请，其着眼点仍在继《四书质义》之后趁热打铁，抢占科举书市场；所采用的编撰体例也是为了应对潜在购买者即科举中人阅读的需要和便利；由于《四书质义》的成功，汪思迴在序言中屡次提到自己的这本得意之作，实则也是以此作为《增订四书衬义》一书的广告；而与蒋念劬一起编撰亦说明《增订四书衬义》更像是一本短时间内攒出来的速成书，而绝非苦心孤诣写就的著述。
汪思迴手稿
由此可以推测，与《四书质义》以及《增订四书衬义》的编撰方式类同，《四书存说》、《周易存说》、《尚书存说》、《诗经存说》、《春秋存说》等书名整齐的“存说”系列的书籍或许也采取了相似的编写方式，并同样以“便于诵读”、“广为刊行”为目标，而这些书籍所面对的读者显然也并非是那些经学硕儒，而是以获取功名为目的的科举之士。
因此，尽管汪思迴载于乾隆《县志》的著述多达十五种，但除了诗文集之外，多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科举用书，但汪思迴却将这些书作为著述一一列举在自己所编纂的《县志》中，体现在这一行为背后的名利心让我们隐约看了《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影子。
同样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汪思迴为《增订四书衬义》所写的序言中，在谈到《四书质义》时说道：“书成问世凡八年，岁三易版矣。”75
在《儒林外史》里，匡超人曾洋洋得意道：“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显然，这里所说的“刻过三副板”的“拙稿”，影射的应该就是汪思迴的“岁三易版”的《四书质义》。
而匡超人所号称的“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76，这里的共是九十五本，也与前面所举汪思迴的著作有“凡百余卷”在数量上差相仿佛，而无论是将数量可观的科举书都搬来凸显自己的“文名”，还是《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与《四书存说》、《周易存说》、《古文质义》等书题名之间的关联，汪思迴和匡超人都如出一辙。
连环画《匡超人变质》封面
不仅是透过《县志》中的这些书目可以看到汪思迴的名利心，从乾隆《县志》卷九的选举志中也能看到这一点。
在“辟荐”一类中，汪思迴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乾隆五年以优行荐”，一次是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诗赋荐”77。
如果还算上在“拔贡”一类中汪思迴的现身，汪思迴在卷九的选举表中出现了三次之多，仅仅看露面的次数，会让人觉得汪思迴是东流县最成功的科举人士——虽然他的科名不过只是拔贡。
事实上，汪思迴的拔贡就来自乾隆五年以优行荐，两者是重复的；而在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时，汪思迴确实曾“以诗赋恭迎圣驾”78，但与吴烺、严长明等人先后通过这一方式获取举人名号以及内阁中书的官职不同，汪思迴并没有因为献诗赋而获得仕进的机会。
因此，这两次“辟荐”都名不副实，而在嘉庆《县志》的选举表中，就将这一谬误纠正了过来：“荐辟”类中，整个“国朝”都空无一人，而汪思迴只在“拔贡”类中出现了一次而已。
总之，从现有资料看，汪思迴是一个有着多重面相的士人：一方面，他是东流县声名卓著的乡贤，同时也是金陵城中交游甚广的名士。由于多才多艺以及对待朋友的热情周到、生死如一，在士人圈中汪思迴拥有不错的人缘；但另一方面，汪思迴的名声更多地不是源自他的文学才能，而是来自在科举书市场上所建立起来的“选家”之名，与科举书之间的渊源既让汪思迴名利双收，却似乎也让他陷于名利场中不能自拔。
汪思迴的这些多重面相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厘清吴敬梓和汪思迴之间的交谊，也能够帮助我们探讨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
程十发绘吴敬梓
吴敬梓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从全椒移居南京79。汪思迴侨居金陵的时间难以确知，张九钺《金陵任文斗宅同汪大京门观蒋生戏技夜听王生弹筝作》被编年在其十三岁时所作，即雍正十二年（1734年），诗中有“秦淮再来汪君老”之语80，可见汪思迴侨居南京的时间应该早于吴敬梓。
当吴敬梓移居南京时，“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81，由于汪思迴就在南京，也是“四方文酒之士”中的一员，因此两人的交情或从1733年开始。
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被荐举去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的预试82，“端午节近”83之时在回南京途中的贵池客舍与管绍姬、周怀臣、汪荆门、姚川怀等见面，并写下《虞美人》一词忆及在南京与各位好友的快事。
同样是在乾隆元年的冬天，吴敬梓在《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一诗中回忆了十天之前与王溯山、汪思迴、曹跃舟在一起“絮语同挥麈，摊书共识蟫”的“欢娱”84，并称汪思迴为“良友”。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在此时还甚为契厚。
两人的交情发生转折或许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这一年，汪思迴的《四书质义》出版85，并且“岁三易版”，随着此书的热销，汪思迴成为科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在乾隆六年（1741年）评选了当科的乡试墨卷86，而且出版了一系列的科举用书，如乾隆七年（1742年）的《周易质义》87、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增订四书衬义》88等十数部书。
而吴敬梓自“博学鸿词”之荐后，“亦自此不应乡试”，而从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也可知道，吴敬梓“独嫉时文士如雠，其尤工者，则尤嫉之”89，当汪思迴在科举书市场上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与吴敬梓之间也势必会渐行渐远。
对于吴敬梓和汪思迴之间交情的变化，也可以从吴敬梓的另一个好友宁楷的诗文作品中得到一些佐证。
宁楷《修洁堂集略》，南京图书馆藏嘉庆八年刻本
吴敬梓在写给宁楷的序言中有“仆与宁君，交称密契，昔亲兰臭”之语90，在吴敬梓去世之后，宁楷曾写下了《挽吴赠君敏轩四首》91表达对于挚友逝世的痛惜，两人可谓生死不渝的至契。
如第二部分所举，在宁楷的集中有一组题为《病中杂感十六首》的诗作，这组应写于1752年92的诗题咏了包括吴敬梓、吴烺父子在内的十六位友人，其中的第十四首写的就是汪思迴。
在诗中，当写到其他朋友时，宁楷会感叹“二三知己是吾侪”或是“只有荃林是弟兄”，而在题咏汪思迴的这首诗里，他却这样写道：“曾向皇都振羽翰，十年前已重鸡坛。只今未了缥缃债，名士多因不是官。”93
诗中提及了汪思迴的拔贡以及在士人圈中的名声，但最后两句指向的则是身为“名士”的汪思迴在科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状态，并对此略有揶揄之意。无论是诗中所体现的交情的淡薄还是对于汪思迴的微讽，都可看出身为吴敬梓好友，并且与吴敬梓“昔亲兰臭”的宁楷对于汪思迴的真实观感。
实际上，虽然吴敬梓和汪思迴之间的交情经历了从笃好到渐行渐远的变化，但由于两人共处于南京的士人圈中，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或许很难做到完全不相往来，可情感上的疏远甚至背离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在塑造出匡超人这一形象时，除了吸收原型人物汪思迴的诸多素材之外，也将其他本事例如好友宁楷的一些事情融入了进去。
初登场时，匡超人是以拆字少年的形象出现在《儒林外史》中，这既影射了汪思迴擅长命理之道，也来自宁楷的一段真实人生。
宁楷《病中杂感十六首》，《修洁堂初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抄本
由于家贫，宁楷在十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卖卜于市以供菽水”，并且这样的营生一做就是三年。
而宁楷开始为士大夫所知并走上成名之路也与匡超人一般无二：宁楷虽然家贫，却“日夜读之无倦”，“乙卯秋，江宁令张公嘉纶折柬相邀，府君莫知其从来。既往谒，乃知昨夜读书，有客扣门，闲话而去者，公也”。
正是在江宁县令张嘉纶的赏识和帮助下，宁楷才得以进入钟山书院并最终“成就学问，名震于时”94，在《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则是由于夜读受到知县李本瑛的赏识，并在其提携之下考取秀才。
从性格发展的时序上来说，宁楷的材料都用于性格转变之前的匡超人，而逐渐堕落的匡超人基本上则多与汪思迴的生平行事相符合。表面看来，这一状况或许正应和了吴敬梓与宁楷、汪思迴两人不同的交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地域的角度看。匡超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在浙江展开，尤其是杭州，他属于包括景兰江、赵雪斋、支剑锋等人的杭州士人群体，和以杜少卿、迟衡山、武书等人为代表的南京士人群体没有任何交集。
可从现实状况来看，汪思迴与这几个人物的原型之间却都存在交谊。似乎吴敬梓是在“有意”将匡超人从南京士人圈中排除出去。
以上所论可以说明在吴敬梓的好友与其笔下最令人不齿的士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通过对于汪思迴生平及其与吴敬梓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思迴身上存在着很多匡超人式的影子。
但对于小说而言，在现实人物汪思迴与小说人物匡超人之间永远不能划上等号，吴敬梓如何以汪思迴为原型塑造出了匡超人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
张九钺手稿
如第二部分所论，从对待友人的角度来看，汪思迴真诚周到、生死如一，在汪思迴去世之后，张九钺在《哀友诗十首》之十以及《东流晚泊怀亡友汪京门》95两首诗中曾动情地怀念这位故友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在吴敬梓的笔下，汪思迴生平中较为积极的一些面相却并没有被吸收到小说中成为匡超人的性格因子。
在此方面，有三种主要的情形。
其一，在塑造匡超人时，吴敬梓完全屏蔽了汪思迴某些信息。例如汪思迴是东流县的乡贤，并且算是首屈一指的文士，但在小说中，这些身份匡超人都不具备，其不过是乐清县出身贫寒的一介普通士人。
其二，吴敬梓将汪思迴的一些特征做了转化。从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知道，汪思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士人，而在小说中，吴敬梓则将这一多才多艺、“天资英敏”96转化成了匡超人的“绝顶的聪明”97：无论是磨豆腐、杀猪、卖肉，还是写八股、作诗、批时文，匡超人几乎都是触手就会，并且做得比旁人都好些。
其三，汪思迴的某些特征也进入了小说，但不是出现在匡超人的身上，而是被转移给了与匡超人密切接触的其他人。
可以看到，与匡超人有过接触的那些人：包括马二先生、郑老爹、潘老爹、李本瑛、潘三等，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性情怎样，待人真诚周到都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共同特征，而实际上，这本应是汪思迴最为重要的正面性格。
经过了上述三种方式的处理，汪思迴人生中较为积极的面相基本上都被剥离了出去：即便是有些趋向正极的绝顶聪明，在小说中也往往成为匡超人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资本，更不用说在周围所接触的人都真挚诚恳的比对下，会越发衬显出匡超人的凉薄寡恩。
吴敬梓一方面几乎抽空了匡超人身上所可能具有的汪思迴的正面性格，同时又将汪思迴最令其反感的负面性格填充了进去：这也便是身为选家的汪思迴的名利之心。
漫画《匡超人》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匡超人在选政方面才几乎会与汪思迴有着惊人的一致：从与书坊的密切关系，到数量大致相当的科举书，再到“岁三易版”与“刻过三副板”之间的影射，以至于《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和《四书存说》、《周易存说》、《古文质义》等书名目的相似，吴敬梓几乎是以现实中的选家汪思迴为模板，用同样的声口和举止在刻画小说中的匡超人。
由此可见，相对于现实中的原型汪思迴，匡超人有着似与不似的双重特性。不似的是他基本不具有汪思迴的正面性格，而相似的则是他直接承接了汪思迴性格面相中的负面因素。以此为基础，汪思迴的诸多个人信息也被移植到了匡超人的身上，这些个人信息对于匡超人的人物塑造来说，未必有直接的用处。
例如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似乎也可以在浙江境内换一个和安徽省池州府东流县完全产生不了任何勾连的名字，李本瑛亦可以改做其他姓氏，都不会对匡超人这一人物产生影响。
因此，这些被大量移植的个人信息最为显著的功能就是在强化原型人物汪思迴和小说人物匡超人之间的关联，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吴敬梓对于汪思迴的某些现实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上所论都可以从吴敬梓对于汪思迴的现实情感的角度得到解释，但这一现实情感至多只是给予了匡超人一个基本的色调，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程十发绘吴敬梓像
首先，吴敬梓个体的私人情绪会成为人物塑造的基础，但这些情绪却并未左右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在《儒林外史》中，臧荼也是一个形象颇为不堪的士人，不仅娄焕文评价臧荼是“没良心的人”98，杜少卿也曾借着酒意笑骂臧荼“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99。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士人，杜少卿和他的关系却颇为亲昵，不仅称臧荼为“三哥”100，而且在杜少卿移居南京之后，臧荼去南京探望他，恰好泰伯祠大祭缺人，杜少卿便引荐这位故知参加大祭，担任司柷之职。
可以看到，对于臧荼这一人物来说，在其品行的低劣与吴敬梓通过杜少卿投诸于这一人物的温厚态度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反差。
由于这种反差的存在，整个人物不是善恶分明、是非截然的，而是处于朦胧不清的暧昧状态中——这其实也正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同时也是现实中的士人最为普遍的状态。
从情理上说，对于臧荼品行缺陷的呈现应基于吴敬梓对于此种士人的现实情感，但在小说中，这一情感却受到《儒林外史》人物书写规律的限制，并与规律相调和，赋予了人物不甚鲜明、但却更为复杂而真实的色调。对于匡超人这一人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在匡超人和汪思迴的性格差异中，有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这便是匡超人曾经是一个“孝子”，而从现有资料看，汪思迴并无引人注目的孝行。因此，孝子的身份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令人感动的描写都是吴敬梓在原型之外附加到匡超人身上的。
由此可以推想，倘或吴敬梓真得对匡超人反感之极，同时又将这一情绪毫不阻拦地注入到小说写作之中，那匡超人这一人物绝不会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状貌，至少这样一个孝子匡超人就不会出现在小说中。
连环画《杜少卿平居豪举》封面
从这个角度看，就如同吴敬梓通过杜少卿给予臧荼的那种亲昵而温厚的态度一样，孝子时期的匡超人也正是《儒林外史》人物书写规律的体现：用来避免现实情感的弥漫所造成的人物色泽的过分单一和强烈。
其次，对于匡超人这一人物来说，无论是前期的孝子还是后期的卑劣小人，性格的呈现都不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更为确切地说，“变化”才是这一形象的意义所在。
尽管匡超人的两个性格端点都极为鲜明：单个看来，前期让人感动的孝行和后期令人切齿的卑鄙都足以让这个人物成为一个成功的塑造，但这两个性格端点却都不是匡超人最为重要的特征。匡超人的形象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变化”。
从一个性格端点到另一个性格端点，匡超人在小说中经历了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性格转变，这在《儒林外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有一些人物在小说中经历了性格的变化，但就幅度而言却远不能和匡超人相提并论。因为“变化”，匡超人被塑造成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形象。
回到吴敬梓和汪思迴的交谊，他们的交情也发生了变化。而吴敬梓关注的不只是汪思迴令他反感的性格，更是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洞察、展现、反思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就此而言，他才会将孝与汪思迴的名利都拼接到匡超人一个人物的身上，并通过对于两个性格端点的极端化书写展现人物性格变化所产生的耀眼弧光。
清卧闲草堂刊本《儒林外史》
因此，极写匡超人后来的无耻不是因为其原型汪思迴也是一个卑鄙小人，或是吴敬梓真得恨汪思迴至极点，而是基于展现人物性格变化的需要。
其三，吴敬梓不仅塑造了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更塑造了一种人物的意义。从儒林的角度说，匡超人是最具群体意义的一个典型个体。
在小说中，吴敬梓用几乎六回的篇幅生动呈现了匡超人的转变过程，而在整部小说快接近上半部终点的时候，匡超人的堕落轨迹亦是整个儒林士风日下的一道缩影：虽然程度有别、方式各异，但所有的士人似乎都在进行着匡超人式的堕落。
同时，匡超人之所以会产生性格的剧烈变化，与他所处的士人群体也有着脱不了的干系：匡超人在小说中获得了颇多的知遇：马二先生、李本瑛以及杭州的一众士人等都曾真诚地帮助、提携、接纳过匡超人，但所有的这些知遇在让匡超人的生活境遇越来越好的同时，却也一步步地将他推到人性的深渊。
通过匡超人这一人物，吴敬梓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凝聚在士人个体身上的群体隐喻、群体影响下不可捉摸的个体命运以及士人个体与士林之间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感。因此，从整部小说的意旨表达来说，相对于人物形象本身，匡超人这一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
从汪思迴的交游看，东流县的几任知县都和他有交情：李天柱、蒋绶、陆培、万绍熙101等人莫不是如此，而到了南京以后，汪思迴也积极地在争取融入金陵的士人群体，陆培序言中所谓“日从士大夫游”所说的也正是此意。
《儒林外史》邮票
与这些士大夫的交往既使得汪思迴荣升为东流名声卓著的乡贤，在南京城也成为声名鹊起的名士，终于实现了“崛起流辈之中”的夙愿，但与此同时，汪思迴也一步步迷失在这样的名利场中，忘记了在“扬其光”的同时他更应该做的是“砥其质”102 。
对于在汪思迴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吴敬梓应当了然于胸。而在吴敬梓的朋友之中，类似的情形应该也并非特例。
此外，从吴敬梓的诗词以及《文木先生传》中的相关叙述可以看到，吴敬梓和汪思迴的交往多发生在数个朋友同时交游的场合。这意味着由于士人圈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两人即便已经疏远，也很难做到截然不相往来——对于其他令吴敬梓反感的士人来说，应该也是如此。这些会面会让吴敬梓觉得尴尬和不快，或许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冷眼旁观并冷静思考的契机。
最终的结果是：吴敬梓对于士人的各种状貌有深切地体察，同时又能摆脱对于人物个体善恶是非的简单关注，而是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角度细致呈现士人的命运，并将由此而生发出的种种普遍而深邃的意义都通过匡超人这一人物自然演绎出来。
《儒林外史》英译本，1959年获莱比锡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插图银质奖
从原型人物汪思迴到小说人物匡超人，以之为例，我们可以地看到《儒林外史》中小说人物的生成过程。
从原型人物的角度说，汪思迴是一个有着多重面相的士人，同时，汪思迴和吴敬梓之间也经历了从交好到疏远的变化。
就小说人物而言，匡超人充分汲取了汪思迴的选家身份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名利心，但同时又将汪思迴较为正面的性格面相做了种种转化和遮蔽。
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没有受到对于汪思迴个人情感的限制，甚至也没有被这一特殊的士人个体所束缚，通过孝子身份的加入，吴敬梓舒缓了匡超人身上过于浓郁的负面特质，让其色调和整个《儒林外史》的群像谱系更为合拍；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吴敬梓着力去展现的是其性格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分外鲜明的两个性格端点；人物塑造也并非匡超人这一人物的全部价值，更进一步说，个体士人与士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整个士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才是其命意所在。
不仅是从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的生成，汪思迴作为原型人物的出现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儒林外史》的创作过程。
如前所论，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时候，汪思迴和吴敬梓之间还私交甚笃，而两人的交情出现裂痕直至疏远，或许应是《四书质义》一书出版并且热销以后的事情。
倪绍勇绘吴敬梓像
无论如何，1736年的时候，吴敬梓还不会将其口中的“良友”塑造成匡超人这样的状貌，汪思迴在科举书市场上要达到蜕变后的匡超人那般春风得意的状态，也至少在《四书质义》出版的乾隆四年（1739年）之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有关匡超人的几回故事，其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乾隆四年。
从《儒林外史》取材看，此前谈凤梁先生曾认为“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和第三十五回前后的取材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吴敬梓几乎全部取材于历史和社会的传闻”，“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侧重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为题材”103。
但从汪思迴就是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可以知道，就取材而言，前后两部分或许并没有如此截然的分别。小说的前二十五回中的一些部分与吴敬梓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对于《儒林外史》写作中虚构与写实的关系我们也能有更深的体认。相对于虚构而言，写实似乎是更为简单易行的创作手法，而其价值似乎也逊于更能体现作者创造力的虚构。
但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很多小说人物都有现实人物作为原型，在原型之外吴敬梓还使用了许多其他人物的本事来塑造这一人物。
而我也相信，随着《儒林外史》本事研究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原型人物和小说本事还会被揭示出来。这也就意味着，此前我们认为往往是小说中虚构的成分，许多都有现实的人物或事情作为基础，是偏向于写实的。
全椒吴敬梓纪念馆
表面看来，这种写实与虚构的比例变化会影响《儒林外史》的“伟大”。但事实上，写实成分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小说成就的降低。
与此恰恰相反，吴敬梓总能摆脱现实的人物和事情对于创造力的拘禁，也能穿越主观情绪对于小说写作的控制，通过对于原型人物以及其他本事的巧妙嫁接、组合幻化出比现实本身更具穿透力与表现力的人物和情节，就《儒林外史》所面对的题材而言，这是比单纯的虚构更为高明的手法。从汪思迴到匡超人，其间所发生的一切便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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