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 | 姐姐

范用1996年12月10日于北京方庄小区寓所，侯艺兵/摄

本文刊登于《随笔》1993年第2期

我有个姐姐，叫玲子，外婆和妈妈叫她“阿玲”。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在我出生之前，她就不在了。

外婆和妈妈常念叨她

“阿玲要是不走，该有十岁了。”

她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看妈妈？我不知道。妈妈说，她去的地方很远很远。

“格小娘有来讨债的。”

宁波话“小娘”就是小女孩子。外婆这么说，妈妈点点头。我更糊涂了，我看见过讨债的，坐在爸爸的店里讨债，姐姐怎么也讨债呢？

后来才知道，她在五岁那年死了。

姐姐什么模样？没有照片，也没有请街上画店的画师给她画张像。

我想她一定很好看，人家说我长得很秀气，姐姐一定更加秀气。她一定是个矮个子，因为爸爸和我都是矮个子。女孩子长得矮不难看。

她一定也有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得翘起来。跟我一样，有个尖下巴。穿的小挂裤，不是粉红色的，就是葱绿色的，钉着花边，我们那里的小姑娘，都是这么穿的。

她的脸皮一定很嫩很嫩，大人看到她，都会摸一摸，闻一闻：“香一个！”

她一定每天领着我玩，搀着我，我跌倒了，会拉我起来，给我拍拍灰，还用脚跺地：“都是你不好！把弟弟掼坏了！”我看人家的姐姐都是卫护着弟弟的，我的姐姐当然也是。

姐姐一定知道我想什么、要什么，喜欢什么，妈妈就不知道，大人跟小孩子就不一样。

我羡慕人家有个姐姐，我们住的那条巷子里，就有好几个姐姐，她们带着弟弟，我一看见，就会想起我的姐姐，我那没有见过的姐姐。

妈妈相信观音菩萨，说她是“送子娘娘”，我也这么想：求观音菩萨再送我一个姐姐吧！

后来，我真的有了个姐姐，不过那不是菩萨给的。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因为上学晚，大我两岁，个子也比我高，高一个头哩，老里老气，一举一动像个大人。

“叫你姐姐好不好？”

“要叫我大姐姐！知不知道，是大姐姐！”

大姐姐就大姐姐，只要认我这个弟弟就行。

每天上学，她总要盯着我左看右看，看我脸洗得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眼屎。

我的小皮球脏了，她给我洗得雪白雪白。姐姐爱干净。

我有个吮手指头的坏习惯，不知怎么一来，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手指头就进了嘴，姐姐看见了，就会说：

“哎呀！脏不脏呀！快给我拿出来，不然我就不要你了！”

她做功课就不如我了，说她有点笨也可以，再用功也上不去。我常常帮她温习功课，我也挺愿意，她是我姐姐嘛。

我们一起演话剧，她演妈妈，我演儿子。有时我就叫她妈妈，她先大声答应：“哎！”接着捶我一拳：“坏胚子！你的妈妈在家里呐！再叫，就把你的嘴缝上！”

她也会绣花，跟别的女孩子一样。她绣了一条小手绢给我，是绣的十字线，我很喜欢，叠得方方正正的收起来，有时拿出来看看，再收好。

这一年，日本人打来了，我一个人出外逃难，没想到她也上了同一条轮船，我快获得跳起来，我不再孤单了！我们一起打饭，一起睡在甲板上，盖一条被子，一人睡一头，夜里，我醒过来，脚上暖和和的，姐姐把我的脚揣在怀里，怕我冻着。

有时，我想家，一个人发呆，姐姐就说：

“想什么！过两天就会回家的。”

然后，我们东一句西一句，谈我们的同学，谈周老师沙老师，谈我们演话剧时候闹的笑话，这样，我就不想家了。

“你还念书吗？”姐姐问我。

“怎么不想，还想上大学哩。”

“唉！我只怕上不成了。”

为什么？她没有讲，我也不愿意想。

我们在船上过了四天四夜，说真的，如果不是碰上姐姐，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到了汉口，上了岸，她就去火车站，说是去长沙，从那里回老家。我不能送她上火车，她给我理理头发抹抹平，捏捏我的手，说了一句“给我写信啊！”就坐黄包车走了。

我按照她留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寄去，都不见回信，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她搬了家，还是地址不对？她一定没有收到，不会不回信。我没有给她地址，因为还不知道住到哪里去。

从此，我们断了线。

我在地图上找她的老家，有个叫做洪江的小县份，好不容易才找到，是在挨近贵州的边远地方。从长沙下火车，姐姐要走多少天才能到家啊！

她没有爸爸妈妈，有个舅舅，做桐油生意，不晓得舅舅待她好不好。

她身体不好，得过肺病，脸总是白白的黄黄的，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人世。

姐姐！姐姐！我常常打心里呼唤你！如果真有菩萨，愿菩萨保佑你，尽管我是不相信菩萨的。

她叫什么名字？叫蔡淑贞，顽皮的同学叫她“菜包子”，我从来不这么叫，也不准别人这么叫，我叫她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