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白雪：元代名将史天泽家族之婚姻及其文化倾向
元代名将史天泽家族，原籍永清（今属河北省廊坊市），为地方豪强，蒙古军攻打金朝之时，其父史秉直率家族乡里投靠木华黎，史天泽与兄天倪等相继追随木华黎参与灭金之战。金宣宗兴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史天倪被封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进驻真定，从此真定成为永清史氏家族的封地。史天倪被武仙杀死之后，史天泽收复真定，于金哀宗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被任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乃马真后二年（1242）史天倪子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因此，被称为真定史氏[1]。
一
史氏为元代显赫的世侯家族，由于及早投靠蒙古政权，并在灭金伐宋过程中屡立战功，史氏也跻身上层，领受到与蒙古勋臣相似的待遇，享有世代兼统军民之特权。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采取措施，全面废除世侯制，史天泽率子侄主动解除军职，由世侯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家庭[2]。史氏的生平资料主要有崔铉《史氏庆源之碑》、《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铭并序》、《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神道之碑》、《史丞相神道碑》（均收录在乾隆《永清县志·文征》）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四）、虞集《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四十三）《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等。
钱大昕曾提及永清的史氏三座碑，他认为这三碑可以补正史之阙，尤其是史进道、史氏的婚姻对象等珍贵资料[3]。前辈学者刘化成先生《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天泽家族墓地碑》、萧启庆先生《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4]利用这些资料，对真定史氏的世系与婚姻进行研究，并用表格的形式加以反映，尤其是萧启庆先生的论著资料翔实，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利用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发现的一些新材料，通过对史氏通婚对象的统计分析，以及与其他世侯的比较，探讨史氏婚姻对其家族文化倾向的影响。
二
根据史氏家族资料及刘化成、萧启庆等学者的研究，真定史氏可考的婚姻为72例，其中娶入53例，嫁出19例。笔者尚可补充两例。 夹谷思齐娶忠武公史天泽孙女为妻，不知出于史天泽第几子。夹谷思齐为女真族，金末徙居郏县（今属河南），后任官杭州（今属浙江），遂迁父祖之葬于钱塘。其曾祖父留乞投靠蒙古太宗窝阔台，立有战功，曾得到史天泽的推荐，可见两家为世交[5]。 袁桷第三女嫁史忠武定王玄孙公佾为妻[6]，史忠武定王即史天泽，真定史氏自第三代以下，以木、火、土、金等偏旁为行辈[7]，作为史天泽玄孙，公佾当为第六代金字辈，公佾可能为字而非名，其生平无考，不知出自天泽第几子。此外，贡师泰《双孝传》记载，杭郡监赠范阳郡公亦福的哈儿丁为阿儿温氏，其继室史夫人为真定人，性贞淑，善女红，读书知古今事。事姑尤孝谨，为姑治病曾割臂为粥[8]。此史夫人可能出自真定史氏家族，但不知为何人之女，暂不列入统计。
加上上文二例，史氏可考之婚姻为74例，其通婚对象为蒙古家族的有11例，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14.9%。其中娶入6例，嫁出5例。娶入方面包括史秉直娶纳合氏之女，史天泽娶纳合氏、木捻氏之女，史天英娶蒙古达氏之女，史楫娶删只达氏乌野而之女。另外，彰德路达鲁花赤蒙古巴尔之女鄂都贷嫁真定史氏为妻，其夫之名待考。嫁出方面包括史秉直长女嫁木华黎，史进道三女嫁北京同知乌古伦，史天祥长女嫁北京路达鲁花赤之子□□马，史楫女嫁江东宣慰使拔不忽。
真定史氏与北方其他民族通婚有7例，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9.5%，除了夹谷思齐娶史天泽孙女，还有史天倪娶女真完颜氏之女，其子史楫娶完颜胡速之女、契丹蒲散氏之女，史枢娶奥屯氏之女。史进道三女嫁奥屯氏[9]。史天祥次女嫁北京宣差完颜胡速之子，三女嫁□□张□□顽羊。其中女真族6例，娶入3例，嫁出3例。契丹族1例。史氏通婚对象剩余的56例为汉族[10]，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75.7%。
史氏与汉族之外的北方民族通婚共计18例，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24.3%。这些民族中契丹、女真经过长期与汉族混居，已经汉化，对史氏的家族文化倾向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史氏与蒙古族通婚的现象。李治安先生《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汉人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方面。史氏通婚对象的情况前面已经作过统计分析，据洪金富先生研究，元代汉族女子嫁给蒙古人52例，蒙古女子嫁给汉人30例[11]，真定史氏家族与蒙古族通婚就有10例，所占比例不低。我们重点对语言和名字两方面作一分析。第一，学习蒙古语方面。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记载：史天泽曾说：“老夫有通译其间，为诸公调达耳”，可见他归附蒙古后学习了蒙古语。第二，汉人改用蒙古名。史氏家族曾被元帝赐名巴图尔[12]，即蒙语勇敢无敌之意。除此之外，史氏由于娶蒙古女子为妻，其子孙有取蒙古名字者，比如史氏后裔名史塔列赤，出自史天倪一系。另外，史天安子名众家奴、千家奴，其孙名寺□奴（史桓子）、僧家奴、道家奴（史常山子），史天泽子史楫等乳名百家奴、赵家奴，则以上众家奴等皆为乳名。这类名字为蒙古族及西域各族常见之名，《元史》中多有万家奴、千家奴、百家奴、王家奴、燕家奴、佛家奴等名，例如百家奴为蒙古札剌儿氏，其父唆都[13]，再如蒙古人道家奴，其孙名观音奴[14]。再如蒙古侂♦（左水右陏）沃麟氏人僧家奴，又作僧家讷、僧嘉讷，又名钧，字元卿，号崞山野人[15]。僧家奴、僧家讷、僧嘉讷为蒙古名之不同译音，僧家奴当为乳名，而僧家讷、僧嘉讷为成年后较雅之名。至于服饰方面，由于缺乏史氏直接受到蒙古影响的资料，不便推论[16]。
三
蒙古时期，史氏家族治理下的真定成为北方避难的乐土。蒙古灭金时，汴京、郑州之人多迁到真定，为真定的繁荣打下基础[17]，史天泽任用王昌龄、王守道等人，使得“真定治效高视他郡，四方为之训”[18]。许多文士都投奔史氏，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颙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19]据符海朝先生统计，真定史氏可考的幕府人物有十八人，包括王昌龄、杨果、王恽、张德辉、李治、王若虚、元好问等知名人士[20]。这些人士除了协助史氏的政事外，还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史天泽“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21]这些金源文士既擅长传统的诗词，又对新兴的元曲颇有兴趣，除了元好问、杨果，早期的元曲家有不少是真定籍的，其中名列《录鬼簿》就有汪泽民、李文蔚、侯正卿、尚仲贤、戴善夫等人。寓居真定的白华之子白朴也是元曲名家。真定成为元杂剧早期的中心之一，史天泽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促进了家族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他的次子史樟，以将门之子而喜好文艺，号史九散仙，撰有杂剧《庄周梦》。四子史杠则擅长绘画[22]。尽管史氏后代为官多有善政，与文人也有交往[23]，但是，这一家族在史天泽、史樟父子之后再未有人写出诗词曲，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史氏的婚姻为重要原因之一。
史氏的通婚对象，无论是蒙古、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还是汉族，多为军将之家，儒学、文士家族较少。与史氏通婚的蒙古、女真等民族为军将世家，比如木华黎、乌野尔、完颜胡速、夹谷思齐等人，此不详述。目前可知的56例汉族通婚对象，除去家族情况不详者33例，家族为军将的有11例，占剩余22例的一半。在真定，史氏与其部署多有婚姻关系，比如史天安嫁女与史天倪部千户崔祥之子崔德彰，史天泽部将李伯佑孙女有六人嫁与史氏为妻。与此相反，史氏与儒学、文士通婚的事例较少，目前仅知姚枢二女皆嫁史天泽第五子史杞为妻，袁桷第三女嫁天泽玄孙史公佾，这种状况明显不利于史氏家族文化的发展。
元初汉人世侯中，济南张氏为巩固其政治地位，多与蒙古投下主联姻，导致其子孙蒙古化[24]。保定张氏与蒙古族通婚只有一例，即张珪第五女嫁与忽都贴木儿[25]。藁城董氏与蒙古族通婚也只有一例，即董士珍孙女嫁与塔海贴木儿，与儒者家庭频频联姻为董氏一大特色，因此，董氏以家法谨严著称[26]。与其他世侯相比，真定史氏处于中间状态，他们既没有如济南张氏多与蒙古族联姻导致家族蒙古化，同时也不同于藁城董氏，多与儒士家族联姻而促进家族成员遵从礼法。真定史氏与蒙古、契丹、女真等民族联姻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还与部将通婚加强凝聚力，增进感情。史氏较少与儒学、文士家族通婚，使得这一家族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文学传统，对其家族文化带来不利的影响。
1
[1] 关于真定史氏的政治、与儒士之关系等问题，可参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参见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3]《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史氏墓三碑》。
[4] 刘化成《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天泽家族墓地碑》，《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5] 参见黄溍《上都新军管军千户夹谷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6] 参见苏天爵《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7] 参见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296页。
[8]《贡礼部玩斋集》卷八，明嘉靖十四年（1535）重修本。
[9] 刘化成《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天泽家族墓地碑》将完颜氏、奥屯氏误认为蒙古族。
[10] 其中包括久居中原的李伯佑家族，史氏与其通婚多例。
[11] 洪金富《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食货月刊》）（台北）6卷12期，1976年；7卷1、2期合刊，1977年。
[12] 元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张珪入觐，元世祖谓太师伊噜勒诺延曰：“张氏、史氏俱称巴图尔”。
[13] 参见《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附《百家奴传》。
[14] 黄溍《真定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致仕道家奴嘉议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七，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缩印元刊本。
[15]《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十九《崞山诗集序》，卷二十六《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僧家讷生祠记》。僧家奴名钧，字元卿，号崞山野人，是其受到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的表现。
[16] 元代官方政书《经世大典序录·礼典总序·舆服》记载：“圣朝舆服之制，适宜便事。及尽收四方诸国也，听因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十一）《元典章》卷二十九也规定，元代各民族各随其本族风俗。与蒙古族通婚较多的史氏难免受到蒙古服饰的影响。
[17] 元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上：“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北。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
[18] 元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9]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
[20] 参见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第5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元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
[22] 元夏文彦撰《图绘宝鉴》卷五记载：“史杠字柔明，号橘斋道人。官至行省左丞。读书余暇，弄笔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咸精到。”
[23] 比如史天泽从子史枢作友松亭，刘因、王恽等人题诗作铭。
[24] 参见洪金富《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食货月刊》）（台北）6卷12期，1976年；7卷1、2期合刊，1977年。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46页。
[25] 张珪第四女为蒙古人也先捏强娶，不应计入。
[26] 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2-333页。
作者简介：张建伟，男，1973年生，山西太原人。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山西大学文学院任教，2010年晋升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金元文学研究。主持、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阮籍研究》《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女真政权下的文学研究》等著作，参编《全元诗》《全元词》《金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书。在《国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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