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年前神秘大洪水，或许是催生华夏部落联盟、最早王朝的气候推手
大禹治水雕像
黄河洪水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孟子·滕文公》）
4000年前的史前大洪水，究竟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实锤？
“万国林立”的华夏氏族部落，是如何走向部落联盟？
流传久远的“大禹治水”，与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的诞生有何内在联系？
千百年来，这些看似谜一般的史前亘古文明迹象（传说），一直是令后世史学家颇感兴趣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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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和远古文献典籍相互佐证，“大禹治水”、“史前大洪水”并非神话传说，曾经真实发生过。
01 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多个民族的文献和传说均有记载和互相印证，并非神话故事和空穴来风。
东方的中国古代文献《山海经·海内篇》中是这样描述：“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
古代古巴比伦的文献（出土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苏美尔泥版文书）记载如下：
“那种情形恐怖得让人难以接受，风在空中可怕的呼叫着，大家都在拼命地逃跑，向山上逃去什么都不顾了。每个人都以为战争开始了……”
“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 古代墨西哥的《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对恐怖的史前大洪水如此形容。
而在广为流传的西方《圣经》中也有不少关于大洪水的“诺亚方舟”的记录。
“洪水泛滥地上40昼夜，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山岭都淹了”；“5个月后，方舟停在拉腊山上；又过4个月后，诺亚离开了方舟，地已全干了。”
据考古新发现，正是史前大洪水导致5000年前形成的“良渚文化”的灭亡。因为现存的数百处良渚文化遗址，其地层剖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文化断层，说明它们消失于同一时期。在文化断层上面，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说明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后期毁灭于一场大洪水。
遂公盨有关大禹治水的铭文
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02 古代文献出土文物雄辩证明了“大禹治水”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客观存在。
关于夏朝的产生，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大禹治水”。尽管世界上众多民族记忆中都有大洪水的传说，然而中国版本的大洪水故事，似乎更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
面对不可一世的滔滔洪水灾难，华夏先人不是被动地选择一味逃难，而是走向联合抗洪，最终靠众志成城战胜肆虐横行、桀骜不驯、僵持多年的大洪水。
铸造于2900年前西周时期“遂公盨”，就铭刻了一段关于大禹治水、“时势造英雄”的著名故事。
铭文记载“天命禹尃(敷) 土, 隓(堕) 山浚川”，这与古籍《尚书·禹贡》中“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记载相同，遂公盨上的“金文”有力旁证了古代文献记载的正确。
大禹把堵塞洪水的山岗削平，疏通河道，水患被平息。治水期间，大禹还划分了九州，根据每个州的土地条件让他们作出相应的贡献。
在遂公盨被发现之前，史学家一直怀疑历史上大禹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而遂公盨的发现不仅证实大禹真实存在，而且他治水的事迹也不再是个神话传说。
春秋末期典籍《墨子》，曾较早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路线。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准、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墨子兼爱》）
到了战国中期，《孟子·滕文公》中两次提及大禹治水传说:“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准、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庄子》也认为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各个地方。 “昔禹之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
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士的伟业。“（唐晓峰）
一句话，大禹治水对中国人而言，那是人间有序世界的开始。
大禹治水浮雕
汉画像砖上的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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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的意义绝非在疏浚河道、引洪入海，而是在治水过程中开辟边疆，促成部落联盟。
距今4000多年前的华夏大陆，气候湿润，满目葱茏。彼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兽出没，野象众多，如中原腹地的河南被描述为人牵象之地，是象形字“豫”的根源，也是河南简称“豫”的由来。
当历史的时针走到4300多年前的舜帝时代，生活在黄河等流域的华夏各部族遭遇到了一场足以威胁所有人生存的史前特大洪水。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据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在黄帝部落统一华夏各部落之前，中华大地属于“万国”（部落氏族林立）时代。仅在黄河流域附近就有黄河下游的皋陶氏、伯益氏，黄河中游的颛顼氏、帝喾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河流域的太皞氏等多个大小氏族部落。
在此之前，面对不太大的水患，各部族都是各自为政，以筑城（修坝）的方式来抵御一一在中国古代，城墙历来兼具军事防御和防洪两重作用。而在面对持续的大洪水时，这种传统手段已经无法应对了，在洪水长时间的浸泡下，原本结实的地基会被一点点泡成烂泥，再坚固的夯土城墙也会因此出现大面积坍塌。
譬如，在距今4000多年的良渚文化后期，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由于受到“史前大洪水”洪涝灾害的侵袭，良渚人构筑的巨大（城墙）堤坝，被洪水侵蚀泡塌，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王国城邦。
相传禹的父亲鲧，以及更早的共工氏，都是因为沿用这个各自为政、筑坝筑城围堵洪水老套路，导致治水不力，最终都被舜帝处死。要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水患。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全流域治理，这就需要统一协调黄河流域的所有部族。
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也就是后世夏、商、周、秦四代王朝的先祖。）
不负众望的大禹临危受命，联合四大部落以及其他众多小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展开治水的工作。大禹因势利导，改堵为疏，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精心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大平原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成为部族生活的新乐土。
大禹联合华夏多个部落共同治水抗洪
三门峡黄河中的砥柱山，据说的大禹治水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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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治水过程中催生了国家雏形有关的法律、军备、监狱、行政、井田等一些制度基础。
据史书记载，在大约4000年前，华夏大陆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袭王朝（夏）。夏的产生，源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工程——大禹治水。
换言之，史前罕见的超级大洪水，无疑是催生中国夏朝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气候因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禹在联合抗洪治水中，逐渐形成了等级、制度、军队、刑罚、疆域、井田等构成奴隶制国家机器雏形的新概念。
如大禹在治水期间，为了协调各个部族力量，便有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为了保证治水的后勤保障，必须无偿地从各个部族手中征调粮食、布匹，于是有了最早的贡制度(算是税收制度的前世);为了维护治水领导层的权威，对不服管的部族予以镇压，便有了最早的常备军;大禹将勘察过的土地划分为九州，于是又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为了明晰赏罚，有了最早的刑罚体制——五刑，有了量早的司法体制——皋陶断狱;灾后重建，首先就是如何重新划分已经无主的土地，便有了后来延续2000年的井田制度雏形……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緫，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洛阳龙门伊阙，据说也是大禹治水的痕迹
司马迁形容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披星戴月、熬心费神历时多年的治水工程，最终以人类驯服自然而胜利告终。
大禹动员华夏各族展开的历时二十年卓有成效的治水工作，不仅空前地团结了华夏先民，而且大禹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空前的威望。
“丰水东流，维禹之绩。” (《大雅·文王有声》)
当时围绕治水工程，一大批人脱离了农耕、渔猎这些最基础的生产活动，成为各级抗洪的组织者和小头领。洪灾结束后，这批人的生存、归宿随即遇到了麻烦，而威望日隆的大禹则无疑是唯一可以带领他们摆脱困境的领导者。
对大禹来说，治水使得他手中拥有了一套原始但已比较完整的国家架构，这是在此前的千百年里从未出现过的。大禹和手下的大小首领也第一次意识到，把一大群人进行有序的组合、分工之后，竟然可以拥有改造山河、开疆拓土的如此巨大力量。
在治水成功后不久，禹随即召集诸侯在会稽山一同祭祀神灵。在古代，主导祭祀乃是一种彰显权威的体现，在当时，从理论上说舜帝依然是华夏族公推的领袖，禹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僭越，于是傲慢的“防风氏”选择以故意迟到的方式，来驳禹的面子。
经过多年铁腕治洪历练的大禹，其处理方式则让众人大跌眼镜，并不是按照惯例“说服教育”，而是直接处死了防风氏。相传，防风氏被处死后，大禹又下令肢解了他的尸体（类似“车裂”）。这种近乎酷烈的“立威方式”有效地震慑了各路诸侯，进一步强化了大禹的权威地位。
此后，在禹的组织下，华夏族联军开始对南方三苗部族进行征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在战争中继续发挥着效能，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治水与讨伐三苗相继胜利后，大禹所在的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
“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墨子·非攻》）
至此，禹的崇高领导地位已经被打造得牢不可破，由禹来接替舜帝，成为华夏各部族新的联盟领袖，俨然成了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涂山会盟，大禹所在夏部落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新兴奴隶主势力的拥护下，大禹由原来的首领转变为执政官（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了镇压奴隶反抗的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
之后，禹将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上古部族公推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传统被摒弃冷落。而曾经作为姒部族政治盟友的赢部族，因为威胁到了启的权力，因此遭到了打压，其首领伯益被启诛杀。
如此一来，原来为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氏族机构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新兴奴隶主把持的统治工具——以世袭血统传承权力的奴隶制王朝新政权。
舜帝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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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姐观点：在远古弱小的人类族群面前，想战胜不可一世的凶猛洪水，单个部族的有限力量肯定无法实现，时代和现实呼唤不同种姓之间的“万邦之国”，为了共同的生存利益不断走到一起，走向联合、共同治水、结成联盟。
在治水抗洪过程中，多个部落必须选出一位总头领带领大伙众志成城、联合抗洪，在初步治水中彰显“疏导才干”的大禹，顺理成章就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新领袖。
处罚制度、保障体系，无疑是团结治水、联合抗洪的有力保证，大禹在联合抗洪治水中，形成了等级、制度、军队、刑罚、疆域、井田等构成奴隶制国家机器雏形的新概念，而治水过程中的开疆拓土、耕地增加、人口繁衍，也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立的）阶级。
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进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世袭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为维护治水胜利成果、保障新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最终拥有雄厚军队和财富支撑的夏部落新兴势力集团踢开了选贤任能的“禅让制”，把权力交接棒递给了与大禹有血统关系的儿子（启）。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这既是出于对联合治水抗洪彰显非凡个人威望大禹的崇拜、臣服，也是联合抗洪中新兴阶级力量意志，共同作用使然。
不过，发生在4000年前的那场神秘大洪水，或许是催生这一切变化走向的巨大气候推手。
5000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
大禹治水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