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假使常识不够充足，便马上从事专精研究，随便哪一门学问，都是讲不通的

张舜徽：论学问之博通与专精

本文为张舜徽先生为《顾亭林学记》所撰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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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当中，很有些继往开来的人物。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亭林（炎武），便是被经常称举的一个。

有人怀疑到顾氏著述既以“音学五书”为最专精，应该肯定他是一位杰岀的音韵学家，为什么后人谈到清代的经学家、史学家、乃至金石学家，都离不了他？他一生专业，究竟是什么？难道每门学问，他都很精通吗？我认为如果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在思想上必须明确两点：第一，古人做学问，有他们的规模次第，不可拿今天的治学范围，去衡量古人；第二，古代学者，又有专家和通人的区别，不可拿专家的尺度，去衡量通人。关于第二点，更有着重说明的必要。

从历史记载中，看过去二千年间的我国学术界，可以肯定从汉初以至清末，学者们做学问的风气，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博通的道路，一是专精的道路。专精的道路，在西汉时便是所谓“五经博士”之学。那时当秦火之后，几部重要经典，大部分都残缺不全，由于传授的本子不同，于是解说也就不同。以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离乖隔，不合不公”，没有方法可以统一起来。当时所谓专家——五经博士，事实上也非谨守师说，专研究一部书不可。这便替当时学术界带来了两种弊短：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谓局隘，便是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指出的“挟恐见破之私意，无从善服义之公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说“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都切中了汉代专门经学家的病痛。所谓破碎，便是死板地从文字上作些繁琐考证。西汉末年学者桓谭，在所著《新论》中说过：“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见《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这是何等破碎的工夫！他们在治学方面，范围既如此褊狭，深闭固拒，不肯接受其他的不同议论，对于解释古书和说明问题，多出于主观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错误，更谈不上融会贯通了。

但是在两汉时期的学术界，像司马迁、扬雄、刘向、郑玄这般人，便是走的另一道路——博通的道路。假使司马迁没有“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的本能，怎样能写成一部无所不包的《史记》？扬雄、刘向不是学识渊博，怎样能校定天下群书（扬雄曾校书天禄阁，见《汉书》本传）？郑玄没有融会各家经学的说法，怎样能沟通古今文、重新替群经作注解？这些人做学问的面本宽，和那般局限于专经研究的五经博士比较起来，知识领域便截然有广狭之不同，不是儒林传所能范围，所以他们在两《汉书》中，都不列入儒林传，而另有专传。后世学者像宋代的郑樵、朱熹，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都是走的这条宽广的路。顾亭林在清初，和黄、王一样，是一位博通的学者。

图为顾亭林先生画像

有人认为学贵专精，便在于钻得深，钻得透，对某些专门性的问题，确能说明其所以然，指出它的利弊得失，并有所发明或发现，对整个学术来说，是有利的；至于博通的人，虽涉及的面比较广，究竟还多少嫌其空泛。我以为这种说法，仅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多方面。首先必须肯定学问博通的学者，由于治学范围比较宽，知识领域比较广，在分析问题时，能由一事物联系到若干事物，由一种书联系到若干种书，所以得出的结论，比较通方而无偏蔽。在某些专门研究的工作方面，实际已做了发凡起例、开辟途径的工夫。替专精的学者们指出了研究方向和下手方法，这功绩是不可湮没的。即以顾亭林为例，他在研究古韵的过程中，不墨守前人成说，居然在宋人郑庠所分古韵六部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这便激起了后来学者们深入钻研的兴趣，替三百年来音韵学家开了一条路。这一研究工作的能够深入展开，顾氏确起了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其次，如顾氏重视金石考古的工作，也替后来史学工作者启示了努力的途径。由此可见，博通与专精，在过去学术界虽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彼此并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依倚，紧密联系着的。

今日人们做学问，虽不必强调走过去学者博通的路，但是我总觉得必须首先积累多方面的基本知识，才能谈得上进行专精研究。假使常识不够充足，便马上从事专精研究，随便哪一门学问，都是讲不通的。即以整理祖国文化遗产而言，如果没有古文字学的基本知识，便去研究铜器和甲骨刻辞；没有古器物学的基本知识，便去审定真赝，有所考证，都是行不通的。至于学习本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典籍浩如烟海，牵涉的面太广，应读的书太多，假若基础打得不好，连许多常见书都没有读过，便马上想研究某一朝代的专史，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事物总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昔人所谓“牵一发而全身动”，表现在学术研究中，更为明显。如果一开始便把范围弄狭隘了，遭遇的困难必然很多。过去学者们教人治学，特别强调本末、先后、缓急的程序，并且提倡“由博返约”的研究方式，不是没有理由的。

黄梨洲说的很好：“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留别海昌同学序》）这句话虽说在三百年前，却道破了三百年来学术界的通病！有些局隘的学者，以为自己从事专精研究，凡是不属于这一专业的知识，我都可以不管。这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的乾嘉学者们，便已伏下了这一病根。他们既高举一面“汉学”的旗帜，人人想争取以专门名家，不自觉地把学问范围弄窄狭了。当时所引起的流弊，连平日替“汉学”张目的江藩，也忍不住要说几句话。他在《汉学师承记》中指出：“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又说：“近时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见《汉学师承记》卷三、卷七）这却正确地反映了乾嘉学者们治学的真实情况（当时还是有少数的个别的学者是很博通的）。研究经学的，可以不读史；甚至研究这部经典的，可以不理会另一部经典；这样的局隘褊狭，如何推廓得开！在学术上自然引起了不好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的人感受着的。

有些研究工作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细至窄。于是研究先秦史实的，可以不熟悉秦汉以下的世系、大事；研究近代史的，只局限于百年以内史料的搜讨。这样替自己画定了一个圈子，自然谈不到多方联系，融会贯通了。我们试寻味黄梨洲在三百年前所说的话，真足以发人深省！

顾亭林和黄梨洲一样，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不主张走窄路的。并且经常喊着“博学于文”的口号，用以自励，并用以教人。这个“文”字，却包括得很广泛。除掉一切用文字记载的书籍以外，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还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那么，连平日生活实践中的每一事物，都成为了应该学习的对象，所以他所强调的“博学”，本不限于读几句死书。这是何等阔大的规模！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才能推廓得开，不至于像春蚕一般的作茧自缚。

一个人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一方面固决定于有阔大的规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悃愊无华、坚毅不拔的治学精神，作持久奋斗。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规模虽立得很阔大，也仍然会落空的。顾亭林一生，所以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固然由于能够经常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发挥创造性的劳动，对各种学问，都有不少发明或发现。但在他具体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还有四个特点：

一、勤动手  表现在一生抄书的成绩，特别惊人。既可帮助记忆，又通过提要钩玄的办法，成为各种著述的底本。

二、勤动脚  无论在家乡或者旅居北方，总是经常出游。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并且把实际见闻和书本记载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三、善于支配时间  平居固然没有一天不读书，即在长途旅行期中，也还利用骑在马上的时间，背诵过去读过的旧书，不使片刻光阴虚度。

四、善于接纳朋友  早年在江南，和后来北游期内，都特别注意论学取友，一生交游很广。在做学问方面，得朋友帮助之力也很大。

以上四点，可说是顾亭林一生成功的基本条件。至于他平日老老实实，埋头钻研的态度，不求速化，不慕近功，把做学问看成终身之事，这种恒心毅力，诚属难能可贵。我之所以汲汲写成顾氏学记，不是没有深意的。

由于事物总是发展的，进步的。生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即就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研究历代史实而论，当然不应该停留在顾亭林时代的水平。但是从学术研究的步骤来说，必先痛下苦功，积累知识，掌握丰富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才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加以分析和批判。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前人做学问的一些踏踏实实的态度与合理的工作方法，都应该批判地加以吸收。许多封建学者治学的忠实态度，从句读开始，一点一滴，积累知识，来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他们在这方面，既创造了许多方法和条例，自然不容忽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做好准备工作，再结合着科学的提炼资料和改造资料的手段，运用正确的观点和立场进行分析批判，才能出现新的有用的研究成果，这是很显明的事实。如果始基不立，就很难做出什么成绩来。

顾亭林在论学方面，并不是没有缺点。和其他封建学者一样，为历史条件所限，有些议论主张，不免流入迂阔。不独他所提岀的有关经世济民方面的办法，强调“法古用夏”，违背了社会进化的原理；即在讨论其他学术性专门问题，也多有“食古不化”的毛病。例如他研究古韵，总算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在《音学五书序》中却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他居然想把后世语音恢复到三代时的旧读，这当然是不可能行通的事！这种看法，仍然是从“复古”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像这一类的见解，人们容易辨识其错误，用不着详加批判，我在写这本学记时，也就不必引入。

至于近人阐述顾氏学术思想的文字中，也有歪曲顾氏原文，以及与顾氏语意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也不敢曲从。例如顾氏谈到整顿风俗，经常强调“清议”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清议”二字，明明是指社会（其实主要是士大夫）的正直舆论。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语意是十分明白的（详见《日知录》卷十三《清议》条）。近来有人谈到这个问题，便肯定它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这便把“清议”的“议”，看成议论国家大事了，显然是和顾氏原意有距离的。像这类的问题，最好实事求是地用历史观点去仔细分析，以古人之见，还之古人，而不失其真。不必拿后起的新名词、新术语，强加于古人头上，以致违背了原来的意思。我在撰述这本学记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不敢于古人辞意之外，有任何不必要的附加。有些地方，还只得照古人原语介绍出来，留待读者论断。

“学记”这一类写作的出现，发端于清代末年戴望写的《颜氏学记》。将颜习斋和李恕谷的言论，从遗书中辑录下来，戴氏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按语和考证，这是一种抄书的体例。当时《颜李遗书》流传不广，人们不易看到他们的议论主张。戴氏本着阐幽表微的意思，将颜李遗言择要抄录一遍，介绍给社会，这在当时，是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后来学者们知道重视颜李之学，大都是从戴氏书中受到启示的。由此可见，“学记”类的写作，对于介绍前人学术，启辟后人途径，效用是比较大了。

不过今日撰述“学记”，不必沿袭戴氏那种但事抄录，全无论断的体例。相反地，应该将每一学者治学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渊源、为学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说明，这对读者来说，帮助自然很大。我这次撰述顾氏学记，便重视到这一点，将全书分为《综述》、《分论》、《附记》三大类，每类中又各标小题，分篇阐说。很想通过这一次的整理编次，使有志读书的青年朋友们对顾氏学术能了解一个轮廓。

张舜徽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