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
今天接着读杜甫的诗，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集中把杜甫晚年的诗读一读。
前面读《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我们说，杜甫当时在梓州（现在的四川三台），这中间有个小问题：杜甫明明在成都草堂住的好好的，生活上还有严武等人的接济，自己还能种点粮食，生活该当不成问题，为什么会跑梓州呢？现在我们知道，三台也有一个杜甫草堂，何以本来生活就艰难的杜甫要在蜀地不远的两地额外修建又一处草堂呢？
（梓州的杜甫像）
事情是这样的：唐代宗继位，严武因为是名臣，皇帝召他回京，杜甫去送行直到绵阳（就是在那里写了“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严武走之前是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当时为了防范吐蕃，必须将剑南、东川、西川合为一道，这个地区的支度、营田、招讨、经略需要高度的集权），这些官职是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严武刚离开成都，原来的成都少尹徐知道立即就把严武的官衔都加到了自己身上，自称是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没有朝廷的任命，严格意义上说，这又是一次事变，只是相对安史之乱来说要小得多，所以史书里这次事变记录的并不详细。但这次事变却被高适和杜甫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记了下来。徐知道趁严武不在，成都空虚，就派兵往北断绝剑阁的道路，杜塞援军，往西攻取邛州（就是现在的四川邛崃），联络西南的少数民族，照这个思路发展，他显然要构建自己的独立王国的。
杜甫记这次事变，是因为徐知道一叛乱，就断了道路，他没办法回成都了，为了生活，他只好一个人流落到了梓州，送朋友送到回不了家，可见那时的社会动荡状况；高适记这次事变，是因为不久之后，朝廷即令高适暂代西川节度使，高适很有军事才能，他很快就击溃了徐知道，徐知道从七月起兵，到八月即被部将李忠厚杀死，这次叛乱时间并不长，但却使一向安定的成都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徐知道一伙将刑具摆在大街上，可以随意杀人。
（梓州杜甫草堂大门）
当时的蜀地什么样的状况呢？东西两川以及山南西道文官们享乐无度，武官跋扈专横，这导致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无法忍受时，到处都是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多人都拿起了武器，各种地方军事势力错综复杂，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为了争夺权利互相杀戮，所谓的平叛官军，往往比叛乱者更无纪律，几乎每次平叛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杜甫集中写了一些诗如《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等等都成为记录当时历史的宝贵材料，他的诗，真的是“诗史”啊！比如《光禄坂行》里有一句“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一个人晚上在山道上行走，马惊了不担忧会掉到深谷里摔死，而是担心不知道那棵草的后面就射出来一只弓箭而随时丧命，想想看，这世道得多乱啊。
（《资治通鉴》书影）
蜀地外面的世界呢？761年3月，史朝义与部下合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史思明；新帝代宗之子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仰仗回纥兵力克复了洛阳，情形与五年前相似（《资治通鉴.唐纪》载：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纸衣）：回纥人一入洛阳，就是烧杀抢掠，平民死者以万计，洛阳城内，大火十天不灭，唐军也在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任意抢掠了三个月，几乎没有一家幸免，人民都穿着纸做的衣服。763年正月，史朝义缢死，安史之乱基本结束，杜甫就在这时听到了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写了那首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当时的大环境）
但安史之乱的结束，并没有让杜甫的生活好转，他依然生活贫困，艰难到居家日用还是依靠朋友的接济，他从762年秋从绵州入梓州，晚秋时一度潜回成都，把家人接到梓州，763年到764年到过两次阆州，762年初冬到过一次射洪通泉，763年再赴绵州，西去汉州，这一段时间杜甫用诗写道“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这段时期虽然不足三年（只有一年零九个月，跨了三个年头），但他是真真尝尽了人世的行路艰难。
这段时期，他衣食完全无着，生活必需完全靠“边头公卿”（杜甫曾写诗说梓州的生活是“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的接济，这些使君、县令知道杜甫能写诗，诗名不小，而且懂得一些药理，用到他的时候，就“肥肉大酒”请他去，但酒肉之外，并无真实的友谊，徐知道叛后，梓州地理位置更加重要，进京入蜀，都成为官员们必经的要道，迎来送往之间，杜甫也常陪在末座，他无可奈何地写了很多陪宴和送别的诗，诗当然没有啥好诗，因为不走心，但他又不得不写，因为他要从他们那里获得生活资料。
（梓州立于水中的杜甫像）
这些官员里，杜甫得助最多也最小心陪侍的是章彝，章是当时的梓州刺史，章彝有军事才干，会打仗也会训练士兵，也因为有严武的原因，他时时照顾杜甫，杜甫就经常陪他宴会、迎送客人，陪他游山寺，陪他打猎游乐饮酒。但两人的友谊也只泛泛，并不交心。到763年11月，杜甫打算到江南去（他实际上是多么想绕道回洛阳老家啊），于是写了一首《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算是他对入蜀之后生活的总结，全诗如下：
（牛头山上的千秋诗圣坊）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或难朽。日车隐昆仑，鸟雀噪户牖。波涛未足畏，三峡徒雷吼。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书，无使长回首。
诗题里说：我将要去吴楚了，写诗留别章彝（章彝是刺史兼东川留后）和幕府里的各位，“柳”是诗的韵脚。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自从我来到蜀地，时间已经很久了，人怎么可能总是长不大，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又老又丑了。阮籍诗有诗说：“朝为美少年，夕暮成老丑。”杜甫这里用了同样的诗意，这是叹息，是对岁月流逝的无奈。
（灌夫骂座）
“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我常常害怕因为性格直率，在喝多了酒之后做出不当的事。（年纪大了之后）我已经告别了过去那个总是疯狂饮酒的我，成为了能屈辱会逢迎他人的人。这里有两个典故，用的不明显，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里有标明，这里说一下：1、灌夫骂座：将军灌夫是个莽夫，公元前131年，安武侯田蚡娶燕王的女儿，失势的魏其侯窦婴与将军灌夫奉王太后的命令前往祝贺。灌夫给他们敬酒，田蚡和他的手下不理不睬，灌夫暴起，大骂在座宾客，田蚡因此抓了灌夫全家，王太后出面杀了灌夫，窦婴也被流言蜚语所杀。杜甫这里用这个典说“失身”是因酒得罪人而给自己招来祸灾；2、郭解折节：郭解是著名的游侠，年少时杀人众多，稍不如意，就杀人，到了年长之后，却能够折节示人，以德报怨，性格完全变了。杜甫这里引用显然也说自己因为年纪增长而变了旧时的耿介性格。但其实，杜甫的“折节”是无奈的，他不折节，生活就没有着落，只有折节，才不致于在梓州受冻馁之苦。
（游侠郭解）
“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过去我就像纵游于江河里的鱼一样自由自在，现在就像没有家的狗一样狼狈。游必有方是对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所以无法告诉大家我要去哪里。纵壑鱼。出自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后来以“纵壑鱼”比喻身处顺境，所至如意。《论语》里说：“游必有方”，出游要告诉辞别的人要去的地方，但杜甫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到什么地方，所以他说：“行止复何有”，万般无奈，其实都在这不知去往何处的悲伤之中。
（梓州草堂的杜甫生平馆）
“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或难朽。日车隐昆仑，鸟雀噪户牖。 ”这几句不难读却无味，就是写饯别的情形，大意是：来了这么多人送行，有的是新知，有的是故友，每个人都送来了多少不等的饯行礼物，杜甫也因此获得了出行的机会（扁舟落吾手），依依不舍的章刺史开筵席在高楼，帐下坐的是各方宾友，有各种送行的仪式（健儿簸红旗），这种欢乐或许我会永远记得，筵席直办到天色已晚还没有散去，可见章刺史的情谊深厚。是真的情意深厚吗，或许对于章彝来说，给杜送行或许只是一件可以开筵席的理由罢了，但杜甫却不得不这样写。
“波涛未足畏，三峡徒雷吼。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长江的波涛没有什么可怕的，三峡的险峻也不算啥，我所担心的是盗贼太多，现在京城还在异族手里，我穿着唐人的衣冠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这些担忧是极正常的，对于一个又老又穷的唐人，在自己的国度里行走，还要担心自己的衣冠穿着风格，这实在是让人悲伤的事情。
（梓州草堂的诗圣像）
“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中原消息已断绝许久了，我的老屋还在不在呢？终于要踏向荆蛮之地了，没有办法，我只有看空一切，听天由命了。老杜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国，在如些境地之下，他想的还是自己远在洛阳的旧屋。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在心理上找到了老庄思想做为自己的心理安慰，听其自然吧。
“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书，无使长回首。”这四句写别后的别后缱绻之怀，所谓的东皇，指的是《楚辞》里说的《东皇太乙》章。《文选注》：“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而南斗呢，是指《旧书·天文志》里所标明的：“南斗在云汉之流，当淮海之间，为吴分”。东皇、南斗指杜甫去之后的地方，如果有信使了就多写几封信，如果没有信使，就多回头看几眼吧。
（老年杜甫像）
这是一首分别诗，又是杜甫对自己入蜀之后的总结，行将告别，其言也哀，岁月已将老杜摧残的不成样子，他想回自己的老家黄屋，但路途战乱阻隔，他回不去，他只能以老丑之态绕道吴楚，期望能找到回家的机会，事实上，他这次的吴楚之行到底没有成行，虽然饯行酒也摆了，各种礼物也送了，路费也筹措到了，但杜甫最终却没有成行。
（成都杜甫草堂的竹木）
写完上面这首诗不久就是新的一年了，也就是764年的初春，由于严武的推荐，杜甫被征召为京兆功曹，他因为东去计划已定，拒绝了。就在此时，又传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消息，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这个消息让杜甫又加重了对成都草堂的感情，草堂堂内的乌皮儿，堂前的新松，江边的水槛和药栏，丙穴的嘉鱼，郫县的竹筒酒，架上的书卷都在召唤着他……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重要了，他决定重回成都。