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关系里，一桩传说中“好到很甜蜜”的“双边关系”，就是大宋与日本的关系。
有多好？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老邻居”，日本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是不少折腾。哪怕赶上了大唐吊打四方的年代，都敢在白江口“作个死”。明朝年间更是先当倭寇再侵朝鲜，直到在露梁海被大明舰队“碾死”才消停。晚清年间长了本事，又给中国留下了痛彻心扉的“甲午国耻”。但这么一个不安分的“邻居”，放在两宋的三百年里，却是十分的安分。不但“没闹事”，还留下了不少“美谈”，看似“甜蜜”到匪夷所思。
最出名的“美谈”，当属宋朝灭亡以后，南宋遗民郑思孝的那声感慨：“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许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也就是说，这日本不但给大宋“上贡”，商贸往来繁荣，对大宋更是无比“孝顺”，甚至南宋灭亡后还“举国茹素”，关系好到感人。
而另一桩“美谈”，那就不止感人，还特别“香艳”：《清波杂志》记载，在大宋与日本关系十分“蜜月”的年代里，经常有日本妇女乘“倭国一舟”劈波斩浪，跑到中国东部沿海来，见到大宋男子就“择端丽者以荐寝”。跟“大宋好男儿”一夜温存后满意离去，如果能因此怀上子嗣，那更高兴得似捡了大便宜，美其名曰“度种”。“好”到这程度，着实“甜蜜”。
那真实的大宋与日本的关系，有这么“孝顺加甜蜜”？首先要说的，就是“日本给大宋戴孝”这桩美谈。事实是，北宋立国后，日本正是“平安时代”，南宋南渡后，日本又变成了“镰仓幕府”。那时的日本，早在唐末时就中断了“遣唐使”，此后一直到南宋灭亡，日本与“大唐”“北宋”“南宋”几个王朝，一直都没有官方往来，对大宋这边来的“使节”，也常常是“人以成狐疑”，几乎是百般提防。
所以，宋朝建国后的日本，何止是“不闹事”?毕竟挨过唐朝的打，知道了自己几两肉，从军事到经济全面落后的日本，也就对“老邻居”中国紧锁国门。这样的背景下，大宋与日本的官方关系，其实相当冷清，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那至今感动无数“野史粉”的“日本举国给大宋戴孝”事件，只不过是“大宋遗民”郑思肖的美好想象。
那既然“举国戴孝”不靠谱，那么更离奇的“日本女人度种”事件，又是否靠谱。其实，就是这桩“美谈”里“倭寇一舟漂泊在境上”的景象，就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大宋与日本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
自从唐末起，日本对于中国的“官方朝廷”，一直是千防万防。甚至经济上也曾有各种禁令。但整个两宋时期，双方远比唐代时“火热”的，却正是繁荣的贸易往来：两宋三个世纪里，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书籍等“硬通货”，甚至中国从南亚西亚“转手”来的香料等货物，都在日本常年“热卖”。日本刀与日本扇也是中国市场上的“宝货”。宋代大文豪苏辙的诗，就缩影了当时“日本制造”的影响：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
为何“政冷”的两国，经济交往却火起来？这事儿，就要说说两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海商。
北宋立国之后，北方面临辽国的压力，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又几乎萧条，于是海商贸易反而火热起来。外加宋朝对沿海商民出海的限制，比起唐朝来大为放松。于是“海商”群体迅速扩大。凭着当时大宋强大的造船业与手工业经济，“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这巨大的利益诱惑，自然惹得大宋各个阶层，只要有钱有机会，都是纷纷“下海”。
而且这些走出国门的“大宋海商”们，在亚洲海面上也有着强大的话语权。有时来到一些国家时，当地都是“其王与眷属到船问劳”。而日本，也恰是大宋海商们的“大市场”。单是从北宋立国到1166年，宋朝就有七十多批海商登陆日本。凭着“大宋制造”的强大地位，这些商人不但在日本大赚特赚，好些人更干脆在日本定居——日本的博多、濑户等地，都有大批宋朝海商定居，还建有“唐房”，公认日本的“富人区”。
如此“有钱有地位”的宋朝海商，自然就令“中日贸易”常年火爆，大宋王朝也从中赚取了丰厚利润。好些海商还“捎带”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在那个日本厉行“锁国”的时代里，享有特权的宋朝海商，也常用自家强大的海船“捎着”日本僧人来“求法”。宋朝三个世纪里，靠中国海商帮助来华的日本僧人，有名有姓者就有181人。仅南宋年间来华的日僧圆尔辨圆一人，就带回日本数千卷典籍。别看“政冷”，但日本“学中国”的脚步，也一直都没停。
就连一直“冷清”的中日官方往来，当时也主要靠“海商”们为纽带，两宋年间宋朝对日本的几次出使，都是由“海商”们来担任使节，虽说官方往来冷清依旧，却也可见当时海商的特殊角色。《清波杂志》里的“度种”故事，正是以这特殊故事为土壤。
不过，比起这类杂谈来，随着南宋年间，宋王朝的日益腐败低效，“政冷经热”背景下的日本，也越来越多的从大宋赚走一样“硬货”：铜钱。
长期以来，做工精美的宋朝铜钱，一直是亚洲各国的大爱。但铜钱的流动关乎国家经济稳定，所以宋王朝也一直对此严格限制。但到了风雨飘摇的南宋晚期，看出这其中“暴利”的中日海商们，也将其做成了“走私买卖”。不但宋朝海商往日本“倒腾”铜钱，日本的海商们也走出国门，来大宋做起了这“暴利生意”。仅是南宋宋理宗年间，日本太政大臣西园寺公家的“海商”，一次就从大宋赚走十万贯铜钱，以至于“台城一夜之间忽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对比一下南宋每年不过二十万贯的铸钱量，就知这一笔买卖，就叫大宋何等“大出血”。这“巨量”的铜钱输入，推动了当时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也叫积贫积弱的大宋，又陷入了“钱荒”的困扰。“甜蜜关系”外表下的一幕幕真实“贸易图景”，虽然只是史册里的简单几笔，但对照南宋末年的衰败，却着实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开放固然能带来强大，但如何能更好保护自身利益，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
参考资料：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史》、李强《宋朝的诱惑》、赵莹波《宋朝、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钟兴龙《宋代铜钱之外流日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