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壁垒

0向小文实力派诗人、诗词评论家。湖南邵阳人,本科学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本当躬耕于教师生涯,误撞于文学图书出版、期刊杂志行道。长期居京,从事文学编辑策划工作。好文学评论,喜风雅传统诗词。在《文艺报》《新文学评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文史杂志》《心潮诗词》《诗潮》,中国诗歌网等发表诗词评论研究文章多篇。现任《诗词百家》杂志主编,北京久恒林文化传媒总编辑,湖南大学岳麓中华书画研究院文学顾问,湖南株洲市诗词协会讲师团顾问。
   破除诗词创作
和学术研究的壁垒

  向小文

从鲁迅文学奖首次颁给了当代旧体诗词集,引发了网络、旧体诗词界的集体吐槽,而文学研究者对旧体诗词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却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沉默,到中国诗词大会康震教授脱口而出的《口占七绝》:“大江东去流日月,古韵新妍竞芳菲。雄鸡高歌天地广,一代风流唱春晖。”引起了诗词创作界的集体不满,一片责难。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诗词界的“灰犀牛”事件,并非“黑天鹅”--它不是偶然性的突发状况,而是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长期对立的结果,并且随着二者裂痕的逐渐积加,导致它们越走越远。这值得警惕和深思,我们只有破除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层层壁垒,打通它们之间的关联,当代诗词才会真正地走向繁荣,从而在中国文学史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合法之地。
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壁垒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先驱者们急于确立白话文的主流地位,而相对腐朽落后的诗词文化却难以自救,旧体诗词一度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打入文化的冷宫。这严重摧毁了旧体诗词确立几千年以来的主体话语权,严重遮蔽了旧体诗词在黄昏末日中曾经显现出的缕缕光芒,也严重导致了学术研究者的偏向和集体研究方向的转移。
这可从我们学科和文学史的内容设置上就能看出端倪。我们的《古代文学史》大部分章节和内容都是对清以前的梳理和概括,而在清末涉及到的以王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旧体诗词改革派的文学艺术成就则相对轻描淡写,不一而足。尤其是对清末相对保守落后的古典诗词流派和作品的挖掘,捉襟见肘,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倾向。至于现当代代文学,在谈及诗歌史时,根本无视旧体诗词创作,不为旧体诗词单独设立章节。在谈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文学名家艺术成就时,全是他们的散文、小说。就是谈到诗歌贡献,对他们的旧体诗词也是根本性地回避,无片言只语的出现。
这是对中国文学史的一种扭曲解读,表达了对中国文学史不完整的漠视。要想改变这种趋势,当代诗词和新诗学术研究者,必须用一种宽容的学术心态,打破学科格局狭小封闭的森严壁垒,打通古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让它们进行兼容和共享,重建古典诗歌研究者和现当代新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以使现当代诗歌研究者,既有研究新诗的素养和能力,又有能对当代旧体诗词提出新的看法和持有正确的继承态度。同时也要使古典诗歌研究者,真正有能力理清古典诗歌在现当代新诗史上的接受与影响状况,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加以重估,不要单纯停留于古典诗歌文献的静态研究,而应该发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活体研究,共同推动诗歌的发展。这样,诗词创作者和学术研究者才能改变成见,进行交流和合作。等到一定时机成熟后,大家就可以坐下来讨论,携手编写贯通古今创作、兼容新旧各体的大文学史和大诗歌史,客观公正地来呈示出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水平和艺术风貌,以期改变当代诗词创作者和诗词作品在文学史中长期“被缺席”的命运和地位。
另一方面,造成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间的壁垒,是和高校的机制和导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旧体诗词长期徘徊在外,在文学史上慢慢被边缘化,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自然得不到高校的重视和青睐。既然不吃香了,就不能引起高校的重视,相应的学术研究者也对其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久而久之,高校的许多有效资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别的学科倾斜,就是有限的研究古代文学的机构也只是对古典文献加以考证和研究而已。同样,就是有心于研究当代诗词的学者,由于论文长期搁置,难以发表,就是发表了也难得到相应的待遇和尊重,又造成了当代诗词研究资料的匮乏,为课题的开发造成了重重难度。因此,层层问题的叠加,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当代诗词的学术研究设置了层层阻隔,从而导致了诗词创作的热,而加速了诗词研究的冷,一时间这种现象难以得到合理地改变。
要想改变这种状态,高校应该重视传统文化建设,尤其是鼓励当代诗词文化建设。鼓励学者们加入当代诗词研究的视野,学者们也要敢于走出象牙塔,亲身体验诗词创作,然后用亲身的体验变成学术的文字,一针见血地来批评和指导当今诗词创作。学术研究者对诗词创作的这种亲身体验非常重要,一方面激发了他们对诗词的热情,而不再对它加以抵触,具有明显的接地气的学术风格。而一旦变成指导,则会有的放矢,直击主题和创作现场,绝不是现在市场上流行的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理论批评。这样,诗词创作和理论就会融合,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诗词界和学术界就会你唱我和,共同欣赏,从而改变诗词界和学术界长期以来相互隔膜、不即不离的游离状态。
还有一方面,诗词创作主体的分化,即诗词创作不再是精英文化者的专利,而是走向了诗词爱好者和草根诗人的怀抱,也容易导致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分化,加深它们之间的壁垒。某种意义上说,让诗词走向大众,大众文化的诗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诗词在当代中的突围提供了一条通“俗”的路径。可是,大众文化的诗词,自娱自乐,有着鲜明的现实功利目的,终归是一种文化活动而已。普遍缺乏学术涵养,没有学术血液,天生的理论修养不足,无法上升到终极的文化思考和人类理想的高度。这些作品相对来说意象缺“钙”,语言缺“磁”,意蕴美而不足,与诗词的古典高雅有一定的距离。这是大众诗词的天然不足,这部分人只有谦虚地放下所谓“诗人”的姿态,接受大众和学术研究者的忠实批评,才能日益长进,拔尖作品。
而诗词精英创作者的文学诗词,则更多地来自一种生命冲动,是对当代个体生存、人性建设、文学审美的思考和性情表达。它们代表诗词文化的主流,最易流传和尊重。这一点,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就能看出,如大诗人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民间诗词文化的代表则很难在文学史的卷帙中寻找到合理的位置和踪影。但精英诗词的代表们喜欢独上高楼,往往高处不胜寒,空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最容易脱离人民的土壤,导致空、大、假理论的萌发和产生。现今学术界流行的一些诗词理论家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他们远离诗词创作现场,喜欢给诗词扣上哲学和美学的帽子,一讲就是西方的阐释学、实践美学,这种不务实际的理论批评和指导,容易成为空中楼阁,水中望月,给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所以这些文学批评家,一定要有向下看的眼光,善于发现平凡中的美,和实力派诗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创作状态,随时处在创作前沿的战线上,这样的批评才有现实的价值。
最后,我认为诗词界要想消除这种诗词创作和理论指导的对立,应该纠正批评的不良倾向。它要求我们敢于批评不好的诗词作品,不要人云亦云,只对作品说话,不能对着人来选择批评。由于当下某些诗词组织的领导占据着发表的话语权,他们本身又不愿意放下身段来学习和接受批评,这样最容易导致批评的缺失,也最容易误导诗词的发展方向。这需要诗词领导者自我反省的勇气,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修养,更需要学术研究者尖锐和忠实的批评导向。当然,这种批评既不是泼妇骂街式的,也不是和颜悦色的靡靡之音,而应是切中肯綮,精准点穴,恰到好处。这样,批评和创作才能互动起来,进入良性循环。
破除诗词创作和学术的壁垒,是一个艰巨而现实的难题,毕竟它们游离已久,病入膏肓。但不突破这层壁垒,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诗词只能是一个伪命题,诗词的发展恐怕就会面临断流的危险。让诗词创作和学术研究相互拥抱,相互提携,相互撞击,共同成长吧!
此文发表于2020.12.23日周三《文艺报》,中国诗歌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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